提到新加坡的美术，人们或许会联想到一批如雷贯耳的艺术家名字，以及南洋风、南洋画派之类的名词。不过，其中能真正具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在构建新加坡历史和文化面貌上有着不可或缺地位和艺术成就的，恐怕只有寥寥数人。你可能会在客厅悬挂一幅美轮美奂的花儿、鸟儿、美人儿、古代山水或巴厘岛“美印地“式的旖旎风情，为闲暇时品味一杯咖啡增添妙趣，但社会与文化是艺术的永恒题材，当涉及塑造“新加坡认同”这一严肃的宏大主题时，那些花花草草、翎毛走兽瞬间会变得轻飘飘。此刻，一些画家的作品会闪现在你的眼前，让你心潮澎湃，甚至泪水涟涟。因为那里面有你儿时的记忆，有你的父辈，有你印象中的力量，有你已经消逝的家园……而许锡勇，或许就是那个画家。
▲许锡勇
许锡勇（Koeh Sia Yong，1938-）是新加坡第二代画家，其父早年从中国潮州南来，是一名普通劳工，靠打更谋生。许锡勇兄妹7人。他在后港一带的醒华小学读书，成绩不好，没将心思放在读书上，只是喜欢涂涂画画；中学成绩也是马马虎虎，上夜班课程。1956年，他考入南洋美专，师从张荔英（Georgette Chen）许振弟（See Cheen Tee）、陈文希（Chen Wen Hsi）、林友权（Lim Yew Kuan）等名师。在校期间，他主修西画，前两年学习素描和水彩，第三年是油画。1957年，经老师陈世集（Tan Tee Chie）推荐，许锡勇加入赤道艺术研究会——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间接奠定了他后来的创作方向以及在新加坡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赤道艺术研究会华乐组》布面油画 84.4X111.5cm (1968)
赤道艺术研究会（1956-1972）“是新加坡独立前夕一直到独立初期重要的艺术团体，成立于1956年。对于其中的艺术家而言，他们画作最核心的特点，是对时代面貌的刻画，特别是对社会现实情节性和批判性的捕捉”[1]。受南洋美专校长林学大的启发，他们相信艺术应该发挥教育功能，描画激情年代的生活，主张“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以捕捉时代脉搏为作品基调”[2]。赤道艺术研究会的前身是“艺术研究会”，附属于1953年成立的“全新加坡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会”，蔡名智（Chua Mia Tee，1931- ）为美术指导。
“艺术研究会”于同年10月遭当局解散后，随即由蔡名智主导发起成立赤道艺术研究会并任首届主席，“有专业的油画、肖像画、水彩画等绘画基础训练，有专业的指导老师……是名副其实兼具美术教学和美术事务发展的专业团体。会员们除了锻炼绘画基础，也学习美术理论，欣赏国外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画家、巡回画派艺术大师列宾等人的创作……”[3]
▲《劳工》布面油画 63X48cm (1967)
彼时许锡勇是第一次看到苏联画家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深受触动，内心泛起对社会底层卑微劳动者的极大同情，由此开始回避那些华丽造作、脱离现实以及不知所云的抽象主义作品。他的眼里全是那些上了年纪，身材瘦削、肤色黝黑的苦力和劳工，以及在街边摆摊售卖的贩夫走卒。他要画他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新加坡。适逢新加坡当时也正经历著历史性的动荡，各种反对英国殖民者，争取国家独立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激荡著许锡勇年轻躁动的内心。
1972年，在政府管制之下，赤道艺术研究会因“违反社团法令”，“遭到当局吊销注册”[4]而宣布解散。在赤道艺术研究会存续期间，许锡勇一直是忠实的参与者、学习指导者和美术实践者。赤道艺术研究会曾有200多位成员，缴费3元即可成为永久会员，美术组按照专业水准分为高、中、低三组，每个礼拜定期活动。许锡勇对此非常怀念：“现在好多画会只是向会员收钱，凑在一起办展，其他什么都不做，没有方向，徒有其名，也不知道在搞什么”。
在同一历史时期，所谓的南洋风格也在悄然成形。“南洋风格在美术上的真正确立，是以1952年刘抗、陈宗瑞、陈文希和锺泗宾赴峇厘岛写生及其随后的展览活动为标志的……很难用一种风格来评价和界定南洋风格，因为每一位艺术家都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语言。但是他们的创作多少有一些共性，例如作品内容多表现南洋渔村、山川、花卉和风土人情，不拘泥于各种创作的媒介，如热带阳光，多鲜亮明快，但鲜有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地带等……”[5]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何谓“南洋风格”尚存争议，但若以比较宽容的定义来看，南洋风格确实被当时的画家普遍追求并存在。许锡勇毫无疑问是属于南洋风格的，但他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是在理想主义引领之下的批判现实主义，与前述画家浪漫主义框架之下的温情、绚丽、以单纯追求热带风物和地域特有色彩和光线变化的唯美主义有着严格的分野和不同。
许锡勇画印度人、马来人，画华族劳工、卖鱼小贩，画新加坡河上运送稻米的木船以及肩扛米袋，走在颤巍巍的跳板上的苦力，也画日据时期在日本人威逼下的苦难人生。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收入国家收藏的重要代表作——油画《日本大检证》《他们来了》”[6]等，广为人知。
▲《日军大检证》 布面油画 85x150cm（1963）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收藏
1963年，许锡勇根据历史资料，创作了《日本大检证》这幅画，“画面上出现的各具神态、表情各异的人物达15人之多。有人大义凛然，有人眼里充满仇恨，有人无限惊愁，有人绝望无助，画面的右上角，两把日军的刺刀在空中交叉相向，寒光凛冽。这幅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在于无法收集历史照片的历史研究中，以写实风格油画来弥补和再现一段仅存于文字和民间口述的历史，因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7]。许锡勇在接受国家美术馆副馆长兼策展人辛友仁的访谈中指出：“最突出的人物是这位，因为他有一种毫不畏惧的表情”，“反抗是我创作安排的”[8]，这足以显示出他坚定的家国情怀。
▲《他们来了》布面油画 85.6X119.5cm (1965)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收藏
《他们来了》这幅画创作于1965年，捕捉了Di Gu（地牛）来巡查的场景。许锡勇说：“我们经常四处写生，这样的场景很常见，这张画是在潮州街新巴刹那边”，“地牛来抓非法小贩，这些可怜的非法小贩就会大喊大叫，急忙逃跑”，但“他们是在讨生活，身为艺术家，有一种打抱不平的想法”[9]。在另一幅至今也没有画完的，记录赤道艺术研究会音乐股学员排练的油画作品上，画面右上角还用红色的笔触写着类似“毛泽东的口号”[10]的标语，颇有石破天惊的时代气息。
自南洋美专毕业之后，与当时众多的美术学生一样，许锡勇走入广告业谋生，时间是在1958年前后。当时，在一位叫徐晓峰的老师帮助和介绍下，许锡勇入职邵氏公司，绘制电影广告，月薪120元。那时写实的风格比较流行，外国广告公司提供的薪资水平亦高。因此，在邵氏工作两年之后，许锡勇转而入职一间外国广告公司，后来也曾在林有福女儿开办的Linda Advertisement广告公司工作过几年，薪水涨到300多块，可以应付一般生活开销和艺术创作。不过，职业画家的生存始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许锡勇不得不帮助报馆设计广告，同时也长年为《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等报纸画插图、儿童漫画和时事政治漫画，获取微薄的薪水补贴。
当时，美术期刊和画册并不多见，也十分昂贵，但许锡勇从不吝惜，经常从海船停留此地时下船消遣的船员手上买二手画册，一本大约10元左右。他也因此喜欢上更多的中国及西方画家，比如徐悲鸿、伦勃朗、珂勒惠支、米勒等等，至于《中国美术》等杂志，几乎是见到就买，前后积下上百册。
许锡勇曾言，他的职业艺术生涯一直充满艰辛。1970年代早期几乎无法卖画，有些画即使送人，过后问起来，也多是被丢弃了。人物画基本卖不掉，除非是肖像类，有装饰意味的风景画略微会有销路。到了80年代，情况有所改观，90年代以后，许锡勇的作品才真正开始引起藏家关注。
2022年，《联合早报》的一则报道让新冠疫情之下的新加坡美术界惊起一层波澜：本地一位亿万富豪许九弟（Michael Koh）默默收藏许锡勇画作，数量达200多幅，并耗资“千万元” 在宏茂桥一带 “建设许锡勇艺术馆”[11]。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许九弟“仰慕许锡勇的作品，在吉隆坡的‘兴艺’画廊看到，买下三幅，包括《上妆的峇厘岛少女》，然后一件又一件，默默地建立起许锡勇典藏”[12]，但始终没有和许锡勇有过直接见面，直到近年才有具体接触，真是一桩趣谈。许锡勇因此成为新加坡第三个拥有私人冠名美术馆的画家，另两位分别是新加坡国宝级画家，102岁的林子平和知名艺术家陈瑞献。
许九弟“是许锡勇画作的最大藏家。艺术馆从木刻版画到油画、水墨画，全面展示许锡勇从1950年代至今的艺术发展历程”[13]，Straits Gallery合伙人，执行总监陈伟光（Kelvin Chan）接受采访时指出，许九弟的收藏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出于精心、深入、敏锐和细致的考虑。他认为：许锡勇的作品宛如一部气势恢弘的历史与社会年鉴巨著，记录了新加坡的历史，反映了新加坡的真实生活，同时兼具丰富的艺术想像力。许九弟正是从许锡勇的画作里看到了他在新加坡河岸边的旧家店屋，看到他熟悉的风景，看到他的父亲和自己曾经走过的身影。在几幅特别的画作上，许九弟细心地贴上印着英文句子的贴纸，充满深情地写下：The key source to Singapore’s success 1950’s-1980’s. I am proud that my father is part of it （这是新加坡1950年代至1980年代成功的重要写照，我很骄傲我的父亲身在其中）。
许锡勇艺术馆里循环播放着他用早年美术比赛奖赢得的一台录像机摄录的影像片段，记录了“赤道艺术研究会的会员到马来西亚东海岸、东南亚（如泰国、柬埔寨、峇厘岛）写生游玩的情景”[14]，不少镜头的主角就是年轻、英俊而略带羞涩的许锡勇本人。他目光平和，浅浅地回望，嘴角泛起一丝丝骄傲和审视的笑意，看不出忧伤。
▲《百合》布面油画 59X59cm (1985)
许锡勇曾“在家里后院种了几百棵向日葵。向日葵每三个月就衰败，天天向上，生命的奔放与灿烂都留在他的油画里”[15]。
注释：
[1]该陈瑶《浅析新加坡现当代现实主义》，《美术报》，2018年7月30日。
[2]姚梦桐《一九五十年代的艺研会与巡回美展——狮岛的历史印记》，《怡和世纪》，2019年7月。
[3]邹璐《这条路，走对了——蔡名智艺术生涯回顾》，The Art of Chua Mia Tee, A Port-rait Of A Life’s Work, 2015.
[4]许锡勇“回顾赤道艺术研究会”的讲演，2005年8月20日，具体记载参见蔡长璜（Chai Chang Hwang），《改写历史的可能过程注一》，2006年6月15日。
[5]同注[1]
[6]黄向京《许锡勇最完整作品集〈造梦者〉发布》，《联合早报》，2022年09月10日。
[7]邹璐《许锡勇的艺术生涯》，《追旧梦的人——许锡勇》The Old Dream Maker Koeh Sia Yong，Straits Gallery出版，2022.
[8]辛友仁《艺术家许锡勇与策展人辛友仁的访谈》，《追旧梦的人——许锡勇》The Old Dream Maker Koeh Sia Yong，Straits Gallery出版，2022.
[9]同注[8]
[10]同注[8]
[11]黄向京《藏家许九弟耗资千万元 购藏建设许锡勇艺术馆》，《联合早报》，2022年4月24日。
[12]同注[11]
[13]同注[11]
[14]同注[11]
[15]同注[11]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