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語的前世今生
「新加坡華語」是在不同時空背景的多元文化、多種語言的異鄉，發展出與原鄉漢語既有相同，也有差異的語種。隨著新加坡單語化現象加深，新加坡華語賴以生存的多元語言生態不斷萎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表現新加坡多元文化特徵的新加坡華語只能走向簡易版的華語。
本文原載於《怡和世紀》第52期，由於在微信上刊用，本文有所刪節。全文可閱讀《怡和世紀》
總體來看，新加坡華語與漢語具有高度的相同點，在相互理解和溝通方面，可說是無甚障礙，也就是我們強調的「大同」；另一方面因方言和多語環境的影響，小部分詞彙、語音、語法有異於現代漢語，這就是所謂的「小異」。
新加坡新學堂從20世紀初創辦開始，採用的課本都是來自中國。直到1950年代才陸續改由本地出版商編輯出版，不過課文大部分還是采自舊有的教科書。可以說，我們學的「華語」，是從課文習得的「民國國語」。
新加坡華語的方言味
另一方面，華人家庭用語普遍是南方各個族群的方言，給我們習得的「華語」添上方言色彩。形成的「新加坡華語」既帶有「民國味」，也帶有「方言味」，這就是它與現代漢語產生小異之處。
以語音來說，我們過去採用「民國音」，以《國語字典》的注音為準，比如「成熟」讀音是「chéngshǒu」，「提攜」讀音是「tíxī」，「角色」讀音是「jiǎosè」。1970年代之後，新加坡教育部在中小學的華語教學上，語音以《新華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的漢語拼音為標準，「成熟」改念為「chéngshú」，「提攜」改念為「tíxié」，「角色」則改念為「juésè」。
新加坡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大部分來自華南，有各自的發音傳統和語言習慣，所謂「鄉音難改」，大可不必處處與漢語看齊。比如「兒化音」，我就不贊成，「沒事」要說成「沒事兒」；「小孩」要說成「小孩兒」。說一段笑話，過去有一位著名報人，他是來自北京的滿裔，寫社論喜歡用「兒化詞」，令許多人受不了，被人譏為「該兒也兒，不該兒也兒」，最後他竟然因「文字」出了「事兒」。
又比如疊字詞「娃娃」「媽媽」「遠遠」等，後一個音節要念輕聲，身為「南蠻」的我們念起來，一不小心，「媽媽」就念成「罵馬」。另外，根據南方人的語音習慣，「吃風」是念成「chīfōng」；「蜜蜂」念成「mìfōng」，「風」和「蜂」不像漢語拼音的發音，要發為「fēng」。這些發音的問題，對我們南方移民的後代來說，有語言習慣的原因，更多的是地域感情的羈絆。
新加坡華語與中國白話文運動
說到語法方面，鮮為人知的是新加坡的白話文教學，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幾乎是同步發的。
1906年新加坡第一所新學堂廣肇養正學堂成立，一開始就採用「官話」教學。1919年，中國政府教育部下令，改「國文」為「國語」，在「國語運動」的推動下，全國新學堂改為白話文教學，新加坡新學堂蕭規曹隨，也相應採用白話文教學。
這一百多年來，新加坡辦報寫文章，產生大量的文學作品。從這些文章和文學作品中，可以發現新加坡華語的語法規範。由於受南方方言影響，新加坡華語在一些句子結構和語法方面，會與現代漢語略有不同，所幸的是兩者在語法方面差別不大，不至於產生誤會。
另一方面，新加坡華語教科書長期採用民國編書傳統，以「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作為編輯方針，課文選用許多中國新文學時期的文學作品，新加坡華語藉此得以借鑑及熟悉「國語」的句子結構和語法，拉近兩者之間的差別。
新加坡華語詞彙的四個來源
新加坡華語詞彙是最能區別新加坡華語與漢語的部分，也是最能顯示它在大華語中獨特存在的表現。
新加坡在1819年開埠後，身為自由港和居於有利的地理位置，冒起成為東南亞的經貿中心，吸引大量的華人移民，很快地形成一個人數眾多的華社。華人的方言和華語與馬來社會的馬來語、殖民者的英語，來回交錯，交流碰撞，吸收彼此的元素，產生許多新詞彙，成為新加坡華語詞彙的來源之一。
16世紀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華人移民早已落戶南洋各地。中西文化接觸，是從洋人與南洋華人的相遇開始的。南洋華語與西方語言、文化的接觸互動，創造不少的新詞彙，新加坡有幸繼承這些南洋華語詞彙的遺產，大大豐富了新加坡華語詞庫，這是新加坡華語詞彙的另一個主要來源。
新加坡華語詞彙的構成，按其詞素組成來分析，主要可分為四大類：方言藉詞、其他語言藉詞、自創華語詞彙以及港台引進詞。
這些詞彙有一部分尚停留在口語階段，另一部分已經完成口語向書面語的轉化，成為定型的新加坡華語詞彙。這些定型的詞彙，是我們討論的主要對象。
方言藉詞主要來自福建（閩南語）和廣東（粵語）兩大方言，少部分來自潮州、海南、客家方言；其他語言藉詞，涉及的主要語言除本地馬來社會的馬來語，殖民者帶來的英語，少部分源自印度人社群的印度語，以及葡萄牙語和荷蘭語等；自創華語詞彙主要是本地華人對接觸到的新事物，根據華語的構詞習慣，創造較有學理性的新詞；港台引進詞彙是指直接引進流行於港台的特有用語。
新加坡華語源自方言的詞彙，主要集中在食物名稱，比如：海南雞飯、肉骨茶、菜頭粿、發粿、炒粿條、撈魚生、紅毛丹、山竹、黃梨、雜菜飯等；其他有怕輸、舞獅、腳踏車/腳車、大耳窿等。
其他語言藉詞馬來語占的比例較高，比如：榴槤、沙爹、羅惹、叻沙、咖喱、漿露等，這部分屬於食品名稱；另外還有：甘榜、巴剎、奎龍、五腳基、拿督、拿督公等。
源自英語有：三文治、比薩、固本、固打、德士、巴士等。
自創華語詞彙主要有：組屋、樂齡、胡姬花、集選區、山芭、燒芭、華社、華校、華教、街頭黨等。
港台引進詞彙有：電腦、人氣、寫真等。
新加坡華語還有一些詞彙，在過去一段時期很流行，事過境遷，逐漸少人運用，不過多少了解一下對了解我們的歷史，不無幫助。比如：健康文藝、顛覆分子、緊急狀態、黑區、默迪卡、私會黨等。
新加坡單語化加深
獨立後，新加坡政府在語言政策上的用心，其苦心積慮，其雷厲風行，有目共睹。在經濟繁榮的背後，這四十年來，新加坡語言生態發生激烈的變化，比如英語的地位得到大力提高，作為法定的行政語言，英語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深入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以英語當作家庭用語的占比大幅度提升。
華語被分配為代表華人的「母語」，在學校當作第二語言學習，禁止方言在官方或公共場合的應用。在沒有古典文化和經典新文學作為根基的新加坡華語，「民國味」的消失指日可待；華語和方言作為社會和家庭用語逐漸被英語取代，新加坡華語的「方言味」也失去賴以滋生的土壤。
新加坡呈現的是「雙層語言」（diglossia）而非「雙語」（bilingualism）的語言現象（美國語言學家費舍曼所言：「diglossia without bilingualism」） 。
在精心打造的人工語言生態花園，單語化現象加深，新加坡華語賴以生存的多元語言生態不斷萎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表現新加坡多元文化特徵的新加坡華語只能走向簡易版的華語。
在過去，新加坡華語的發展只能依靠華社民間力量和資源來推動。慶幸的是在獨立前，新加坡華社以堅忍不拔之志，建立了完整的華文教育系統，華校和教科書成為新加坡華語規範化的重要推手，對新加坡華語詞彙的定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從過去新加坡華文報章的用語情況，可以看到兩個特點：其一是新加坡長期在殖民統治下，華語不是官方語言，缺乏官方主動介入推動，也沒人主導編輯詞典來規範，華語標準化和規範化的進程緩慢而且不是自覺的。
因此，造成在詞語應用上出現紊亂和恣意的狀況；其次是新加坡華社主要是由來自中國南方的各個方言族群組成，其語言社區難免受方言深刻的影響。一些方言色彩濃厚的詞語長期受到華文媒體青睞，在民間日常交流和使用上更是盤根錯節根深蒂固。
新加坡華語雖說集南洋華語之大成，但並不是孤懸海外，它與漢語長期保持互動，對豐富漢語詞彙貢獻不少。新加坡華語詞彙，有些是從漢語原鄉直接輸入；有些是因社會環境的不同產生。兩地詞語之間的碰撞和互動，其中有交集，也有變異。它們之間沒有主從關係，兩地詞語在演變中，既有漢語給予的影響，也有新加坡以區域華語的身份反哺的成分。
探索新加坡華語的形成，是以新加坡作為地標，去檢視華語在南洋地區以及中國的發展，這過程不僅僅是新加坡（南洋）華語與漢語的交流和互動，也是一個雙方共創和共享的成果。
我們不應該把華語詞彙的產生和發展的探索，僅僅局限在中國大陸地區，而是必須擴大我們的視野，把它一同放到東南亞整個地區的歷史大語境中去考察，才能對其發展的軌跡拼出較為完整的圖景。
本文原題《新加坡華語的前世今生》，載於《怡和世紀》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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