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過去幾周,新加坡因出現多個社區感染群和無關聯病例,目前處於「高警戒第二階段」。
大家是否還記得,去年三月底出現的那波疫情,主要為客工宿舍傳播。當時,新加坡獨立時事評論員蔡裕林就曾著文,分析了新加坡客工宿舍爆發病例的諸多原因,以及當局的應對策略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
最近,客工宿舍病例零星出現,經歷了去年的慘痛教訓之後,相信當局已經做好準備,進行的密集檢測、迅速追蹤等,防止客工宿舍爆發感染群。
本文完成於2020年3月,目前已被收錄在蔡裕林今年5月8日出版的《新加坡抗疫紀事》一書中。
檢視新加坡應對冠病19的表現,客觀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剖析與論述:一是它具有著怎樣的正面意義和亮點;二是它面對與存在哪些短板與不足。
從疫情演變出現令人意外的確診病例竟然如此之多,的確顯現新加坡方案存在明顯的不足,不過,當人們深入的剖析病例數字的真實情況,又會發現這個國家的防控冠病疫情還是做得極為紮實與可取。

新加坡所展現的防控實力與功能,概括而言,就是既關注經濟也心繫人命健康。因此,在整個防控過程中,始終堅守這兩個核心理念。具體表現在可防可控階段,極力維續經濟與社會正常運轉的同時,確保每一個病患得到最好的收治;在難防難控階段,當疫情出現大規模傳播後,不惜實行阻斷措施的同時,也要確保每一個病患,不論是國民還是客工,都得到最妥善的照顧與收治。
深究新加坡病例飆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於彰顯這是一個以法治國,信守承諾的國家。為此,當疫情全球化導致在國外的國人(包括長期准證持有者)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脅,也就義不容辭地敦促和承擔一切費用讓他們回國。即使是數十萬計的客工,也感於他們對國家建設的貢獻而給予等同相待。這種高度重視法權的踐行,不能不說是它不足中的亮點。

(榜鵝S11客工宿舍曾是新加坡最大的感染群,圖源:谷歌地圖)
儘管客工宿舍病例的出現,成為新加坡防控對策中一大缺陷,但隨之開啟的應對舉措,卻又充分證明新加坡具有非常強大的組織與動員能力。新加坡採取有別於中國創建方艙醫院的應對舉措,就是最大限度地善用現有的設施和空間,如軍營、空置組屋、學校、展覽中心、酒店、體育場等,改建成收治病患的社區護理設施、社區康復設施、拭子檢測中心、健康客工隔離設施等。新加坡政府還在對抗疫情過程中,大力擴建醫療設施,如ICU病床;大力組織與動員自願者加入醫療護理。可以想像,要在一天內為超過10,000名的馬國客工安排住宿地點,又得為數以萬計來自其他國家的客工疏散到不同住所,沒有強大組織能力是不易辦到的。
新加坡方案的政策思路,從一開始就建立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共同防疫。因此,由始至終展現高度的公開透明。不僅對疫情沒有任何隱瞞,而往往是事前把可能發生的不好情況加以預示,以提醒人們做好思想準備。該做就必須做,就像嚴密的檢測必然出現病例的遞增,也絕不會為了面子而失去里子。

(圖源:新加坡人力部)
誰都知道有錢好辦事。新加坡在對抗冠病19過程中,顯現與許多國家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政府先後五次推出的財政預算,展現了新加坡別具一格的形象。新加坡得以從長期累積的國家貯備受益,不僅對國人和客工可減輕冠病帶來的打擊,並為保企業、保員工、保未來提供了有力的支助。
新加坡防控冠病19的表現,當然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這一點從時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聯合主席黃循財、以及時任人力部長楊莉明都已先後表達了將會在疫情結束後進行反思與全面檢討。

(時任人力部長楊莉明,圖源:楊莉明臉書)
到底新加坡防控疫情的最大不足或缺陷是什麼?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情狀?有什麼教訓值得吸取?它又提供了怎樣的啟示?
1、防控疫情的心態與姿態。從時間點看,冠病疫情的突如其來剛好發生在代際過渡的關鍵時刻,作為深受世人矚目的小紅點,為了展示新加坡的國力、優勢,也為了顯現國家領導的決心與能耐,秉承成功的信念和戰勝病毒的意志,從而設定的對策就充分地顯現在不僅必須確保有效的防疫,更要做到最好以凸顯新加坡和代際過渡的能耐,從而取信於民。
這樣的定位與立足點,確實是客觀發展的需要,既要維持最好也要做到最好。換言之,從李光耀時代向後李光耀時代過渡,這是必然。但能否維續最好也做到最好,並不取決於決策者的定位與思維走向,而在於決策者是否能站在巨人肩膀上展現應有的高度和智慧。從疫情演變的事實,顯而易見,決策者並不足於展現如此的高度和智慧。

(圖源:Unsplash)
聯繫近年新加坡應對諸多國內外重大事件,就像維續與展現小國大外交,2011年大選受挫後的一連串改革、公交事件的滯後處理等,深究起來,或多或少都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就是領導能力落差引發的治理缺陷。這一點必須從根本上加以重視,並須尋找應對方案不可。
2、疫情的出現開啟了新加坡防控冠病的戰鬥,正如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聯合主席顏金勇所言:「只是按下按鈕。」進而當社區出現搶購食物和生活用品的恐慌現象時,時任貿工部長陳振聲在閉門會議批評市民「丟臉」,試想這是一種怎樣的心態與架勢?

就當時的疫情看,決策者的確應對得很好。不過,如果深一層地分析,這種態勢對疫情可能出現變化是否具有高度的警惕,不無存在疑問。客觀而言,決策者必須對任何一次新的病毒可能引發的危害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不是因有了「警示級別」(DORSCON)就能自然順轉。同樣的,面對一種新的可怕病毒,人群中必然存在相對易於引發恐慌的群體,嚴苛責備不在於是否對錯,而是作為決策者如何審視與評斷疫情與民情。一句話,在新冠病毒面前,展現的是低估而失去高度警惕,而不是高估造成的恐慌,有必要受到認真的檢視。
作為經驗教訓,今後有必要在設定和調較警戒級別的內容與執行機制時,清晰闡明或附加說明在執行既定的警戒級別時,如何應對新的風險評估與預警。

3、新加坡這次面對客工群體大面積感染冠病19,客觀而言,既有結構性的問題,也有決策者思維盲點的缺陷。雖說疫情嚴重化後,決策者在化解危機上有著不錯的表現,但整體而言,仍然無法忽視和低估由此帶來的慘重損失。
在全面檢視問題之際,有必要先追溯與釐清客工宿舍為何會造成如此情狀。新加坡的客工問題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由於數量相對還沒有那麼多,儘管不時都曾出現住宿或社區糾紛,但並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新世紀之後,特別是大量引進外勞以拉動經濟增長,導致客工問題逐漸嚴重化。
2013年12月,小印度的騷亂事件便是這一事態發展的集中表現。政府的事後反思與檢討,顯然為了預防可能發生的類似事件而尋找可行方案。建造客工宿舍猶如雨後春筍,也就不難理解。

就新加坡的現實而言,不可能不引進客工,即使是有限度地引進客工,也無法根本排除由此引發的問題。因此,如何引進與如何避免引發不可控的情勢湧現,便成為了當政者的治理難題。在檢討時,就必須意識到不能單從防控疫情的需要考量,正如建造客工宿舍可以預防客工假日在特定地點群聚的風險,卻也存在病毒集中擴散的風險。長遠之計,應當是兼顧多層面的需要與風險評估才是上策。

(圖源:人力部)
客工宿舍疫情演變至如此嚴重,決策者存在的思維盲點是毋庸置疑的。時任人力部長楊莉明和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聯合主席黃循財的說詞,說白了,正好從反面印證了決策者的思維盲點。作為統領者,不僅要眼觀四方,耳聽八方,更要心中有數。這個數就是國情,就是實情。每一個問題的出現,都必然引發可看見和不可看見或難以看見的情景、狀況、群體。心中有數就意味著,時時刻刻都記得或知道客觀上存在著哪些問題,風險在哪裡?如何應對?只有事事考量周到,處處防備到位,才有可能做到滴水不漏,而不會因為思維盲點總在事後補救,成為救火忙人。
治國難,治好國更難。同樣的,防疫難,全面有效防控更難。但身在其位,不得不為之也!再難也要做到最好!這就是作為人民公僕的職責所在。
《新加坡抗疫紀事》講述了新加坡在2020年面對疫情的反應以及政府、民間團體如何應對挑戰、全民上下抗疫的過程。
已上架的書局包括:友聯書局、友誼書齋、紀伊國屋書局烏節、卓爾書店和大眾書局(包括百勝樓、大巴窯、裕廊坊、馬林百列、長堤坊、納福坊、淡濱尼和NEX的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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