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英語該不該降權」的爭論又衝上熱搜。作為交流語言，這樣的爭論始終在人們的話題之中。
而英語通用，但多語言並行的新加坡仍在嘗試回答一個相似的難題：
在一個英語已經是絕對主導語言的環境里，母語還能不能真正活下去？
新加坡用了幾十年回答這個問題。它的答案，比「二選一」複雜得多。
「兩個都要」的選擇
最近引起話題的老師，他想表達的方向是「減負」的目標和內部文化的關係：
既然大多數人工作後用不上英語，那就不應該讓所有人陪著少數人「無效內卷」。這個邏輯有一個隱含的前提——英語和文化體系是競爭關係，多學一門外源流，就少學一門本源流。
新加坡的選擇，和這個前提不太一樣。
新加坡的雙語政策從建國初期就確立了一個文化平衡的基調：
英語定為工作語言和跨族群溝通語言，母語是文化根基和身份認同的來源。
教育部長李智陞在2026年母語學習論壇上提到：「雙語能力是新加坡教育體系的基石，也是新加坡人身份認同的關鍵部分。」這不是一句口號。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新加坡5歲以上在家最常說英語的人從2010年的32.3%上升到了48.3%，最常說華語的人則從35.6%降到了29.9%。
面對這種趨勢，新加坡沒有選擇「順其自然」，而是在2026年加碼了對母語教育的投入——教育部將母語學習與推廣委員會的撥款從3000萬新元增加到3300萬新元（2026-2030財年）。
這個動作說明一件事：在英語已經成為絕對主導語言的環境里，新加坡並沒有選擇「順其自然」，而是在主動為母語留出空間。
這和「取消英語主科」的邏輯恰好相反——新加坡不是「少學一門」，而是「確保兩樣都不丟」。
英語不是一門課，而是學數學、科學、歷史的底層工具
在英語主科爭論中，一個被反覆提到的痛點是「啞巴英語」——學生能分析長難句，但面對簡單對話卻張口結舌。
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在於英語「占用了太多時間」，而在於英語被當作了一門「考試科目」來教，而不是一門「使用工具」來練。
新加坡的英語教育從第一天起就是「用英語學」——用英語學數學、學科學、學歷史。英語不是學習的目的，而是學習的載體。
2020年，新加坡15歲以上居民中通曉英語的比例從1990年的56%上升到了77%。
（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所以英語在新加坡不是「少數人掌握的技能」，而是全民參與全球競爭的基礎建設。正是這種全民英語能力，讓新加坡能夠成為跨國企業的區域總部、國際金融中心和法律仲裁地。
在這種模式下，英語能力是「用出來的」，不是「考出來的」。學生不需要額外花時間「學英語」——因為每一門課都在訓練英語能力。這和國內把英語當作一門獨立科目、在有限課時里反覆刷題的模式，有本質區別。
對於去新加坡讀書的中國孩子們來說，跨越英語的階梯，有時比付出跨國的勇氣更難。
母語不是「加分項」，而是一個需要主動保護的生態
到英語已經成為教學媒介語的環境里，母語面臨的挑戰比國內大得多。
國內家長可能覺得「中文不用學也會」——因為整個社會環境都在用中文，歷史文化是耳濡目染、沉澱多年。
但在新加坡，情況完全不同。舉個例子，一個中一通過AEIS進入政府學校的孩子，周一到周五所有學術科目都是英語授課。
只有在華文課上，他才會用中文討論、用中文寫作、用中文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他選的是高級華文，他才接觸到華文文學和更深層的文化討論。
但如果他的家庭日常用語是英語，這一周幾個小時的華文課，就是他接觸母語的全部時間。
這就是為什麼新加坡要更主動為母語「創造場景」。
人民行動黨社區基金會（PCF）旗下所有學前教育中心從2026年起提供三種母語課程，預計惠及約4萬名兒童。
小學階段推出「母語SOAR閱讀計劃」，用故事和遊戲讓孩子在母語中找到樂趣。
中學階段通過高級華文課程、華文語文特選課程和文化浸濡活動，為華文能力強的學生提供深化學術訓練。
這些動作的共同指向是：母語在新加坡不是「自然習得」的，而是需要制度性支持的。 英語負責「打通世界」，母語負責「紮根自己」。兩者不是競爭關係，而是分工關係。
真正議題：
不是「學不學」，而是「怎麼學、學到什麼程度」
如果把新加坡的經驗放在「取消英語主科」的爭論里看，它提供了一個中間答案：不必取消，但需要認真定義「學英語的目的是什麼」。
英語要學好，因為它是參與全球競爭的「基礎設施」。
母語文化也要學好，因為它是身份認同和文化根基。
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是「誰比誰更重要」，而是「誰在什麼位置發揮了關鍵作用」。
這場爭論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不是「英語該不該降權」，而是「孩子學英語的方式，是不是在浪費時間」。
9月23日的直播當中，新加坡教育網也邀請到課窩教育的顧問老師為大家解讀，英語和母語在新加坡課程體系當中的重要性，對於新加坡學生來說兩者是選課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