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園區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早期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是對當時剛剛興起的自由貿易原則的一種實驗或實踐。公認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經濟園區，就是1574年建立於義大利熱那亞灣的雷格亨自由港。從那時起，自由港、自由貿易區等多種形式的園區在世界各地時有出現。
產業園區將產業分布優化與產業集聚效應相結合，形成具有區域競爭力的產業群落，是區位理論在實踐中的重要創造和發展。全球產業園區的蓬勃發展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科技革命與新經濟興起的結果，同時也是科技革命與新經濟迅猛發展的助推器。如美國的「矽谷」、128公路高技術帶、北卡羅來納三角研究園等350個科技園區，都相繼創辦於這一時期並成了信息技術革命的搖籃和引領全球新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英國也創辦了劍橋科學園、蘇格蘭矽谷等園區。
在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和產業升級中，產業園區尤其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產業園區對於我國而言是一種舶來品，是改革開放後我國試圖推動經濟快速成長、產業加速集聚的一種路徑嘗試。如果對產業園區做一個定義的話，乃是在政府強力主導和提前規劃的基礎上，通過制定相關產業支持政策、稅收優惠等條件營造產業發展所需的獨特優勢，然後通過招商引資、土地出讓等方式引進符合相關條件的產業發展項目，並服務於生產製造，研發辦公，倉儲配送、商貿物流、生產性服務業等產業價值鏈上相關環節的新型形式。
中國產業園區發展經歷了的五個重要階段：
階段1：1979年~1984年
改革開放初期，蛇口工業區一枝獨秀的探索期。作為中國產業園區的鼻祖，借鑑了新加坡的「裕廊模式」為發展產業而開闢了一個相對獨立、創新嘗試的集中區域，以招商引資和服務生產為主要目的，但弊端是過於單一的工業功能，對於園區的城市化配套規劃不足。
階段2：1984年~1995年
開發區與高新區模式的初創探索期及經驗推廣期，集中於省會及經濟發達的大中城市。從1980年開始，已先後建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大經濟特區，隨後又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等14個沿海城市，以及長江、珠江和閩南三角洲、海南島、浦東新區、蘇州工業園區等，一大批經濟技術開發區相繼建立起來，並不斷從沿海地區向沿江、沿邊和內陸省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拓展。以更優惠的稅收政策和土地政策、及各類經濟自主權來吸引外資。1988年8月後，在火炬計劃的推動下，各地紛紛創辦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通過實施高新技術產業的優惠政策和各項改革措施，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隨著時間推移，開發區與高新區出現融合化的趨勢。
階段3：1995年~2005年
開發區與高新區的爆發期，向各級城市、縣區擴散，城市間、園區間競爭加劇，出現惡性資源浪費、質量良莠不齊等各類問題，並引發國家清理整治行動。1992年鄧小平南巡掀起了社會經濟市場化發展的熱潮，1994年分稅制改革刺激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動力。區域之間的競爭，尤其是以園區為工具的激烈競爭，的確促進了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經濟的迅速起飛。但過度爆發的園區很快帶來了很多惡果：產業雷同、盲目投資，低水平重複建設；大搞房地產開發導致土地供應總量失控，結構失衡；惡性競爭，導致國有土地資產流失；圈占集體土地、徵用農民集體土地，嚴重損害農民利益等等。2003年，國務院發文暫停審批新設立或擴建各類開發區，並開始全面的整頓清理。2005年，經過規範後的政府性產業園區數量，從6866家減少到1568家；規劃面積也由3.2萬平方公里縮小到9949平方公里。在嚴厲的清理大潮下，開發區、高新區數量有所減少，整體規模趨於穩定，發展也重新步入正軌。
階段4：2005年~2011年
國家整治後的發展新時期，「國進民退」十分明顯。以土地財政為基礎的政府投融資平台模式和市場力量在園區開發建設中交叉並行，注重工業用地的有序集約式開發，出現了眾多創新模式，如華夏模式、聯東模式、天安模式、億達模式等。市場化園區開發力量出現了兩類重要趨勢，一類是PPP雛形的探索，以華夏幸福、宏泰發展等為代表，與政府緊緊捆綁，代行政府的土地整理、基建和招商功能，以更靈活更積極的市場化招商策略吸引大中型企業入駐，並分享土地和地產增值收益，形成一套獨特的產業新城開發模式；另一類以聯東、天安、億達為代表的市場力量，開始由早期機會型、混沌型的粗放型經營向專業化、規範化發展升級，其產業地產開發理念和模式逐漸升級，更貼近中小型企業的產業需求，形成了一套標準化、流程化的開發模式。
階段5：2011年至近年
產業園區作為一個獨立行業被清晰認知與重視。2011年十二五規劃啟幕，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變遷打開了市場化產業地產運作的巨大空間，吸引了各類資本湧入園區開發領域，引領開發的核心力量從政府轉向社會資本，運營者開始走向全國擴張與資本市場，產業園區發展呈現成熟化和泡沫化並行的階段。主流的發展趨勢是打造產城綜合體模式，推動產業園區向復合型、綜合性的功能節點、城市節點轉型，構建產業、人氣、城市化水平良性循環，形成產城融合，產業園區發展走向服務化、平台化、多元化的轉型階段。各地政府也開始紛紛出台彈性用地政策、細化產業用地分割銷售政策等，產業地產的重要生產資料——工業用地，面對著一個複雜的局面 - 一方面是政策的明晰和標準的明確，另一方面卻是區域性政策差異越發拉大。
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發展模式
知名生物產業園區三類發展模式
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的發展模式分為三大類：研發主導型、產研互動型和製藥主導型。
產研互動模式經典園區案例
案例一：上海張江高科生物醫藥園
全國第一批生物醫藥產業園之一，為全國生物醫藥產業園的建立起到標杆作用。
園區面積：上海張江高科園區28km²，其中生物醫藥產業區2.3km²
產業定位：以生物醫藥、集成電路、軟體為核心
交通區位：靠近水運航空樞紐；距外高橋港口15公里；距洋山港40公里 ；距浦東機場20公里；20公里內擁有上海站、西站、南站火車站
上海張江高科園區功能區劃：
張江高科生物醫藥園1994年成立，歷經20餘年發展，依託產業龍頭啟動，以學研帶動生物產業升級，注重創新孵化平台搭建，打造完備創新產業鏈。形成新藥研發、藥物篩選、臨床研究、中試放大、註冊認證、量產上市的全產業鏈。全球排名前10的製藥企業7家設立研發中心，科研機構和研發企業400餘家。
張江高科生物醫藥園發展歷程：
案例二：武漢光谷生物城
武漢光谷生物城是國內成長最快的生物醫藥產業園，建園8年後已成長為全國排名第二的生物醫藥產業基地。
交通區位：區內道路便利，附近有武皇、滬蓉、京珠等高速公路，另有多條國道；距離武昌火車站10公里，距離漢口客運碼頭20公里，距離天河機場40公里。
光谷生物城是武漢東湖高新區的一部分。武漢東湖高新區將以「光谷生物城」為核心基地，以「武漢軟體新城」為輔助平台，共同創建「智慧健康園」。
武漢東湖高新區規劃圖：
光谷生物城定位：打造集研發、孵化、生產、物流、生活為一體的生物產業新城
光谷生物城產業布局：生物醫藥、生物農業、醫療器械、生物服務、智慧醫療與健康、精準醫學等領域
光谷依託龍頭智造環節起步，集聚國內外龍頭企業的產研基地，產研互動式發展，吸引醫療機構和龍頭企業總部落戶。已成功引入約20家國際知名龍頭企業、70家湖北本地企業設立產研中心。
新加坡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發展啟示錄
2017年11月，Pugatch Consilium諮詢公司發布《2017年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生物製藥行業競爭力及投資環境指標》(BCI）的研究報告，新加坡名列第一，美國第二，中國排名20。新加坡有哪些可供借鑑的經驗呢？
政府重視生物醫藥產業
新加坡1965年建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發展節奏，根據自身條件，未雨綢繆，調整經濟政策，先後經歷了5個發展階段。這5個發展階段包括：60年代的勞動密集型發展階段、70年代的技能密集型發展階段、80年代的資本密集型發展階段、90年代的高新技術密集型發展階段、2000年之後（21世紀）的知識密集型發展階段。
2000年之後，新加坡政府確定了三個科技產業，生物醫藥是其中之一，成為知識密集型產業的代表。
生物醫藥產值從2000年的60億新元，增長到2015年的300多億新元，已占新加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1%，並提供了16000個就業崗位。
生物醫藥成為和電子、化工、工程並列的新加坡四大支柱產業。
不同類型園區定位明確
新加坡政府根據「轉化醫學」理念，按照臨床需求、研發轉化、生產製造三個環節，分別建設諾維娜健康城 (Health city Novena)、維一科技城（one-north）、大士生物醫藥園(Tuas Biomedical Park，TBP)。不同類型的企業和研究機構聚集在不同的園區。
1
諾維娜健康城
以醫院為中心，在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可以進行臨床研究、發現未被解決的臨床需求。
諾維娜健康城位於諾維娜地鐵之上，集普通公立醫院、高端私立醫院、個體診所、商業、中長期護理、教育培訓於一體，由13座建築組成，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醫療mall。
2
維一科技城
以科研機構中心，旨在推動研發創新和成果轉化。
維一科技城因處於北緯1度而得名，靠近新加坡國立大學和科學園區，是一個彙集研發、創新和實驗平台於一體的創新熱點。在這裡，工作、學習、生活、休閒實現了「一體化」，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科學家、研究人員以及科技創業者可以充分交流，激發靈感。
3
大士工業園區
以醫藥製造企業為中心，旨在帶來稅收和就業。
大士工業園吸引了40餘家國際領先的生物製藥公司入駐並設立了製造基地，生產多種多樣的原料藥、生物製劑和保健品。例如輝瑞、雅培、葛蘭素史克、默沙東、諾華、塞諾非-安萬特等。
政府投資專業生物醫藥園
啟奧生物醫藥園(Biopolis)是維一科技城的組成部分之一，靠近肯特崗校區，新加坡的公立醫院和醫學院都在附近，非常有利於進行科研成果轉化和臨床研究。
這裡是生物醫藥公共研究機構及實驗室的所在地，科學家、科技創業者和研究人員匯聚在此。
政府採購各種最先進科學設施，搭建公共服務平台，使企業降低研發成本，縮短研發時間。此外，園區還提供了各種可供企業使用的會議設施。
園區的代表性研究機構包括哈佛大學教授Daniel Tenen領導的的癌症科學研究院（CSI）、阿斯利康（AstraZeneca）、拜耳先靈醫藥（Bayer Schering Pharma）設立的研究機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