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的一項研究，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新加坡如今最大的社會分化，是社會經濟階層，而非種族或宗教。
這句話喜憂參半。
喜的是，新加坡一直以來最慎而重之處理的種族及宗教課題，已不再是最需要擔心的那一個。
憂的是，化解有錢人與普通人的差異，成了新加坡的下一個重大挑戰。
時隔五年，新加坡經歷冠病疫情、全球金融樞紐地位洗牌等事件，已搖身一變成為亞太區「最吸金」的城市，對高凈值人士的吸引力與日俱增。
意即社經階層所導致的社會分化，有必要更加警惕。
倫敦投資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估計，我國去年共有約24萬名高凈值人士（百萬富翁）、329名億元富翁（凈資產1億美元以上），以及27名億萬富翁（凈資產10億美元以上）。
在全球百萬富翁人數最多的20個城市中，新加坡排名第五，僅次於人口更多的紐約、東京、舊金山及倫敦。
另外，綜合官方數據，設立在新加坡的富豪家辦，從2020年的400個大幅增至2022年的1100個。
隨著新加坡人口密度愈來愈高，土地越來越稀缺，富人和一般新加坡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頻率勢必更高。
這無可避免衍生兩大問題：
富人「應該要如何生活」，才能避免愈來愈激化的社會矛盾？
政府是否該適時介入，避免一般新加坡人追求生活品質的成本進一步升高？
不要炫富、多做慈善
針對第一道問題，這套「表面功夫」是現階段最常被提到的解方。
2018年，本地曾出現一本未經當局授權的中學社會知識輔助課本。
該書因聲稱在熟食中心用餐或在組屋區踢足球等同於來自社會低下階層，在家中講標準英語或打網球才算是上流社會，以刻板印象定義社經階層而引發軒然大波。
總理李顯龍當時在國會上針對此事做出回應時這麼說：
「我們不鼓勵人們炫耀他們的社會優勢。對那些以鋪張方式彰顯財富及地位，甚至瞧不起其他較不幸或弱勢人們的人，我們應該嗤之以鼻。」
他說，新加坡人「應該強調的是我們的共同點，而非突出我們的差異」。
可以說，錢財不露眼，或不以讓他人不悅的方式炫富，是富人在本地生活的第一門課。
值得一提的是，在28億洗錢案中，被告們鋪張的生活方式，花錢不手軟的各種細節，透過庭審及媒體一一揭發。雖是個案，但恐怕無助於緩解本地人對富人既定印象的固化。
更糟糕的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也就算了。這些人還是靠著不法途徑所得，在本地吃香喝辣了好一段時間，我國是否對資金流入過於來者不拒，勢必引發進一步討論。
洗錢案被告蘇海金住所。（聯合早報）
第二門課，多做慈善。
我國第四代領導班子領軍人，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在今年9月的新加坡經濟學會年度晚宴曾指出，較富裕者應該意識到，他們的成功有很大程度歸功於新加坡的穩定和機遇處處的制度。
因此，較富裕者有責任儘自己的一分力量，幫助扶持同胞。這不僅僅是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來實現，而是要進一步培養行善和回饋社會的文化。
本地媒體《聯合早報》今年也有一篇專文，介紹了那些居住在本地的富豪如何以行善方式回饋新加坡。
富人湧入推高本地生活成本？
但往下細究，有些更深層的問題卻也不能避而不談。
新加坡是個務實的國家，新加坡人也具務實性格。
對部分富人炫富感到厭惡的情感因素，恐怕不是一般新加坡人對本地富人越來越多感到不安的唯一原因。
實際上，人們在生活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或許這才是這種不安背後的深層因素。
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新加坡常年奉行英才制度，無論處於哪個社經階層，只要肯努力，就有機會向上流動，是國家得以持續發展的根基。
但大批高凈值人士的湧入，似乎讓這種「努力就有機會」的模式變質了：
一些新加坡中產階級和野心勃勃的年輕人開始發現，要維持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已經越來越困難。
必須強調的是，這裡指的生活方式，並非一般的柴米油鹽醬醋茶，而是一些提高人們生活品質的中高端消費。
最具體的例子是火熱的私宅市場，以及屢創新高價格的擁車證。私宅價格的飆漲甚至產生外溢效應，導致不少跟不上私宅漲幅的中高收入國人「降級」轉投轉售市場，進而推動後者價格節節攀升。
誠然，無論私宅或車子，在新加坡絕非必需品。住在組屋、搭公共運輸、在小販中心用餐，也可以過得好好的。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能買車買私宅的，也一直都是少數人。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新加坡，社會流動是人們奮鬥的動力，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質通常也是這個過程中的追求目標。
一旦中產階級，或認為自己能透過努力「升級」生活條件的人們發現，向上流動的成本變高了，甚至到達遙不可及的地步，那就是必須警惕的現象。
本地私宅價格居高不下。（聯合早報）
隨著相對剝奪感加深，人們恐怕會陷入「再努力也沒用」的情緒，而失去可以為之奮鬥的動力。中國年輕人的「內卷」和「躺平」殷鑑不遠，是引以為戒的教訓。
這顯然並非單靠富人們「錢財不露眼」，或是樂善好施、熱心公益就能解決。
是否調整稅制，讓社會重分配更能因應一般人覺得社會流動越來越僵化的現象，是當局在更新我國社會契約時必須納入考量的。
提高生活品質的成本若不受控地增加，恐怕將導致一般新加坡人失去願意為之奮鬥的動力。（聯合早報）
但與此同時，顧慮到新加坡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市場、開放型經濟體，公權力也必須注意在平等與正義之間取得微妙平衡。
下面這張圖是談論「分配正義」經常出現的一張圖。
（網際網路）
在「平等」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外力介入，形成了富人（最高者）的高度觀看比賽綽綽有餘，中產階級（身高中等者）剛好，但低收入者（矮個兒）完全看不到比賽的局面。（如左圖）
為實現「分配正義」，最理想的狀況是，將富人（最高者）的箱子搬開轉交給低收入者（矮個兒），讓他也能從柵欄邊看到比賽。（如右圖）
但若為了讓三人處於同樣高度，採取過激方式，卻也有可能導致滿盤皆輸，低收入者（最矮者）依然沒法看比賽，而富人及中產階級則被鋸掉雙腿，亦即整個社會都是輸家。（如以下「血淋淋」的右圖）
（網際網路）
這是新加坡思考未來如何應對富人和一般新加坡人社會分化的過程中，必須避免的雙輸局面：
試圖保住一般新加坡人社會流動的希望之際，也不能對富人「下手太重」，免得整塊經濟蛋糕全毀，所有人都沒得吃。
當局是否已經做的夠多？
從要求移居本地的富人必須加大對新加坡的投資，創造更多工作機會，再到收緊外國買家購買本地房產的規定，不難發現當局已針對相關現象採取一些措施。
然而近幾個月來，本地社會對富人持續湧入的負面情緒似乎並未消散，那些可能引發不安的因素，如房價及車價的持續飆升，也暫時沒有消停的跡象。
這令人不禁思考，政府接下來還會不會有更進一步動作？
但黃循財在9月的那場經濟學會活動上也強調，他不認為所有的社會再分配應該由政府財政體系來完成。否則，不僅是富人，中產階級也會承擔很高稅收，「這永遠比不上社區支持所能給予的愛心和個人關懷。」
這番說法，或多或少表明，政府在這方面即使還會有所行動，估計也不會是過度介入的方式。
只是，若單靠富人的善意與良知，已不足以抵消本地社會流動可能因而停滯的風險，進而形成仇富心態，那當局或許將不得不再次走上鋼索。
間中的平衡點要如何拿捏，始終考驗智慧以及政府與民溝通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