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先别笑，许耀泉和苏腰宽都是区区在下。
当年，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许耀泉就一直听到老师点名的时候喊了几次“苏腰宽、苏腰宽”，却没有意识到老师叫的是谁。
直到老师念完了全班同学的名字，再问还有谁的名字没叫到，才恍然大悟：苏腰宽就是Xu Yaoquan，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啦。
这个乌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名单上的华族学生姓名都是汉语拼音名字，点名的老师又是非华族同胞，不知道汉语拼音的X和Q应该如何发音。
重提上世纪80年代的糗事，也是因为新加坡华族姓氏应该按照籍贯方言音译成英文，还是采用汉语拼音的话题，最近几天在本地中英文报章引起讨论。
统一华族学生姓名的政治原因
我们先从一段不太久远的历史说起。
据《星洲日报》报道，教育部于1981年决定，自翌年起，全国中小学和初级学院的华族学生姓名一律使用汉语拼音取代方言拼音，“最终目的是要消除华族间长久以来方言拼音的不统一”。
（NewspaperSG截图）
《海峡时报》国际新闻副主任何爱丽也在一篇刊登于6月29日的评论中，引述教育部当年发给家长的通知书里头的一段文字，点出当局落实这项措施的原因：
“使用汉语拼音统一华文姓名的拼写，将能降低对于不同籍贯的意识，有助于打造更有凝聚力的新加坡。”
因此，当时除了规定老师点名时必须使用学生的汉语拼音名字，学生在填写姓名时也必须在英文名字的上方或后面写上汉语拼音名字。
但当局的决策，最终还是不敌民意。
如署名“一名非常、非常以姓TAN自豪的人”的读者1982年刊登于《海峡时报》的诗所写道：
“当你决定我该说什么语言
我顺从了。
现在，你要我改姓名
尽管我一家已有四代人在新加坡开枝散叶...
难啊，真的是难啊！”
教育部也在1991年指出，1990年完全使用汉语拼音登记孩子姓名的家长仅占7.5%，完全以方言拼音登记孩子姓名的家长占大约20%。大多数（约50%）的家长则使用姓氏以方言拼音，名字采用汉语拼音的“混合”模式，登记孩子姓名。
换句话说，有大约70%的家长仍坚持根据方言发音，拼写英文姓氏。
教育部因此宣布，从1992年起，允许学校记录中首先列出学生的方言拼音名字，基本等于撤销1981年的决策。
你以前是否也跟这位同学一样，在课本封面写上汉语拼音名字？（取自脸书）
这一系列政策改变造成不同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英文姓名的拼写方式各有不同，再加上姓名始终是非常个人的事情，有些人至今仍采用汉语拼音的名字，现在已呈“百花齐放”的现象了。
以政治人物为例，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的英文姓名虽然是Soon Sher Rene，却使用汉语拼音名字Sun Xueling。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的英文名字Gan Kim Yong则完全按照方言发音拼写，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符策翔（Foo Cexiang）则是姓氏用方言拼音，名字用汉语拼音。
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走访选民时，经常穿着印有英文名字Sun Xueling的马球衫。（取自孙雪玲脸书）
这个现象大概也使近年来到新加坡的一些新移民摸不着头脑，以致网上出现一些相关文章，打上类似“李光耀孙子竟然不姓Lee！新加坡的这些姓氏竟如此奇葩”这些耸动标题。
寻根引起姓名相关讨论
但新加坡人的英文姓名之所以最近在媒体上引起讨论，主要还是跟寻根有关。
何爱丽在评论中指出，华语在新加坡的使用率虽然已经远超方言，但方言姓名，尤其是姓氏，在许多华族新加坡人的心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显示方言名字仍被视为身份认同和家族血缘关系等方面的象征。
《联合早报》读者黄森永在刊登于6月23日的《下一代能凭什么去寻根？》指出，南洋华人“在争取新身份的过程中，许多人用籍贯方言音译成外文姓氏，为后人保留寻根溯源的线索”，并表示这些音译姓氏不仅是新马地区独特的文化符号，更是记录祖辈移民历程的重要文化地图。
另一名《联合早报》读者林仁耀则在刊登于6月30日的投函中，呼吁家长采用规范的汉语拼音为孩子取名，并且在此基础上，完全可以保留添加一个洋名的习惯。
林仁耀称，这种命名方式既符合现代规范，又能确保文化传承的准确性，为后代保留清晰的寻根线索。
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因为根据方言发音拼写的姓名更可以体现人们的籍贯。
以前副总理王瑞杰为例，即使不知道他的籍贯，也能根据他的英文姓氏（Heng），相当有把握地猜测他是潮州人。
前副总理王瑞杰的英文姓名Heng Swee Keat，是按照方言发音拼写。（联合早报）
现在距离1991年已经过了30多年，大部分华族家长是否还坚持根据方言拼写的英文姓氏，目前没有确切数据。
使用汉语拼音还是根据方言发音拼写姓名的确是非常个人的决定，保留空间，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拼写英文姓氏，或许才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