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先別笑，許耀泉和蘇腰寬都是區區在下。
當年，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天，許耀泉就一直聽到老師點名的時候喊了幾次「蘇腰寬、蘇腰寬」，卻沒有意識到老師叫的是誰。
直到老師念完了全班同學的名字，再問還有誰的名字沒叫到，才恍然大悟：蘇腰寬就是Xu Yaoquan，不是別人，就是自己啦。
這個烏龍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名單上的華族學生姓名都是漢語拼音名字，點名的老師又是非華族同胞，不知道漢語拼音的X和Q應該如何發音。
重提上世紀80年代的糗事，也是因為新加坡華族姓氏應該按照籍貫方言音譯成英文，還是採用漢語拼音的話題，最近幾天在本地中英文報章引起討論。
統一華族學生姓名的政治原因
我們先從一段不太久遠的歷史說起。
據《星洲日報》報道，教育部於1981年決定，自翌年起，全國中小學和初級學院的華族學生姓名一律使用漢語拼音取代方言拼音，「最終目的是要消除華族間長久以來方言拼音的不統一」。
（NewspaperSG截圖）
《海峽時報》國際新聞副主任何愛麗也在一篇刊登於6月29日的評論中，引述教育部當年發給家長的通知書裡頭的一段文字，點出當局落實這項措施的原因：
「使用漢語拼音統一華文姓名的拼寫，將能降低對於不同籍貫的意識，有助於打造更有凝聚力的新加坡。」
因此，當時除了規定老師點名時必須使用學生的漢語拼音名字，學生在填寫姓名時也必須在英文名字的上方或後面寫上漢語拼音名字。
但當局的決策，最終還是不敵民意。
如署名「一名非常、非常以姓TAN自豪的人」的讀者1982年刊登於《海峽時報》的詩所寫道：
「當你決定我該說什麼語言
我順從了。
現在，你要我改姓名
儘管我一家已有四代人在新加坡開枝散葉...
難啊，真的是難啊！」
教育部也在1991年指出，1990年完全使用漢語拼音登記孩子姓名的家長僅占7.5%，完全以方言拼音登記孩子姓名的家長占大約20%。大多數（約50%）的家長則使用姓氏以方言拼音，名字採用漢語拼音的「混合」模式，登記孩子姓名。
換句話說，有大約70%的家長仍堅持根據方言發音，拼寫英文姓氏。
教育部因此宣布，從1992年起，允許學校記錄中首先列出學生的方言拼音名字，基本等於撤銷1981年的決策。
你以前是否也跟這位同學一樣，在課本封面寫上漢語拼音名字？（取自臉書）
這一系列政策改變造成不同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英文姓名的拼寫方式各有不同，再加上姓名始終是非常個人的事情，有些人至今仍採用漢語拼音的名字，現在已呈「百花齊放」的現象了。
以政治人物為例，國家發展部兼交通部高級政務部長孫雪玲的英文姓名雖然是Soon Sher Rene，卻使用漢語拼音名字Sun Xueling。副總理兼貿工部長顏金勇的英文名字Gan Kim Yong則完全按照方言發音拼寫，丹戎巴葛集選區議員符策翔（Foo Cexiang）則是姓氏用方言拼音，名字用漢語拼音。
國家發展部兼交通部高級政務部長孫雪玲走訪選民時，經常穿著印有英文名字Sun Xueling的馬球衫。（取自孫雪玲臉書）
這個現象大概也使近年來到新加坡的一些新移民摸不著頭腦，以致網上出現一些相關文章，打上類似「李光耀孫子竟然不姓Lee！新加坡的這些姓氏竟如此奇葩」這些聳動標題。
尋根引起姓名相關討論
但新加坡人的英文姓名之所以最近在媒體上引起討論，主要還是跟尋根有關。
何愛麗在評論中指出，華語在新加坡的使用率雖然已經遠超方言，但方言姓名，尤其是姓氏，在許多華族新加坡人的心中仍占據重要地位，顯示方言名字仍被視為身份認同和家族血緣關係等方面的象徵。
《聯合早報》讀者黃森永在刊登於6月23日的《下一代能憑什麼去尋根？》指出，南洋華人「在爭取新身份的過程中，許多人用籍貫方言音譯成外文姓氏，為後人保留尋根溯源的線索」，並表示這些音譯姓氏不僅是新馬地區獨特的文化符號，更是記錄祖輩移民歷程的重要文化地圖。
另一名《聯合早報》讀者林仁耀則在刊登於6月30日的投函中，呼籲家長採用規範的漢語拼音為孩子取名，並且在此基礎上，完全可以保留添加一個洋名的習慣。
林仁耀稱，這種命名方式既符合現代規範，又能確保文化傳承的準確性，為後代保留清晰的尋根線索。
這個看法值得商榷，因為根據方言發音拼寫的姓名更可以體現人們的籍貫。
以前副總理王瑞傑為例，即使不知道他的籍貫，也能根據他的英文姓氏（Heng），相當有把握地猜測他是潮州人。
前副總理王瑞傑的英文姓名Heng Swee Keat，是按照方言發音拼寫。（聯合早報）
現在距離1991年已經過了30多年，大部分華族家長是否還堅持根據方言拼寫的英文姓氏，目前沒有確切數據。
使用漢語拼音還是根據方言發音拼寫姓名的確是非常個人的決定，保留空間，讓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拼寫英文姓氏，或許才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