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第二章补充改写而成的，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97）。
（二）、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
在这次的市议会选举中，受华文教育者继续用他们的选票推翻贪污无能的原有议员，推举行动党候选人入主市议会，管理市政。华文教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选课题。在市议会选举举行前数个月，杜进才博士于1957年6月28日晚上在东方戏院后旷地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为丹戎巴葛区补选候选人李光耀助阵时，在演讲中提起华文学校与华校毕业生的困境说：
马来亚的三大民族是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但是在新加坡华巫印三种教育如何？殖民地是不鼓励方言教育的，并且要消灭方言教育。可是，由于华人社团的热心与忠诚的努力，华文教育在马来亚稳固地发展起来了。华人的社团建立了幼稚园、小学、中学与大学，这表示我们集体的才能与力量。……
文化的压迫不只限于教育，华巫印三种学校的毕业生不能找到工作，华文中学毕业生（的出路）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他们有才能、爱国，并且非常喜欢服务社会，但是殖民地政府不给他们机会，他们怎能为人民与社会服务呢？[34]
像这样旨在争取华文教育选民支持的言论，不断地由行动党候选人在市议会竞选运动期间散播。该党发表的竞选宣言以及政治纲领第三条重申重视母语教育：“新市议会既然将接纳多种语言制度，我们必须改变目前不让华校、马来学校和印度学校毕业生有平等就学机会的政策。”[35]
华校毕业生首次掌管市议会
行动党所派出的14名候选人中，有八名是念华校的，另外两名“能读并写中文。”[36]从候选人的语文背景看，行动党的策略是要向受华文教育的广大群众表示，它是关心他们的政党。“在取得市议会的控制权后，人民行动党委任王永元为市长。王永元是受华文教育的，而在那个时候，行动党较少受华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刻意培养王永元为党服务，相信他会遵照党的指示办事。”[37] 后来王永元因为违反党纪而被开除，那是另一回事。这次选举结果是行动党有13名候选人获选进入市议会，又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王永元宣誓就任市长仪式时所用的语言，也足以说明行动党政府是多么重视语言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当时《南洋商报》这样报道：“王市长于宣誓就职后，分别以国语（即华语）、巫语和英语，作就任首任市长第一次演讲。……各政党市议员也多数以国语先后发表两分钟演说，向市长致贺。……王邦文先以巫语发言，提名王永元上任，接着再用国语说：‘主席，我现在代表人民行动党正式推选王永元市委为新加坡首任市长。’……陈翠嫦起立用国语说：‘主席，我附议。’”
王永元的就职演说也特地提到在市议会用母语的意义：“这是第一次全民普选所选出来的市议会，也是第一次每个人民的代表有机会用他的母语讲出人民心里所要说的话……。”[38] 华语与其他民族的母语终于成为官方语言，在立法议院的殿堂享有它们应有的政治地位，行动党实现了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的诺言。
（三）、1959年5月30日立法议院选举
正如上述，林有福政府处理华文教育失当，在华校学生之间制造普遍的愤怒情绪，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政权挖掘坟墓，最终由受华文教育的广大民众支持行动党执政，把它长埋在地下。欧进福博士认为，林有福政府不断地压迫和逮捕共产党人、亲共分子、左派工运分子与（华校）学生领袖，无疑是在反殖民地的情绪上火上添油；此外，从50年代开始，在殖民地政府故意独崇英文教育的政策下，华校学生人数开始逐渐下降，引起华社的密切关注。
他说：“恰巧当时华文中学生的思想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加上他们对被歧视的不满情绪，导致1954年、1955年与1956年的学生暴乱。接着在林德宪制下首次出现的民选政府企图整顿华文教育的措施，再度引起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同情他们的处境、政治目标鲜明的人民行动党，并且于1959年拥护它上台执政。”[39]
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在1954年的立法议会选举与1957年的市议会选举中认识到能通过选票改变社会现状后，在1959年的全国大选中，毅然用他们神圣的选票结束一个令他们痛恨的旧时代，迎来一个令他们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受华文教育者拥护行动党执政
大选活动从2月开始，各政党在全国各角落举行群众大会。行动党擅长利用华文报纸与广播电台宣传政治信息，获得良好的效果。不过，在英文报纸方面，《海峡时报》鉴于人民行动党的反殖民地立场而对它采取敌视的态度。马来文报与淡米尔文报在评论人民行动党时，采取较中立的态度；华文报纸则基本上拥护人民行动党，并且采取对它有利的报道方式，“报纸的文章、标题和编排，都对人民行动党有利。”[40]
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英文报纸跟华文报纸的立场是多么的不同。在竞选活动期间，《海峡时报》发表了许多读者反对行动党的投函。其中有一篇说：“人民行动党的行动与方法具有极权政党的特色-----法西斯与共产党。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害怕新加坡人民将成为一个公民权被无情与有系统地践踏的国家的受害者。人民将被驱使与编成奴隶队伍，为人民行动党争取荣耀。”[41]
一名曾任英文报记者的人，回忆当时受英文教育者是如何的害怕人民行动党执政。他说：“（1959年5月30日）投票日是个裁判日，多数受英文教育者祈祷，希望人民行动党失败。”[42]
根据退休的国立大学荣誉教授江爱泾博士的回忆，在50年代，人民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广泛地存在于新加坡的穷人之间。绝望转变为对抗，沉默化为愤怒。“年轻的受华文教育者挺身出来为自己的地位而奋斗。由于他们没有受英文教育，就业机会更加渺茫。……多数受英文教育的上流阶级，还是没有从殖民地时期编织的蝶蛹中出来，他们仍然与政治的严峻现实脱节，并且把自己孤立于反殖民运动之外。”[43]
由此可见，当时受英文教育者无不希望行动党失败，而受华文教育者则倾全力支持行动党，以确保它获胜。陈庆珠教授说：“在1955年与1959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发挥它的影响力，发动数以千计的受华文教育者为它进行沿门游说活动；这是新加坡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44]
行动党为了争取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所派出的候选人也多数是受华文教育者。李炯才说：“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各色人等都有，但是主要是接受华文教育的低收入人士，因为在那时最须要有基层支持的人出来竞选。”[45]该党主席杜进才博士也说：
（1959年的大选）是新加坡国会民主的一个转捩点。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保持沉默的大多数选民，听取针锋相对的竞选宣传后，以及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与选择。[46]杜进才博士所指的“保持沉默的大多数选民”，显然是指对殖民地政府忍无可忍的受华文教育者。该党元老、曾任第一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也说：很显然的，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说华语的选民的支持。竞选成绩显示，以阶级来说，受英文教育者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47]
行动党政府首任市长、新任立法议员王永元，则在庆祝大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说得更加直接：“大选的结果告诉了我们，新加坡被压迫的华人是一致支持人民行动党的，不管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是属于哪一民族；我们已经粉碎了新加坡华人没有马来亚意识的无耻宣传。”[48] 在那个时候，“被压迫的华人”几乎全是受华文教育的华人。
李光耀总理于1960年3月29日在前南洋大学政治学会主办的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说时，也公开承认行动党在1959年的大选中获胜，应归功于受华文教育的选民的全力支持。他说：在马来亚，语言不幸也是一个在政治上发生争执的问题。……在新马两地上次（指1959年）的选举中，选民大致上是根据语言背景而投票的。在联合邦，大部分说马来语的人投票支持巫统；在新加坡，大部分说华语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49]
1996年6月7日，李光耀内阁资政受邀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和外国通讯员协会联办的晚宴上，以《接受挑战——没有李光耀新加坡还能生存吗？》为题演讲时，再一次提起行动党早期是获得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才能获胜的往事：
在早期的艰苦年月里，元老领袖们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特别是说华语的民众—他们都以传统态度和价值观看待政府和社会；他们实事求是，对政府的期望也很实际。如果没有这批核心选民投下关键性的选票，我们就不可能成功。[50]
这些评论都充分说明了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对行动党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新加坡政治上所能发挥的巨大影响力。1959年的大选是新加坡历史上的转捩点，那是在给新加坡完全自治的新宪法下举行的。行动党在大选中的胜利，标志着新加坡正式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的阴影，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期；而行动党也从此一直受选民的支持，执政至今。
王鼎昌在挥毫泼墨
（四）、1991年8月31日的国会选举
华文因素对大选的影响，并不因为更多新加坡人接受英文教育而大大地削弱，这在1991年8月31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很明显地反映出来。执政的行动党在81个选区中获得77个席位，无论以什么尺度衡量，那绝对是一次十分辉煌的压倒性胜利，可是它所得的总票数却只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历届大选中表现最弱的成绩，令该党领袖颇为震惊。他们检讨的结果，发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对政府忽略他们的感受心存不满，许多人投了反对票，表示抗议。
１、王鼎昌：受华文教育者以选票提醒政府勿忽视他们的存在
根据行动党本身的调查，受华文教育者对政府过于重视受英文教育者的舆论感到不满，于是通过选票提醒政府不要忽视他们的存在。也就是说，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认为，政府不应该过于迁就少数能言善辩（vocal minority）的受英文教育者的看法，而忽略了全民的共同利益。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于1991年9月16日晚上在华文报业俱乐部主办的座谈会上以《我看1991年大选》为题发表演说，分析那次大选的“小挫折”时，把投反对票的人士广义的归入以下几种：
一、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国会须要有反对党的人。
二、感到被政府忽略的受华文教育者。
三、生活水准和生活素质没有提高的小市民。
四、样样归罪于政府的一些人。
作为一位华校出身的副总理，王鼎昌所提到的第二点是当时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课题。他在分析受华文教育者感到被政府忽略的感受时很坦诚地说：
这次大选结果使到有些人就冒冒然说受华文教育者已经不再支持人民行动党了，这未必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许多受华文教育者的确有不满的情绪存在。事实上，的确也有一些投反对行动党的票以表示他们的不满。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受华文教育者觉得人民行动党政府过于迁就能言善辩的受英文教育者，处处设法讨好他们。惟恐他们移居外国或不支持政府。
而另一方面，政府却又忽略了广大受华文教育者的愿望与利益，把他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忠实支持者。有些人甚至抱怨说，只有在大选时，行动党政府才想到受华文教育者。[51]王鼎昌说受华文教育者也觉得，政府似乎特别重视用英文发表的舆论，受少数敢怒敢言的受英文教育者的影响，但是受华文教育者的心声却不受重视。“他们觉得政府虽然口口声声强调学习母语的重要性，但是对华文的应用和中华文化却没有认真的对待与照顾。”
他提起受华文教育者觉得由于英文处于一支独秀的地位，使到受英文教育者把持全国所有重要的职位，使到受华文教育者觉得没有出头的机会；加上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也使他们发现很难跟身居要职的“精英分子”沟通。内阁要员和高级公务员绝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技术官僚，他们不了解受华文教育者的看法和想法，也不了解民间疾苦。他接着说：
受华文教育者不禁要问，难道他们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却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吗？于是，他们消极、无奈，变成了不受重视的“沉默的大多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恐怕是他们十多年累积下来的感受和不满。行动党（政府）将会认真的探讨这个问题。受华文教育者这种被疏离的情绪应该尽早纠正来。
王鼎昌的这个分析把受华文教育者的心态跟政治的关系说得毫无保留。他的用意也很明显地是要告诉他们，政府已经得到他们所发出的信息，也知道他们在政治上仍然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政府今后将尽量照顾他们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