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09/14 • 8433阅

本文深入探讨1954至1965年间人民行动党与华文政策的发展历程，揭示受华文教育者如何透过选票影响新加坡政治走向。从1957年市议会选举到1997年国会大选，华语不仅是母语，更成为关键的“政治语言”。文章剖析行动党如何争取华校选民支持，华文教育如何成为竞选焦点，以及政府如何在重视英语的同时回应华社诉求。透过历史事件与领袖言论，呈现华文因素如何持续影响选举结果与政策制定，展现新加坡多元语言社会的复杂面貌与政治智慧。这是一段关于语言、认同与民主参与的深刻叙述，值得关注新加坡政治与文化发展的读者细细品味。

２、李光耀：受华文教育者发出不满现状的讯号

向来很注意教育背景与投票倾向的李光耀内阁资政，自然对那次的选举结果表示深切关注。1991年9月下旬，他在结束访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前接受记者访谈时，针对8月的大选结果发表了令人瞩目的意见，认为执政党的挫折是因为政府忽略了受华文教育选民的感受。

他说在1981年与1984年的大选中，进入国会的两名反对党议员拉惹勒南与詹时中都是讲英语的，政府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受英文教育者已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但事实并非如此，两名华校出身的反对党候选人在那次的大选中获胜，更是清楚说明这个事实。

李光耀认为，在今后15到20年内，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仍然将占人口大多数。他们在这次大选中不像过去那样支持政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比别人差，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已被挤出主流社会，身为大多数人口，他们反而遭到冷落。他说懂得英语的人敢怒敢言，在英文报纸上发表言论，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受华文教育者认为他们受到冷落；在文化上、语言上逐渐失去了身份与地位：

他们觉得情况已经演变到了有失偏差的地步（即政府更加关注受英文教育者和马来社区的要求）。他们是在说：那我们的忧虑怎么样？我们对丧失社会地位、语文的感受和丧失对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感受又怎么样呢？这是在提醒政府不要对他们所关注的事情视若无睹。”[52]

他认为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会上，受华文教育者的意见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所以，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决定向政府发出讯号。他答应“将促使政府更加注意占人口大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的意见与感受。”

他说他告诉吴作栋总理在记者会上多讲华语，也建议部长们多学和多讲华语。他认为政治领导之道在于和民众沟通，而且天天沟通，（用人民听得懂的语言）把每个问题解释清楚。他甚至建议，为了让讲华语的人有机会发言，今后的议员与民众对话会应该保留百分之四十的时间让他们发言。此外，他还说今后政府应该多听取那些熟悉华社意见的人的意见，“会读华文并且和华社有密切联系的部长，他们的意见应该更受重视，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大部分人意见。”

李光耀资政也认为，受英文教育的部长没有阅读华文报纸。不了解受华文教育的广大民众的情绪。他指出：“如果你想知道何以我觉得政府给予受英文教育者过度的关心，那是由于部长的阅报习惯……。”他发现多数部长只阅读英文报纸，不读《联合早报》，所以不了解受华文教育者的处境和心声。”他因此告诉议员：如果一名受英文教育的（华族）议员想担任部长，他必须阅读华文报纸。否则他将无法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那将会有很大的麻烦。”

自从行动党于1963年发生大决裂后，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在任的行动党政府领袖像王鼎昌那样，公开反映受华文教育者的不满感受，并且促请政府要设法纠正他们那种“被疏离的情绪”。那也是那么多年来，李光耀内阁资政再公开肯定受华文教育者是影响选举结果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表明政府此后要多注意受华文教育者的感受。

（五）、 1997年1月2日的国会选举

英文现在是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了，然而华语在新加坡是“政治语言” 的事实，在 1997年1月2日的国会选举活动中继续获得证实，而且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在组屋区举行的几乎所有群众大会，绝大多数华族候选人，包括许多平时谦称不大会说华语者，都兼用华语和华族方言发表演讲；吴作栋总理、李光耀内阁资政和李显龙副总理、陈庆炎副总理等也兼用华语与方言发言，设法争取“组屋区腹地” （HDB heartland）广大民众的支持。毕竟，英语仍然不是新加坡广大民众的生活语言，不是博取民心、争取选票的语言。

但是与此同时，政府领袖也严厉警告那些发表华文沙文主义言论的候选人，不得在群众大会上以华文课题煽动人民的情绪，否则必须面对果断的法律制裁。可见，行动党政府了解华语文至今仍是广大华族民众的生活语言，却依然坚决不允许任何人以华语文课题为煽动民族情绪、制造社会动乱的借口。

以雷霆万钧之力攻击“华文沙文主义危险人物”邓亮洪

在这次的大选活动中，行动党原本是要集中火力，彻底暴露参选的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的品格，劝说选民不要支持这个被指为“骗子”和“撒谎者”进入国会。可是很快的，战情急转直下，该党转移炮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雷霆万钧的声势，全力攻击被指为“反基督教徒、反英文教育者的华文沙文主义危险人物”邓亮洪律师。

邓亮洪是工人党候选人，联合四名同党候选人在静山集选区对垒以教育部长李玉全为首的行动党候选人。他过去曾针对新加坡的华文地位问题发表谈话，其中一些被指含有华文沙文主义意图，包括《海峡时报》1996 年8月10日报道他在电力站的一个有关华文的讨论会上的发言。

根据报道，邓亮洪指出由于有百分之八十的新加坡华人是说华语的，所以华语和华族文化没有消失的危险，因此受华文教育者无须感到自卑。他接着问：“那么为什么是我们为他人抬轿子？我们应该是坐轿者。”行动党在《致静山全体选民的公开信》里说：“邓亮洪是华文文化和语言的极端分子。他说新加坡的华校生应该坐在轿子里，英校生应该抬轿。……邓亮洪将会把我们带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光景，而且我们分化为‘华校生’和‘英校生’。”

行动党对像这样的华文沙文主义论调是那么的深恶痛绝，以致吴作栋总理和李光耀内阁资政等领袖极力予以痛斥。吴总理重申政府鼓励华人学习华语文，但是以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处境，绝不容许任何人鼓吹华语文在新加坡和本地区的优越性，“因为这将是很危险的，会摧毁新加坡。”[53] 李资政表明甘冒被华社误解的风险批判邓亮洪，是为了杜绝极端主义思想滋长，维护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质。[54]

吴总理还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为”筹码“，亲自挂帅，率领两位副总理到静山区协助李玉全迎战邓亮洪，“阻止华文沙文主义极端思想进入国会。”行动党候选人险胜邓亮洪的组合，吴总理形容那是选民“否定了邓亮洪的华文沙文主义、反英文教育和反基督教的想法。” [55]

大选过后，在分析选民的投票倾向时，吴总理以行动党收复两个反对党选区为例说，武吉甘柏和义顺中两选区的前行动党议员因为不会说“人民的语言”，无法跟一般老百姓沟通，所以在上次大选中败给说华语和华族方言的对党候选人。而这次，该党两名候选人能击垮反对党的在任议员，除了因为反对党议员的政绩乏善可陈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行动党候选人能跟说华语和华族方言的人民打成一片，跟组屋区腹地选民认同。”[56] 他也透露：

我们的调查显示，当我们猛烈抨击邓亮洪对华文与华族文化所持的立场时，静山区受华文教育的选民不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转而支持邓亮洪，而马来人和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则转而支持人民行动党。[57]这不再度证明了华语文至今仍是新加坡的“政治语文”吗？政府对待华语文也不得不特别谨慎，这是新加坡政治的一个现实。

本章的基本目的是要说明，行动党及其政府早期与受华文教育的华社的关系是“难分难解”的，而且虽然行动党政府知道华族对华文地位与华文教育的执著，也充分了解受华文教育选民对该党的重要性，同时也尽量设法安怃他们的不满情绪，可是政府在制订全国全盘的发展计划时，并不受这个“华族因素”所局限，或在华文地位与华文教育方面对华社特别照顾。它仍然以大局为重，继续以英文为国家的主要行政语言与教育系统里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无可否认的，这个语文政策形成一个重视英文的教育环境，直接导致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入英校（虽然政府说那是“家长的自由选择”，但是现实的家长当然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接受没有前途的教育），使各民族的传统母语教育趋向式微。可是，鉴于行动党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为政治与经济计划目标服务的，是为配合新加坡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的生存与繁荣而制定的，因此国内政治的“华文因素”，远远不如区域政治因素与建国大计对新加坡的生存与长期发展更加重要。这也充分反映了政府超越个别民族利益的务实施政方针与前瞻的治国之道。所以，华文始终不能成为主要的工作语文，实是客观环境不允许。

这是研究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华文政策所必须透彻了解的基本前提。若单纯从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和教育学原理来理解行动党及其政府的语文与教育政策-----尤其是它的华文政策，那将是不着边际的尝试。

注释：

[34]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7年6月29日。

[35]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7年11月11日。

[36]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7年11月19日。

[37] Josey, Alex, Lee Kuan Yew (revisededition)(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1), 17.

[38]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7年12月25日。

[39] 同注15，页44。

[40] 同注17，页34。

[41]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2 May 1959.

[42] Oei, Anthony, What If There Had Been No Lee Kuan Yew(Singapore: Mandarin, 1992), 96.

[43] 同注16，页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