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年09月14日 • 1萬次閱讀

２、李光耀：受華文教育者發出不滿現狀的訊號

向來很注意教育背景與投票傾向的李光耀內閣資政，自然對那次的選舉結果表示深切關注。1991年9月下旬，他在結束訪問哈薩克共和國前接受記者訪談時，針對8月的大選結果發表了令人矚目的意見，認為執政黨的挫折是因為政府忽略了受華文教育選民的感受。

他說在1981年與1984年的大選中，進入國會的兩名反對黨議員拉惹勒南與詹時中都是講英語的，政府因此得出結論，認為受英文教育者已成為人口中的大多數。但事實並非如此，兩名華校出身的反對黨候選人在那次的大選中獲勝，更是清楚說明這個事實。

李光耀認為，在今後15到20年內，受華文教育的新加坡人仍然將占人口大多數。他們在這次大選中不像過去那樣支持政府，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情況比別人差，而是因為他們覺得已被擠出主流社會，身為大多數人口，他們反而遭到冷落。他說懂得英語的人敢怒敢言，在英文報紙上發表言論，受到政府的重視，而受華文教育者認為他們受到冷落；在文化上、語言上逐漸失去了身分與地位：

他們覺得情況已經演變到了有失偏差的地步（即政府更加關注受英文教育者和馬來社區的要求）。他們是在說：那我們的憂慮怎麼樣？我們對喪失社會地位、語文的感受和喪失對身分與文化認同的感受又怎麼樣呢？這是在提醒政府不要對他們所關注的事情視若無睹。」[52]

他認為在政府與民眾的對話會上，受華文教育者的意見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所以，這些「沉默的大多數」決定向政府發出訊號。他答應「將促使政府更加注意占人口大多數的受華文教育者的意見與感受。」

他說他告訴吳作棟總理在記者會上多講華語，也建議部長們多學和多講華語。他認為政治領導之道在於和民眾溝通，而且天天溝通，（用人民聽得懂的語言）把每個問題解釋清楚。他甚至建議，為了讓講華語的人有機會發言，今後的議員與民眾對話會應該保留百分之四十的時間讓他們發言。此外，他還說今後政府應該多聽取那些熟悉華社意見的人的意見，「會讀華文並且和華社有密切聯繫的部長，他們的意見應該更受重視，因為他們代表了我們大部分人意見。」

李光耀資政也認為，受英文教育的部長沒有閱讀華文報紙。不了解受華文教育的廣大民眾的情緒。他指出：「如果你想知道何以我覺得政府給予受英文教育者過度的關心，那是由於部長的閱報習慣……。」他發現多數部長只閱讀英文報紙，不讀《聯合早報》，所以不了解受華文教育者的處境和心聲。」他因此告訴議員：如果一名受英文教育的（華族）議員想擔任部長，他必須閱讀華文報紙。否則他將無法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麼，說些什麼。那將會有很大的麻煩。」

自從行動黨於1963年發生大決裂後，從來沒有任何一位在任的行動黨政府領袖像王鼎昌那樣，公開反映受華文教育者的不滿感受，並且促請政府要設法糾正他們那種「被疏離的情緒」。那也是那麼多年來，李光耀內閣資政再公開肯定受華文教育者是影響選舉結果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同時也表明政府此後要多注意受華文教育者的感受。

（五）、 1997年1月2日的國會選舉

英文現在是新加坡年輕一代的主要教學媒介語了，然而華語在新加坡是「政治語言」的事實，在 1997年1月2日的國會選舉活動中繼續獲得證實，而且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在組屋區舉行的幾乎所有群眾大會，絕大多數華族候選人，包括許多平時謙稱不大會說華語者，都兼用華語和華族方言發表演講；吳作棟總理、李光耀內閣資政和李顯龍副總理、陳慶炎副總理等也兼用華語與方言發言，設法爭取「組屋區腹地」（HDB heartland）廣大民眾的支持。畢竟，英語仍然不是新加坡廣大民眾的生活語言，不是博取民心、爭取選票的語言。

但是與此同時，政府領袖也嚴厲警告那些發表華文沙文主義言論的候選人，不得在群眾大會上以華文課題煽動人民的情緒，否則必須面對果斷的法律制裁。可見，行動黨政府了解華語文至今仍是廣大華族民眾的生活語言，卻依然堅決不允許任何人以華語文課題為煽動民族情緒、製造社會動亂的藉口。

以雷霆萬鈞之力攻擊「華文沙文主義危險人物」鄧亮洪

在這次的大選活動中，行動黨原本是要集中火力，徹底暴露參選的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的品格，勸說選民不要支持這個被指為「騙子」和「撒謊者」進入國會。可是很快的，戰情急轉直下，該黨轉移炮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雷霆萬鈞的聲勢，全力攻擊被指為「反基督教徒、反英文教育者的華文沙文主義危險人物」鄧亮洪律師。

鄧亮洪是工人黨候選人，聯合四名同黨候選人在靜山集選區對壘以教育部長李玉全為首的行動黨候選人。他過去曾針對新加坡的華文地位問題發表談話，其中一些被指含有華文沙文主義意圖，包括《海峽時報》1996 年8月10日報道他在電力站的一個有關華文的討論會上的發言。

根據報道，鄧亮洪指出由於有百分之八十的新加坡華人是說華語的，所以華語和華族文化沒有消失的危險，因此受華文教育者無須感到自卑。他接著問：「那麼為什麼是我們為他人抬轎子？我們應該是坐轎者。」行動黨在《致靜山全體選民的公開信》里說：「鄧亮洪是華文文化和語言的極端分子。他說新加坡的華校生應該坐在轎子裡，英校生應該抬轎。……鄧亮洪將會把我們帶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光景，而且我們分化為『華校生』和『英校生』。」

行動黨對像這樣的華文沙文主義論調是那麼的深惡痛絕，以致吳作棟總理和李光耀內閣資政等領袖極力予以痛斥。吳總理重申政府鼓勵華人學習華語文，但是以新加坡在東南亞的處境，絕不容許任何人鼓吹華語文在新加坡和本地區的優越性，「因為這將是很危險的，會摧毀新加坡。」[53] 李資政表明甘冒被華社誤解的風險批判鄧亮洪，是為了杜絕極端主義思想滋長，維護新加坡社會的多元性質。[54]

吳總理還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為」籌碼「，親自掛帥，率領兩位副總理到靜山區協助李玉全迎戰鄧亮洪，「阻止華文沙文主義極端思想進入國會。」行動黨候選人險勝鄧亮洪的組合，吳總理形容那是選民「否定了鄧亮洪的華文沙文主義、反英文教育和反基督教的想法。」 [55]

大選過後，在分析選民的投票傾向時，吳總理以行動黨收復兩個反對黨選區為例說，武吉甘柏和義順中兩選區的前行動黨議員因為不會說「人民的語言」，無法跟一般老百姓溝通，所以在上次大選中敗給說華語和華族方言的對黨候選人。而這次，該黨兩名候選人能擊垮反對黨的在任議員，除了因為反對黨議員的政績乏善可陳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行動黨候選人能跟說華語和華族方言的人民打成一片，跟組屋區腹地選民認同。」[56] 他也透露：

我們的調查顯示，當我們猛烈抨擊鄧亮洪對華文與華族文化所持的立場時，靜山區受華文教育的選民不支持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轉而支持鄧亮洪，而馬來人和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則轉而支持人民行動黨。[57]這不再度證明了華語文至今仍是新加坡的「政治語文」嗎？政府對待華語文也不得不特別謹慎，這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個現實。

本章的基本目的是要說明，行動黨及其政府早期與受華文教育的華社的關係是「難分難解」的，而且雖然行動黨政府知道華族對華文地位與華文教育的執著，也充分了解受華文教育選民對該黨的重要性，同時也儘量設法安憮他們的不滿情緒，可是政府在制訂全國全盤的發展計劃時，並不受這個「華族因素」所局限，或在華文地位與華文教育方面對華社特別照顧。它仍然以大局為重，繼續以英文為國家的主要行政語言與教育系統里的主要教學媒介語。

無可否認的，這個語文政策形成一個重視英文的教育環境，直接導致家長紛紛把孩子送入英校（雖然政府說那是「家長的自由選擇」，但是現實的家長當然都不願意自己的孩子接受沒有前途的教育），使各民族的傳統母語教育趨向式微。可是，鑒於行動黨政府的教育政策是為政治與經濟計劃目標服務的，是為配合新加坡長期的國際競爭力和國家的生存與繁榮而制定的，因此國內政治的「華文因素」，遠遠不如區域政治因素與建國大計對新加坡的生存與長期發展更加重要。這也充分反映了政府超越個別民族利益的務實施政方針與前瞻的治國之道。所以，華文始終不能成為主要的工作語文，實是客觀環境不允許。

這是研究行動黨及其政府的華文政策所必須透徹了解的基本前提。若單純從一般的語言學理論和教育學原理來理解行動黨及其政府的語文與教育政策-----尤其是它的華文政策，那將是不著邊際的嘗試。

注釋：

[34]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7年6月29日。

[35] 《星洲日報》（新加坡），1957年11月11日。

[36] 《星洲日報》（新加坡），1957年11月19日。

[37] Josey, Alex, Lee Kuan Yew (revisededition)(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1), 17.

[38]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7年12月25日。

[39] 同注15，頁44。

[40] 同注17，頁34。

[41]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2 May 1959.

[42] Oei, Anthony, What If There Had Been No Lee Kuan Yew(Singapore: Mandarin, 1992), 96.

[43] 同注16，頁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