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論文《人民行動黨與政府的華文政策研究1954-1965》第二章補充改寫而成的，發表於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南大語言文化學報》第二卷第二期，1997）。
（二）、1957年12月21日市議會選舉
在這次的市議會選舉中，受華文教育者繼續用他們的選票推翻貪污無能的原有議員，推舉行動黨候選人入主市議會，管理市政。華文教育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競選課題。在市議會選舉舉行前數個月，杜進才博士於1957年6月28日晚上在東方戲院後曠地舉行的群眾大會上，為丹戎巴葛區補選候選人李光耀助陣時，在演講中提起華文學校與華校畢業生的困境說：
馬來亞的三大民族是華人、馬來人跟印度人，但是在新加坡華巫印三種教育如何？殖民地是不鼓勵方言教育的，並且要消滅方言教育。可是，由於華人社團的熱心與忠誠的努力，華文教育在馬來亞穩固地發展起來了。華人的社團建立了幼稚園、小學、中學與大學，這表示我們集體的才能與力量。……
文化的壓迫不只限於教育，華巫印三種學校的畢業生不能找到工作，華文中學畢業生（的出路）是個特別嚴重的問題。他們有才能、愛國，並且非常喜歡服務社會，但是殖民地政府不給他們機會，他們怎能為人民與社會服務呢？[34]
像這樣旨在爭取華文教育選民支持的言論，不斷地由行動黨候選人在市議會競選運動期間散播。該黨發表的競選宣言以及政治綱領第三條重申重視母語教育：「新市議會既然將接納多種語言制度，我們必須改變目前不讓華校、馬來學校和印度學校畢業生有平等就學機會的政策。」[35]
華校畢業生首次掌管市議會
行動黨所派出的14名候選人中，有八名是念華校的，另外兩名「能讀並寫中文。」[36]從候選人的語文背景看，行動黨的策略是要向受華文教育的廣大群眾表示，它是關心他們的政黨。「在取得市議會的控制權後，人民行動黨委任王永元為市長。王永元是受華文教育的，而在那個時候，行動黨較少受華文教育的領袖，他們刻意培養王永元為黨服務，相信他會遵照黨的指示辦事。」[37] 後來王永元因為違反黨紀而被開除，那是另一回事。這次選舉結果是行動黨有13名候選人獲選進入市議會，又是一次壓倒性的勝利。
王永元宣誓就任市長儀式時所用的語言，也足以說明行動黨政府是多麼重視語言在政治上的象徵意義。當時《南洋商報》這樣報道：「王市長於宣誓就職後，分別以國語（即華語）、巫語和英語，作就任首任市長第一次演講。……各政黨市議員也多數以國語先後發表兩分鐘演說，向市長致賀。……王邦文先以巫語發言，提名王永元上任，接著再用國語說：『主席，我現在代表人民行動黨正式推選王永元市委為新加坡首任市長。』……陳翠嫦起立用國語說：『主席，我附議。』」
王永元的就職演說也特地提到在市議會用母語的意義：「這是第一次全民普選所選出來的市議會，也是第一次每個人民的代表有機會用他的母語講出人民心裡所要說的話……。」[38] 華語與其他民族的母語終於成為官方語言，在立法議院的殿堂享有它們應有的政治地位，行動黨實現了平等對待各民族語文的諾言。
（三）、1959年5月30日立法議院選舉
正如上述，林有福政府處理華文教育失當，在華校學生之間製造普遍的憤怒情緒，可以說是為自己的政權挖掘墳墓，最終由受華文教育的廣大民眾支持行動黨執政，把它長埋在地下。歐進福博士認為，林有福政府不斷地壓迫和逮捕共產黨人、親共分子、左派工運分子與（華校）學生領袖，無疑是在反殖民地的情緒上火上添油；此外，從50年代開始，在殖民地政府故意獨崇英文教育的政策下，華校學生人數開始逐漸下降，引起華社的密切關注。
他說：「恰巧當時華文中學生的思想受共產主義的影響，加上他們對被歧視的不滿情緒，導致1954年、1955年與1956年的學生暴亂。接著在林德憲制下首次出現的民選政府企圖整頓華文教育的措施，再度引起華文教育界的強烈反響。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同情他們的處境、政治目標鮮明的人民行動黨，並且於1959年擁護它上台執政。」[39]
受華文教育的選民在1954年的立法議會選舉與1957年的市議會選舉中認識到能通過選票改變社會現狀後，在1959年的全國大選中，毅然用他們神聖的選票結束一個令他們痛恨的舊時代，迎來一個令他們充滿希望的新時代。
受華文教育者擁護行動黨執政
大選活動從2月開始，各政黨在全國各角落舉行群眾大會。行動黨擅長利用華文報紙與廣播電台宣傳政治信息，獲得良好的效果。不過，在英文報紙方面，《海峽時報》鑒於人民行動黨的反殖民地立場而對它採取敵視的態度。馬來文報與淡米爾文報在評論人民行動黨時，採取較中立的態度；華文報紙則基本上擁護人民行動黨，並且採取對它有利的報道方式，「報紙的文章、標題和編排，都對人民行動黨有利。」[40]
這裡舉一個例子，說明英文報紙跟華文報紙的立場是多麼的不同。在競選活動期間，《海峽時報》發表了許多讀者反對行動黨的投函。其中有一篇說：「人民行動黨的行動與方法具有極權政黨的特色-----法西斯與共產黨。如果人民行動黨執政，我害怕新加坡人民將成為一個公民權被無情與有系統地踐踏的國家的受害者。人民將被驅使與編成奴隸隊伍，為人民行動黨爭取榮耀。」[41]
一名曾任英文報記者的人，回憶當時受英文教育者是如何的害怕人民行動黨執政。他說：「（1959年5月30日）投票日是個裁判日，多數受英文教育者祈禱，希望人民行動黨失敗。」[42]
根據退休的國立大學榮譽教授江愛涇博士的回憶，在50年代，人民對殖民地政府的不滿，廣泛地存在於新加坡的窮人之間。絕望轉變為對抗，沉默化為憤怒。「年輕的受華文教育者挺身出來為自己的地位而奮鬥。由於他們沒有受英文教育，就業機會更加渺茫。……多數受英文教育的上流階級，還是沒有從殖民地時期編織的蝶蛹中出來，他們仍然與政治的嚴峻現實脫節，並且把自己孤立於反殖民運動之外。」[43]
由此可見，當時受英文教育者無不希望行動黨失敗，而受華文教育者則傾全力支持行動黨，以確保它獲勝。陳慶珠教授說：「在1955年與1959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發揮它的影響力，發動數以千計的受華文教育者為它進行沿門遊說活動；這是新加坡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現象。」[44]
行動黨為了爭取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所派出的候選人也多數是受華文教育者。李炯才說：「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各色人等都有，但是主要是接受華文教育的低收入人士，因為在那時最須要有基層支持的人出來競選。」[45]該黨主席杜進才博士也說：
（1959年的大選）是新加坡國會民主的一個轉捩點。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保持沉默的大多數選民，聽取針鋒相對的競選宣傳後，以及在沒有威脅的情況下，心甘情願地出來表達他們的意見與選擇。[46]杜進才博士所指的「保持沉默的大多數選民」，顯然是指對殖民地政府忍無可忍的受華文教育者。該黨元老、曾任第一副總理的吳慶瑞博士也說：很顯然的，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的大選中）獲得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說華語的選民的支持。競選成績顯示，以階級來說，受英文教育者投票反對人民行動黨。[47]
行動黨政府首任市長、新任立法議員王永元，則在慶祝大選勝利的群眾大會上說得更加直接：「大選的結果告訴了我們，新加坡被壓迫的華人是一致支持人民行動黨的，不管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是屬於哪一民族；我們已經粉碎了新加坡華人沒有馬來亞意識的無恥宣傳。」[48] 在那個時候，「被壓迫的華人」幾乎全是受華文教育的華人。
李光耀總理於1960年3月29日在前南洋大學政治學會主辦的一個論壇上發表演說時，也公開承認行動黨在1959年的大選中獲勝，應歸功於受華文教育的選民的全力支持。他說：在馬來亞，語言不幸也是一個在政治上發生爭執的問題。……在新馬兩地上次（指1959年）的選舉中，選民大致上是根據語言背景而投票的。在聯合邦，大部分說馬來語的人投票支持巫統；在新加坡，大部分說華語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49]
1996年6月7日，李光耀內閣資政受邀在新加坡報業俱樂部和外國通訊員協會聯辦的晚宴上，以《接受挑戰——沒有李光耀新加坡還能生存嗎？》為題演講時，再一次提起行動黨早期是獲得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才能獲勝的往事：
在早期的艱苦年月里，元老領袖們都得到人民群眾的堅決支持，特別是說華語的民眾—他們都以傳統態度和價值觀看待政府和社會；他們實事求是，對政府的期望也很實際。如果沒有這批核心選民投下關鍵性的選票，我們就不可能成功。[50]
這些評論都充分說明了受華文教育的選民對行動黨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在新加坡政治上所能發揮的巨大影響力。1959年的大選是新加坡歷史上的轉捩點，那是在給新加坡完全自治的新憲法下舉行的。行動黨在大選中的勝利，標誌著新加坡正式擺脫英國殖民地統治的陰影，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期；而行動黨也從此一直受選民的支持，執政至今。
王鼎昌在揮毫潑墨
（四）、1991年8月31日的國會選舉
華文因素對大選的影響，並不因為更多新加坡人接受英文教育而大大地削弱，這在1991年8月31日舉行的國會選舉中很明顯地反映出來。執政的行動黨在81個選區中獲得77個席位，無論以什麼尺度衡量，那絕對是一次十分輝煌的壓倒性勝利，可是它所得的總票數卻只有百分之六十一，是歷屆大選中表現最弱的成績，令該黨領袖頗為震驚。他們檢討的結果，發現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受華文教育的選民對政府忽略他們的感受心存不滿，許多人投了反對票，表示抗議。
１、王鼎昌：受華文教育者以選票提醒政府勿忽視他們的存在
根據行動黨本身的調查，受華文教育者對政府過於重視受英文教育者的輿論感到不滿，於是通過選票提醒政府不要忽視他們的存在。也就是說，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認為，政府不應該過於遷就少數能言善辯（vocal minority）的受英文教育者的看法，而忽略了全民的共同利益。當時的副總理王鼎昌於1991年9月16日晚上在華文報業俱樂部主辦的座談會上以《我看1991年大選》為題發表演說，分析那次大選的「小挫折」時，把投反對票的人士廣義的歸入以下幾種：
一、認為在民主制度下國會須要有反對黨的人。
二、感到被政府忽略的受華文教育者。
三、生活水準和生活素質沒有提高的小市民。
四、樣樣歸罪於政府的一些人。
作為一位華校出身的副總理，王鼎昌所提到的第二點是當時討論得最熱烈的一個課題。他在分析受華文教育者感到被政府忽略的感受時很坦誠地說：
這次大選結果使到有些人就冒冒然說受華文教育者已經不再支持人民行動黨了，這未必是正確的。可是我們也不能否認，許多受華文教育者的確有不滿的情緒存在。事實上，的確也有一些投反對行動黨的票以表示他們的不滿。一個普遍的說法是，受華文教育者覺得人民行動黨政府過於遷就能言善辯的受英文教育者，處處設法討好他們。惟恐他們移居外國或不支持政府。
而另一方面，政府卻又忽略了廣大受華文教育者的願望與利益，把他們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忠實支持者。有些人甚至抱怨說，只有在大選時，行動黨政府才想到受華文教育者。[51]王鼎昌說受華文教育者也覺得，政府似乎特別重視用英文發表的輿論，受少數敢怒敢言的受英文教育者的影響，但是受華文教育者的心聲卻不受重視。「他們覺得政府雖然口口聲聲強調學習母語的重要性，但是對華文的應用和中華文化卻沒有認真的對待與照顧。」
他提起受華文教育者覺得由於英文處於一支獨秀的地位，使到受英文教育者把持全國所有重要的職位，使到受華文教育者覺得沒有出頭的機會；加上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不同，也使他們發現很難跟身居要職的「精英分子」溝通。內閣要員和高級公務員絕大多數是受英文教育的技術官僚，他們不了解受華文教育者的看法和想法，也不了解民間疾苦。他接著說：
受華文教育者不禁要問，難道他們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卻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嗎？於是，他們消極、無奈，變成了不受重視的「沉默的大多數」。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恐怕是他們十多年累積下來的感受和不滿。行動黨（政府）將會認真的探討這個問題。受華文教育者這種被疏離的情緒應該儘早糾正來。
王鼎昌的這個分析把受華文教育者的心態跟政治的關係說得毫無保留。他的用意也很明顯地是要告訴他們，政府已經得到他們所發出的信息，也知道他們在政治上仍然能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政府今後將儘量照顧他們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