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选：多党角逐，理念交锋谁占优？
2025年5月3日，新加坡将迎来第14届全国大选，此次选举将选出第15届议会的97名民选议员。届时，211名候选人将围绕33个选区展开激烈角逐，这33个选区涵盖15个单选区和18个集选区。参与本次选举的主要政党有：
人民行动党（PAP）：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该党便长期执政，现任总理黄循财领导着这支政治力量。此次大选，人民行动党推出了97位候选人，参与所有议会席位的竞争。他们以“变革中的世界、新的团队、新的决心”为口号，承诺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保障新加坡的稳定与繁荣。在2020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表现强劲，一举赢得了83个议席，占据总议席数的89%，在议会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工人党（WP）：在工人党领袖毕丹星的带领下，该党成为新加坡主要的反对党。在2020年的大选中，工人党成功斩获10个议席，尽管席位数量相对较少，但却是新加坡议会中唯一能够对执政党提出反对意见的政党。本次大选，工人党立下目标，要赢得至少三分之一的议席，以增强议会的制衡力量。他们主张聚焦生活成本、住房负担以及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喊出了“为新加坡而努力”的响亮口号。
除了上述两大政党，新加坡前进党（PSP）、新加坡民主党（SDP）、红点联合党（RDU）、人民改革联盟（PAR）等较小的反对党也积极投身本次大选。这些政党主张扩大社会福利、强化对本地人的保护政策、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
本次大选，绝非仅仅是议会席位的简单争夺，更是新加坡治国方向的一次重要较量。选举所涉及的议题广泛而深刻，涵盖生活成本攀升、就业保障缺失、社会公平失衡以及外来干预防范等诸多方面。
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主张延续全球化竞争战略，将秩序、效率与精英治国理念奉为圭臬，积极支持经济开放。他们计划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和提供有条件补贴等方式，助力本地人更好地适应全球变化带来的挑战。
作为第一大反对党，工人党则主张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实现制衡，秉持理性监督的原则，推动渐进式改革。他们同样关注生活成本、住房负担和就业保障等民生热点，但始终坚持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开放的原则，强调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反对，而非采取激进的对抗方式。
而其余的反对党（PSP、SDP、RDU、PAR），其治国理念则更倾向于“新加坡人优先”。他们着重强调保护本地人的优先政策，主张增加社会福利、强化社会安全网、收紧外国人政策，并推动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社会再分配。
对比以上三大阵营的治国理念，差异一目了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将全球竞争和秩序优先置于重要位置，强调国民应自力更生，仅对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群体给予有限补贴，同时维持经济的高开放度。工人党则主张建设性制衡与渐进改良，在适度加强政策力度的同时，强调财政可持续性，致力于推动多元声音的表达，加强公共监督。而其余反对党的理念则与欧美极右翼存在相似之处，他们期望推动更大程度的社会重塑，倡导经济民族主义和福利扩张，提出全民津贴、扩大免费项目等主张，强烈要求收紧外劳政策，引导资源优先分配给本地人。
从不同政党治国理念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各政党所吸引的主要支持人群。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主要受到那些在全球化和高学历、稳定工作背景下成为“赢家”的人群的青睐。比如，假设你从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一家全球500强的跨国公司，在公司里职位和薪水稳步提升，结婚后有能力购置一套甚至多套住房。有了孩子后，孩子也能沿着相似的道路成长，顺利进入不错的中学和大学，凭借高学历获得不错的工作，继续维持中产或以上的社会地位。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会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坚定支持人民行动党。
执政党的另一个优势，是目前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有利于他们能够给选民带来的价值：稳定。
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特别是在大选期间，需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防止大选造成选民分化对立，甚至走极端变成部落冲突？比如在美国，特朗普推动的MAGA运动引发了严重的党派极化，社会撕裂至今未愈。在英国，脱欧（Brexit）公投撕裂了社会阶层、族群与地理区域之间的共识，导致政治长期动荡。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比如种族、宗教、移民政策等，很容易成为激发内部矛盾的导火索，甚至升级到暴力冲突（比如新加坡在1964年的种族骚乱），一发不可收拾。新加坡是一个面积狭小、人口稠密、资源匮乏、族群多元的城市国家，一旦种族或宗教议题被不负责任地政治化，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最近的一场竞选集会中，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警告国人，种族和宗教政治的危险不可小觑。他强调，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操作种族或宗教议题，都可能撕裂新加坡脆弱的多元社会。这种警告长期以来一直是人民行动党（PAP）论述的核心内容。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和西欧发生的政治生态右翼化，会促使一些新加坡选民产生担心，并倾向于投“安全票”来支持人民行动党。
但是在这个群体中，也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支持工人党。支持工人党的最大理由，是选民不愿意看到行动党一手遮天，一党独大。他们希望在议会中看到健康的辩论，而不是一群不敢提反对意见的应声虫。同时，选民们也希望反对党成为一支独立的监督力量，在人民行动党做出一些让人担心的决策时（比如2024年的德国安联集团并购新加坡英康保险公司事件，后被政府叫停），能够有人站出来逼迫执政党提高决策透明度，杜绝腐败，向人民负责。
另外还有一个群体，是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输家”，他们可能由于学历不够高，或者运气不好，没有享受到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红利，成为中低收入家庭。这个群体和美国的MAGA群体以及英国的支持脱欧群体有类似之处，由于收入不够高，他们处处受到生活成本高的压力测试，并且受到外国劳工的威胁最大。这部分群体支持相对比较民粹的其他反对党，并不让人意外，他们需要政府给他们更多的政策倾斜，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外国人之上，给他们更多的高薪工作机会和更多的补贴和转移支付，将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降下来。
代表这部分民意的反对党，有时会提出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政策建议。比如上文提到的人民改革联盟（PAR）提议，取消新加坡永久居民（PR）购买二手组屋的资格。红点联合党（RDU）提议，向每个新加坡公民发放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公民红包）。这些观点大胆极端，能够吸引一些眼球，但很难获得大部分选民的认同。
总体上来说，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代表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民意。其他反对党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有形成气候，对前面两个党无法形成任何严肃的威胁，对于选民的价值娱乐性高于实质性。
本次选举引发的另一个思辨点，是自由和秩序之争。
在过往数十载的时光里，评论界针对新加坡政府的诸多批评，焦点大多集中于其政治氛围不够宽松以及言论自由受限的问题。诚然，新加坡在经济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公认，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其人均GDP已高达92,000美元，稳居世界前列。然而，在国际自由指数的评估体系中，新加坡的得分却不尽如人意，被划入“部分自由”国家的行列，甚至在自由度方面还落后于非洲的毛里求斯（毛里求斯被归类为“自由”国家）。
新加坡国内的反对党，也将大量批评火力对准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指责其对政治活动和言论表达实施了过度压制。
不可否认，新加坡所秉持的强调秩序至上、长期规划优先的发展模式，确实为国家带来了极为丰硕的物质成果。但当下真正值得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在未来是否依旧具备可持续性，并且能够契合国家的长远利益？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以人均GDP这一关键指标衡量，新加坡已然跻身全球最富裕国家的阵营。在此背景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眼前：新加坡是否具备足够的空间，来适度降低集中式管理的强度，进而允许更多的自由表达和反对声音存在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新加坡所取得成功的治理模式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范式。在世界的版图上，存在不少小型多元国家，它们依据自身国情，探索并践行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以毛里求斯为例，它便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这个国家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华人等多个族群共同构成。与新加坡不同，毛里求斯并未采用集选区制度、种族保留选举等机制，言论环境也相对宽松，并未实施严苛的言论管控。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里求斯成功构建起了稳定的民主制度，并维持了族群间的和谐共处。在国际自由指数的评估中，毛里求斯的得分远超新加坡，被归类为“自由”的典范。这充分表明，通过积极培育公民社会，而非单纯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制管理，同样能够实现多元族群的团结与社会的稳定。
但现实往往充满复杂性。尽管毛里求斯在民主与自由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其经济发展水平却与新加坡存在较大差距。数据显示，毛里求斯的人均GDP仅为约11,300美元，尚不足新加坡人均GDP的八分之一。尽管毛里求斯国土面积更为广阔，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且战略风险较低，但该国经济仍长期徘徊在中高收入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却成功跻身全球最富裕国家之列。
同样具有警示意义的，还有中国台湾的例子。中国台湾曾与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在强有力且集中式的政府领导下，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台湾开启民主化进程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如今，台湾的人均GDP约为34,000美元，仅为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台湾在政治上更加开放，社会氛围更为自由，但内部政治僵局、民粹主义抬头以及经济改革受阻等问题却日益凸显。
中国台湾和毛里求斯的实例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自由本身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繁荣。倘若缺乏集中的改革推动力、长期的制度耐性以及全民的牺牲精神，国家很可能会陷入“自由但停滞”的困境。即便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之后，若在全面推进政治自由化的过程中，公民的成熟度不足，也可能导致国家丧失持续发展的动力。
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所主导的治理模式必然能够带来成功呢？答案同样并非绝对。集中治理方式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一旦最高领导层出现判断失误，其代价将是极其沉重的。
以苏联为例，其高度集中的体制在1970 - 1980年代逐渐失去了改革动力，经济结构日益僵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解体。中央集权体系由于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使得错误政策得以持续推行，最终引发了全面的系统性崩溃。一旦集权体制出现失误，由于缺乏自我修复的能力，其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因此，对于人民行动党所倡导的治理模式而言，若想继续赢得人民的支持，就必须证明该党高层具备高瞻远瞩的视野，始终将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对腐败现象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并在关键时刻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最符合新加坡整体利益的决策，即便这些决策可能并不受多数人的欢迎。这一要求，无疑对执政党提出了极高的挑战。
2025年大选的真正意义
2025年新加坡大选，无疑是对国家未来治理模式的一次关键“大考”，它将引领选民们深入思考一系列关乎国家走向的重大命题：在全球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当下，新加坡能否持续保持蓬勃的发展活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独特光彩？在坚守社会秩序的同时，新加坡能否成功培育出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理性成熟且富有责任感的公民社会？在维持国家稳定与繁荣这一坚实基石的前提下，新加坡能否循序渐进地提升政治透明度，增强社会的抗压与适应能力，即社会韧性？
回顾过往几十年，新加坡凭借严谨的社会秩序和卓越的远见卓识，赢得了全球的广泛尊重与赞誉。然而，面向未来，新加坡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如何确保现有的繁荣得以长久延续，如何让国民之间的团结更加深厚牢固，如何让国家的制度体系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这不仅考验着领导层的卓越智慧与决策能力，更需要全体国民集体觉醒，积极承担起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与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