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選：多黨角逐，理念交鋒誰占優？
2025年5月3日，新加坡將迎來第14屆全國大選，此次選舉將選出第15屆議會的97名民選議員。屆時，211名候選人將圍繞33個選區展開激烈角逐，這33個選區涵蓋15個單選區和18個集選區。參與本次選舉的主要政黨有：
人民行動黨（PAP）：自1965年新加坡獨立以來，該黨便長期執政，現任總理黃循財領導著這支政治力量。此次大選，人民行動黨推出了97位候選人，參與所有議會席位的競爭。他們以「變革中的世界、新的團隊、新的決心」為口號，承諾在全球充滿不確定性的大環境下，保障新加坡的穩定與繁榮。在2020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表現強勁，一舉贏得了83個議席，占據總議席數的89%，在議會中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地位。
工人黨（WP）：在工人黨領袖畢丹星的帶領下，該黨成為新加坡主要的反對黨。在2020年的大選中，工人黨成功斬獲10個議席，儘管席位數量相對較少，但卻是新加坡議會中唯一能夠對執政黨提出反對意見的政黨。本次大選，工人黨立下目標，要贏得至少三分之一的議席，以增強議會的制衡力量。他們主張聚焦生活成本、住房負擔以及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喊出了「為新加坡而努力」的響亮口號。
除了上述兩大政黨，新加坡前進黨（PSP）、新加坡民主黨（SDP）、紅點聯合黨（RDU）、人民改革聯盟（PAR）等較小的反對黨也積極投身本次大選。這些政黨主張擴大社會福利、強化對本地人的保護政策、降低民眾的生活成本。
本次大選，絕非僅僅是議會席位的簡單爭奪，更是新加坡治國方向的一次重要較量。選舉所涉及的議題廣泛而深刻，涵蓋生活成本攀升、就業保障缺失、社會公平失衡以及外來干預防範等諸多方面。
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主張延續全球化競爭戰略，將秩序、效率與精英治國理念奉為圭臬，積極支持經濟開放。他們計劃通過開展技能培訓和提供有條件補貼等方式，助力本地人更好地適應全球變化帶來的挑戰。
作為第一大反對黨，工人黨則主張在現有制度框架內實現制衡，秉持理性監督的原則，推動漸進式改革。他們同樣關注生活成本、住房負擔和就業保障等民生熱點，但始終堅持財政可持續性與經濟開放的原則，強調以建設性的態度進行反對，而非採取激進的對抗方式。
而其餘的反對黨（PSP、SDP、RDU、PAR），其治國理念則更傾向於「新加坡人優先」。他們著重強調保護本地人的優先政策，主張增加社會福利、強化社會安全網、收緊外國人政策，並推動更大規模、更快速度的社會再分配。
對比以上三大陣營的治國理念，差異一目了然。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將全球競爭和秩序優先置於重要位置，強調國民應自力更生，僅對在競爭中處於弱勢的群體給予有限補貼，同時維持經濟的高開放度。工人黨則主張建設性制衡與漸進改良，在適度加強政策力度的同時，強調財政可持續性，致力於推動多元聲音的表達，加強公共監督。而其餘反對黨的理念則與歐美極右翼存在相似之處，他們期望推動更大程度的社會重塑，倡導經濟民族主義和福利擴張，提出全民津貼、擴大免費項目等主張，強烈要求收緊外勞政策，引導資源優先分配給本地人。
從不同政黨治國理念的對比中，我們不難看出各政黨所吸引的主要支持人群。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主要受到那些在全球化和高學歷、穩定工作背景下成為「贏家」的人群的青睞。比如，假設你從大學畢業後，順利進入一家全球500強的跨國公司，在公司里職位和薪水穩步提升，結婚後有能力購置一套甚至多套住房。有了孩子後，孩子也能沿著相似的道路成長，順利進入不錯的中學和大學，憑藉高學歷獲得不錯的工作，繼續維持中產或以上的社會地位。這樣的家庭背景，無疑會讓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堅定支持人民行動黨。
執政黨的另一個優勢，是目前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有利於他們能夠給選民帶來的價值：穩定。
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特別是在大選期間，需要面對的一個棘手問題是，如何防止大選造成選民分化對立，甚至走極端變成部落衝突？比如在美國，特朗普推動的MAGA運動引發了嚴重的黨派極化，社會撕裂至今未愈。在英國，脫歐（Brexit）公投撕裂了社會階層、族群與地理區域之間的共識，導致政治長期動盪。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比如種族、宗教、移民政策等，很容易成為激發內部矛盾的導火索，甚至升級到暴力衝突（比如新加坡在1964年的種族騷亂），一發不可收拾。新加坡是一個面積狹小、人口稠密、資源匱乏、族群多元的城市國家，一旦種族或宗教議題被不負責任地政治化，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在最近的一場競選集會中，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警告國人，種族和宗教政治的危險不可小覷。他強調，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操作種族或宗教議題，都可能撕裂新加坡脆弱的多元社會。這種警告長期以來一直是人民行動黨（PAP）論述的核心內容。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和西歐發生的政治生態右翼化，會促使一些新加坡選民產生擔心，並傾向於投「安全票」來支持人民行動黨。
但是在這個群體中，也有一部分人會選擇支持工人黨。支持工人黨的最大理由，是選民不願意看到行動黨一手遮天，一黨獨大。他們希望在議會中看到健康的辯論，而不是一群不敢提反對意見的應聲蟲。同時，選民們也希望反對黨成為一支獨立的監督力量，在人民行動黨做出一些讓人擔心的決策時（比如2024年的德國安聯集團併購新加坡英康保險公司事件，後被政府叫停），能夠有人站出來逼迫執政黨提高決策透明度，杜絕腐敗，向人民負責。
另外還有一個群體，是全球化和經濟發展的「輸家」，他們可能由於學歷不夠高，或者運氣不好，沒有享受到新加坡經濟發展的紅利，成為中低收入家庭。這個群體和美國的MAGA群體以及英國的支持脫歐群體有類似之處，由於收入不夠高，他們處處受到生活成本高的壓力測試，並且受到外國勞工的威脅最大。這部分群體支持相對比較民粹的其他反對黨，並不讓人意外，他們需要政府給他們更多的政策傾斜，把他們的利益放在外國人之上，給他們更多的高薪工作機會和更多的補貼和轉移支付，將醫療、教育等生活成本降下來。
代表這部分民意的反對黨，有時會提出一些相對比較極端的政策建議。比如上文提到的人民改革聯盟（PAR）提議，取消新加坡永久居民（PR）購買二手組屋的資格。紅點聯合黨（RDU）提議，向每個新加坡公民發放無條件的現金轉移支付（公民紅包）。這些觀點大膽極端，能夠吸引一些眼球，但很難獲得大部分選民的認同。
總體上來說，人民行動黨和工人黨代表絕大多數的新加坡人民意。其他反對黨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還沒有形成氣候，對前面兩個黨無法形成任何嚴肅的威脅，對於選民的價值娛樂性高於實質性。
本次選舉引發的另一個思辨點，是自由和秩序之爭。
在過往數十載的時光里，評論界針對新加坡政府的諸多批評，焦點大多集中於其政治氛圍不夠寬鬆以及言論自由受限的問題。誠然，新加坡在經濟領域取得的輝煌成就舉世公認，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其人均GDP已高達92,000美元，穩居世界前列。然而，在國際自由指數的評估體系中，新加坡的得分卻不盡如人意，被劃入「部分自由」國家的行列，甚至在自由度方面還落後於非洲的模里西斯（模里西斯被歸類為「自由」國家）。
新加坡國內的反對黨，也將大量批評火力對準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指責其對政治活動和言論表達實施了過度壓制。
不可否認，新加坡所秉持的強調秩序至上、長期規劃優先的發展模式，確實為國家帶來了極為豐碩的物質成果。但當下真正值得深入探討的核心問題是：這種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在未來是否依舊具備可持續性，並且能夠契合國家的長遠利益？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以人均GDP這一關鍵指標衡量，新加坡已然躋身全球最富裕國家的陣營。在此背景下，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了眼前：新加坡是否具備足夠的空間，來適度降低集中式管理的強度，進而允許更多的自由表達和反對聲音存在呢？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新加坡所取得成功的治理模式並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範式。在世界的版圖上，存在不少小型多元國家，它們依據自身國情，探索並踐行著不同的發展道路。
以模里西斯為例，它便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這個國家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華人等多個族群共同構成。與新加坡不同，模里西斯並未採用集選區制度、種族保留選舉等機制，言論環境也相對寬鬆，並未實施嚴苛的言論管控。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模里西斯成功構建起了穩定的民主制度，並維持了族群間的和諧共處。在國際自由指數的評估中，模里西斯的得分遠超新加坡，被歸類為「自由」的典範。這充分表明，通過積極培育公民社會，而非單純依賴自上而下的強制管理，同樣能夠實現多元族群的團結與社會的穩定。
但現實往往充滿複雜性。儘管模里西斯在民主與自由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其經濟發展水平卻與新加坡存在較大差距。數據顯示，模里西斯的人均GDP僅為約11,300美元，尚不足新加坡人均GDP的八分之一。儘管模里西斯國土面積更為廣闊，自然資源相對豐富，且戰略風險較低，但該國經濟仍長期徘徊在中高收入水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加坡在自然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卻成功躋身全球最富裕國家之列。
同樣具有警示意義的，還有中國台灣的例子。中國台灣曾與新加坡並稱為「亞洲四小龍」，在強有力且集中式的政府領導下，實現了經濟的飛速發展。然而，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台灣開啟民主化進程後，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如今，台灣的人均GDP約為34,000美元，僅為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左右。儘管台灣在政治上更加開放，社會氛圍更為自由，但內部政治僵局、民粹主義抬頭以及經濟改革受阻等問題卻日益凸顯。
中國台灣和模里西斯的實例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示：自由本身並不能直接轉化為繁榮。倘若缺乏集中的改革推動力、長期的制度耐性以及全民的犧牲精神，國家很可能會陷入「自由但停滯」的困境。即便在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之後，若在全面推進政治自由化的過程中，公民的成熟度不足，也可能導致國家喪失持續發展的動力。
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所主導的治理模式必然能夠帶來成功呢？答案同樣並非絕對。集中治理方式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在於，一旦最高領導層出現判斷失誤，其代價將是極其沉重的。
以蘇聯為例，其高度集中的體制在1970 - 1980年代逐漸失去了改革動力，經濟結構日益僵化，最終導致了國家的解體。中央集權體系由於缺乏有效的反饋機制，使得錯誤政策得以持續推行，最終引發了全面的系統性崩潰。一旦集權體制出現失誤，由於缺乏自我修復的能力，其後果往往不堪設想。因此，對於人民行動黨所倡導的治理模式而言，若想繼續贏得人民的支持，就必須證明該黨高層具備高瞻遠矚的視野，始終將人民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對腐敗現象保持零容忍的態度，並在關鍵時刻有能力做出正確的判斷，制定出最符合新加坡整體利益的決策，即便這些決策可能並不受多數人的歡迎。這一要求，無疑對執政黨提出了極高的挑戰。
2025年大選的真正意義
2025年新加坡大選，無疑是對國家未來治理模式的一次關鍵「大考」，它將引領選民們深入思考一系列關乎國家走向的重大命題：在全球競爭日益白熱化的當下，新加坡能否持續保持蓬勃的發展活力，在國際舞台上綻放獨特光彩？在堅守社會秩序的同時，新加坡能否成功培育出一個更加多元包容、理性成熟且富有責任感的公民社會？在維持國家穩定與繁榮這一堅實基石的前提下，新加坡能否循序漸進地提升政治透明度，增強社會的抗壓與適應能力，即社會韌性？
回顧過往幾十年，新加坡憑藉嚴謹的社會秩序和卓越的遠見卓識，贏得了全球的廣泛尊重與讚譽。然而，面向未來，新加坡面臨著全新的挑戰：如何確保現有的繁榮得以長久延續，如何讓國民之間的團結更加深厚牢固，如何讓國家的制度體系煥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這不僅考驗著領導層的卓越智慧與決策能力，更需要全體國民集體覺醒，積極承擔起推動國家發展的責任與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