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危机与区域安全风险频发将极大地考验著执政党的适应能力。能否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成为其长期执政及获得政治权力的重要观察指标。
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领域，秉承“同时保障生命和生计”的方针，推动实现“更好的重建”是新一代领导团队的核心任务。
2021年下半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将逐步过渡到“与新冠共处”的新常态模式。2022年3—4月，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先后两次大幅放宽了疫情防控管理和出入境限制措施，并且同步将“疾病暴发应对系统”级别下调至黄色。
然而在6月底，新加坡出现了第五波疫情，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峰值再次突破1万例。虽然7月份的数值有所回落，但每日新增也多在5000例以上。可见，新冠病毒远未稳定下来，潜在的传播与变异风险时刻威胁著新加坡的公共卫生安全。
此外，在欧美等地暴发流行的猴痘病毒也开始在新加坡出现，引发了民众对其是否会在社区传播的担忧。因此，如何强化对新冠疫情以及其他传染疾病的动态监测与渐进治理，对于黄循财团队而言至关重要。
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也愈发引起关注，因其直接关系到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新加坡的安全利益。
2020年，李显龙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担心的是，位于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必须避免卷入其中或被迫作出不明智的选择。”而如今拜登政府持续在意识形态、高新技术、地缘政治等层面加大对华遏制、围堵的力度，这不仅缩小了新加坡在处理大国关系时的政策空间，还给区域和平稳定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2022年8月2日，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率团窜访台湾，引发中方的严厉谴责和强烈抗议，中国当即宣布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进行三天的实弹演训行动。
虽然这一事件并未直接触发“第四次台海危机”，但可以观测到的是，中美以及两岸之间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对抗将会持续加剧。其后续效应或将增加新加坡维持大国平衡政策的难度，甚至会导致新加坡因大国博弈而承担部分风险与代价，这些都需要黄循财团队在外交事务方面展现出足够的政治智慧。
05 总结与启示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60余年的执政经验不仅印证了制度对小国政治道路的推动性，同时也为各国政党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
一是有效的环境适应是遵循本国国情，摸索出适合本土发展的“民主模式”，而非照搬美国模式。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新加坡并没有选择照搬竞争性选举、轮流执政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新加坡道路，将精英治国的理念贯彻于领导人遴选、培养和交接的各个环节，主动发现社会各界精英并将其培养成为政治领袖，以保持人民行动党的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允许政治竞争，以“机制化的竞争性选拔+党内外监督”为主要的实现形式，形成了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模式”。这种竞争力确保了新加坡政治发展机制运行的有效性，规避了亨廷顿所提出的错误模式下的“政治衰朽”之象。
二是在理性的政治文化和有序的制度机制下，一党长期执政也可以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全面提升，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的繁荣发展。
新加坡的精英治国机制以“换人不换党”的一党长期执政确保国内各项组织改革的持续性，保障政策施行的效度。领导干部通过工作绩效和公平的民意竞争来获取党和民众的信任，满足民众的需求，为人民行动党在有限的竞争中实现最大的“民主”提供了可能。
三是政党的自适应能力是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保证。
环境的挑战是每个政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中，人民行动党同样面临着适应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新任领袖黄循财及其团队对内要继续强化政治体制的吸纳、整合和治理能力，对外也要有效应对来自反对党派、经济危机以及风险社会的挑战，从而维持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优势与地位。从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观察，只有确保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国家发展的直接领导地位，才能推进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
来源：文章原载于《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4期，作者王艺桦为福建社科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剑峰为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政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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