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疫情時代，公共衛生危機與區域安全風險頻發將極大地考驗著執政黨的適應能力。能否穩定社會秩序、安定人心成為其長期執政及獲得政治權力的重要觀察指標。
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領域，秉承「同時保障生命和生計」的方針，推動實現「更好的重建」是新一代領導團隊的核心任務。
2021年下半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將逐步過渡到「與新冠共處」的新常態模式。2022年3—4月，政府跨部門抗疫工作小組先後兩次大幅放寬了疫情防控管理和出入境限制措施，並且同步將「疾病暴發應對系統」級別下調至黃色。
然而在6月底，新加坡出現了第五波疫情，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峰值再次突破1萬例。雖然7月份的數值有所回落，但每日新增也多在5000例以上。可見，新冠病毒遠未穩定下來，潛在的傳播與變異風險時刻威脅著新加坡的公共衛生安全。
此外，在歐美等地暴發流行的猴痘病毒也開始在新加坡出現，引發了民眾對其是否會在社區傳播的擔憂。因此，如何強化對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傳染疾病的動態監測與漸進治理，對於黃循財團隊而言至關重要。
亞太地區安全局勢的變化也愈發引起關注，因其直接關係到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和新加坡的安全利益。
2020年，李顯龍在《外交事務》雜誌刊文指出：「中美兩國的緊張關係引發了有關亞洲未來和新興國際秩序形態的深刻問題。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尤其擔心的是，位於大國利益的交匯點，必須避免捲入其中或被迫作出不明智的選擇。」而如今拜登政府持續在意識形態、高新技術、地緣政治等層面加大對華遏制、圍堵的力度，這不僅縮小了新加坡在處理大國關係時的政策空間，還給區域和平穩定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特別是在2022年8月2日，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率團竄訪台灣，引發中方的嚴厲譴責和強烈抗議，中國當即宣布在台灣島周邊海空域進行三天的實彈演訓行動。
雖然這一事件並未直接觸發「第四次台海危機」，但可以觀測到的是，中美以及兩岸之間在政治和軍事層面的對抗將會持續加劇。其後續效應或將增加新加坡維持大國平衡政策的難度，甚至會導致新加坡因大國博弈而承擔部分風險與代價，這些都需要黃循財團隊在外交事務方面展現出足夠的政治智慧。
05 總結與啟示
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60餘年的執政經驗不僅印證了制度對小國政治道路的推動性，同時也為各國政黨在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上提供了一些經驗和啟示。
一是有效的環境適應是遵循本國國情，摸索出適合本土發展的「民主模式」，而非照搬美國模式。
作為一個後發國家，新加坡並沒有選擇照搬競爭性選舉、輪流執政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新加坡道路，將精英治國的理念貫徹於領導人遴選、培養和交接的各個環節，主動發現社會各界精英並將其培養成為政治領袖，以保持人民行動黨的核心競爭力。
與此同時，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允許政治競爭，以「機制化的競爭性選拔+黨內外監督」為主要的實現形式，形成了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模式」。這種競爭力確保了新加坡政治發展機制運行的有效性，規避了亨廷頓所提出的錯誤模式下的「政治衰朽」之象。
二是在理性的政治文化和有序的制度機制下，一黨長期執政也可以實現國家治理績效的全面提升，帶來穩定的社會秩序與經濟的繁榮發展。
新加坡的精英治國機制以「換人不換黨」的一黨長期執政確保國內各項組織改革的持續性，保障政策施行的效度。領導幹部通過工作績效和公平的民意競爭來獲取黨和民眾的信任，滿足民眾的需求，為人民行動黨在有限的競爭中實現最大的「民主」提供了可能。
三是政黨的自適應能力是推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保證。
環境的挑戰是每個政黨發展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態中，人民行動黨同樣面臨著適應性的問題。這就要求新任領袖黃循財及其團隊對內要繼續強化政治體制的吸納、整合和治理能力，對外也要有效應對來自反對黨派、經濟危機以及風險社會的挑戰，從而維持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優勢與地位。從新加坡的現代化發展歷程觀察，只有確保人民行動黨對新加坡國家發展的直接領導地位，才能推進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
來源：文章原載於《和平與發展》2023年第4期，作者王藝樺為福建社科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郭劍峰為深圳改革開放幹部學院政黨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我們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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