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8月9日是新加坡55周年国庆。因为遭遇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总理李显龙在国庆致辞中呼吁全国团结起来应对困难。 事实上，由于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境，在新加坡执政长达数十年的人民行动党正面对着巨大压力；而年轻世代想打破它一直以来独大的诉求无疑进一步削弱了它的政治版图。因此，虽然人民行动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仍然胜出，相对优势已经有所下降。很可能今年就是新加坡政局的分水岭。
【文/胡毓堃】
前言：2020年7月10日，新加坡举行全国大选，此次选举普遍被视为对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检验。最终，人民行动党赢得93个竞选议席中的83席，继续执政，但得票率创下历史第三低，在多个传统堡垒选区陷入胶着、优势缩水；最大反对党工人党创造历史新高，赢得10个议席和2个集选区，被视为本次选举的真正赢家，党秘书长毕丹星也成为第一位正式指定的新加坡国会反对党领袖。
2020年7月27日，新一届新加坡内阁分别总统府和国会大厦在正式宣誓就职。李显龙在讲话中承诺，新一届政府将顺应多元化这个不可抵挡的趋势，让政治体制发展和演化，以回应选民诉求。
新加坡最大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编辑沃伦·费尔南德斯评论本届大选：“最终，多数选民似乎想要二者兼得——人民行动党掌权，但国会仍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予以制衡。”
一、“分水岭”的前奏：疫情之下，并无新事
新加坡大选并无固定周期，每4-5年举行新一届国会大选，日期由政府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确定。今年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新加坡也未能幸免：虽然早期凭借“病毒探测-接触追踪”的预防机制，成为世界瞩目的典范，但因对外籍劳工宿舍聚集性感染的处理相对滞后，导致疫情爆发，截至大选当日感染病例累计超过45000例、死亡26例，对这个人口密度世界第三高的国家形成了巨大压力。受疫情影响，大选日期悬而不决，最终确定于2020年7月10日举行。
疫情冲击，新加坡也遭遇了独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困境：2020年第二季度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暴跌41.2%；据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预计，今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4%-7%，甚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低谷（GDP缩水2.2%)；隔离政策下企业运营艰难，新加坡财政部长也坦言全年失业人数可能超过10万，比非典之下2003年91000人失业的情形更糟。数十年来，繁荣经济、个人发展和民生保障是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的基础，但疫情之下经济衰退和就业问题对其延续执政的挑战也不可避免。
2016年第2季度-2020年第2季度新加坡GDP环比和同比增幅变化 来源：FOCUSECONOMICS
新加坡570万总人口超过210万为移民，其中外籍劳工占据了相当比例 来源：The Guardian
事实上，早在疫情爆发之前，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以及公众对于就业保障、老龄化社会和医疗服务的担忧已在逐渐冲击现状。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年）后出生年轻一代选民数量逐渐增多，并于2011年大选时首次超过了独立前出生的选民人数（比例为51：49）。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的艰辛和经济腾飞的奇迹，自幼对于高度发达社会的应有之义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理所当然。
但是，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新加坡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处于快车道。经济发展随之引发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观念的转变，导致低出生率和移民等新问题不可避免。即使坚持精英政治和技术官僚主义，力求汇聚各界精英，人民行动党也无法对民众关切的问题面面俱到；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持久深远，青年一代对打破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走向多元政治的期待日益增长。
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随之在政治层面凸显，冲击一党优势的政治版图。自1981年第一位反对党议员惹耶勒南通过补选进入国会以来，以工人党为代表的反对党逐渐在新加坡国会立足。2011年“分水岭大选”，工人党不仅创下6人当选的最高记录，更是赢得阿裕尼集选区5个议席，打破了执政党对集选区【1】的垄断；而人民行动党的全国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60.14%），还折损了时任外交部长杨荣文等资深政府要员。
2015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和新加坡独立50周年两大事件为人民行动党在当年大选中加分，得票率和胜选议席均有止跌回升之势，但阿裕尼集选区再次被工人党以微弱优势赢得，可见反对党业已赢得新加坡东部腹地的稳定多数支持。
除了选民的多元化偏好和反对党壮大等外部挑战，总理李显龙的家族矛盾则对个人形象和政府公信力产生了直接冲击。2017年，李显龙就父亲李光耀的欧思礼路故居处置问题，与胞妹李玮玲和胞弟李显扬爆发了激烈矛盾。2019年初，新加坡总检察署针对李显扬妻子林学芬为李光耀准备遗嘱一事，向新加坡律师公会提出投诉，但李玮玲再次与李显扬站在一起，指责李显龙。“第一家族”旷日持久的纷争，自然波及李光耀创建的人民行动党。
大选在即，李家三兄妹之争非但没有降温，反而在新加坡社会投下更大的震撼弹：大选开始前两周的6月24日，李显扬宣布加入成立仅一年的新加坡前进党。他公开宣称，“人民行动党已经迷失方向，现在的政府和李光耀时代截然不同”。巧合的是，”第一家族“成员加入前进党，与该党的创立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进党正是由原人民行动党资深议员、差点荣登总统大位的陈清木，集合原人民行动党的一批资深干部于2019年3月共同组建，旨在“确保人民行动党政府的问责制，关注增加就业”。
都说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第一家族和执政党内部出现反对力量且二者结合，无疑为执政党选情蒙上阴影。
李显扬（中）和陈清木（右）在前进党的早餐会上，二人与李显龙和执政党有着特殊的关系 来源：The Straits Times
二、大选之下：一党优势制的变与不变
代议制下的一党优势
“一党优势制”（dominant party system）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阿兰·阿里安和萨缪尔·巴恩斯于1974年在《政治学杂志》发表的《一党优势制：一种被忽视的民主稳定模式》一文提出【2】，形容一个国家由某一政党在民主选举制度（多为代议制）下长期胜选、稳定执政的现象。具有这一特征的国家，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也是通过参与多党竞争、赢得立法机关（国会）大选得以实现，形式上无异于传统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由于反对党实力偏弱，执政党可以连续胜选、垄断执政权达数十年之久，俨然形成特殊的“一党制”。
当今国际社会，一党优势制并不罕见，在俄罗斯、南非、委内瑞拉、日本、土耳其等国，执政党都已稳定执政至少近20年，新加坡更是典型代表：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已执政超过60年；历届国会中，人民行动党几乎占据了90%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在2020年之前能赢得的席位仅有个位数，以至于新加坡在1984年引入了非选区议员制度【3】，确保反对派始终有机会在国会发声。
新加坡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历届国会选举表现 来源：维基百科
竞争性政党体系和选举制度下出现一党优势的现象，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得以独占优势，既有共同原因，也受特定因素影响：各国执政党可凭借执政优势垄断立法、行政、经济社会资源，通过制定或修改选举法、重新划分选区、推出政策吸引选民等方式保持甚至扩大选举优势；有的大党与本国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联系紧密，尤其是主流宗教和大型社会运动（如战后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有的则得到了大型媒体支持，或者对全国主流媒体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从而间接引导公共舆论（如1979年至1997年间英国保守党）；有的执政党得益于国家多数族群或母语群体的身份认同（如1994年至今南非的非洲国大党）；有的执政党因其历史功绩或执政得到全民认可，例如建立国家、民族独立与解放、政治变革、经济改革、国家崛起（如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以色列工党等）；还有的大党通过建立和维系执政联盟而确保其执政优势地位（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和印度国大党）。
如果一个执政党具备上述多重条件，其长期优势将更难撼动。
在承袭英国普通法和选举机制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时间之长、优势之大更显得不可思议。其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无疑是成功的精英治国实践：独立以来，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始终得以将顶尖人才招致麾下，凭借专业知识与技能制定合适的政策，推动国家经济起飞，令新加坡从独立之初人均GDP仅500美元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为人均GDP超过64 000美元（世界第三）的高度发达国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亚太经合组织（APEC）总部所在地，并以成熟严格的法治、清廉的政府、开放的社会吸引著全世界的投资者、移民和游客。新加坡的巨大发展成就强化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和选举优势。
然而，执政党优势背后的其它因素，却常招致反对派和国际社会抨击：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严格限制，包括宪法第14条对于言论、结社自由的限制，《内部安全法》赋予政府不经审判和控告即可直接拘禁的权力，以及《煽动法》、《广播法》、《公共秩序法》对言论和集会权利的限制。新加坡法学家、美国律师协会教授约西·拉贾（Jothie Rajah）的《威权式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一书，揭露了新加坡法治如何制约异己、保护当政者，却又无损于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正当性。
无论是第一位反对党议员惹耶勒南遭执政党多年起诉，最终被判罪并褫夺议员资格，还是原社会主义阵线议员谢太宝因违反《内部安全法》遭到23年监禁和9年软禁（监禁时间仅次于南非曼德拉），无数针对反对派和异见人士的诉讼和司法判决似乎印证了拉贾的观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剑桥大学法学专业出身的李光耀，熟知英国普通法的精髓，行事注重程序正义，成为他多年来与反对派博弈、维护执政优势的重要武器。
新加坡前议员谢太宝因违反《内部安全法》遭新政府监禁23年、软禁9年 来源：The Straits Times
此外，新加坡承袭威斯敏斯特的简单多数制和独创的集选区制度相结合，这一选举制度也有利于维持人民行动党的选举优势：前者导致执政党凭借六成得票率便可赢得超过九成的竞选议席；而后者令资源较少的小党难以组织足够多的候选人参选各大集选区。不同于其它英联邦国家，新加坡的选举机构并非独立机构：新加坡选举局直属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其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更是由总理直接任命组建，因此其调整选区划分的决定无需经过国会批准。
在此机制下，人民行动党政府完全可以”指示”选举局根据不同地区选民结构的变化调整选区范围，确保各选区的选民结构有利于执政党、其候选人立于不败之地。选举机构缺乏事实上的独立性，为执政党留下足够的格里蝾螈（Gerrymandering）【4】操作空间，也招致反对党和国际社会对新加坡大选公正性的质疑。
除了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新加坡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进一步确保人民行动党暂无失去政权之忧：反对党规模偏小、力量分散，多年来目标定位只是作为“副驾驶”【5】监督制衡执政党；新加坡本地媒体几乎都由政府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和其它国营机构直接或间接控制，包括新加坡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新传媒集团和几乎垄断纸媒的新加坡报业控股，而独立媒体和国际媒体则多次因异见被政府用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和惩罚，为执政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也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对于维护和谐、稳定的追求也使多数选民无意推翻执政党、促成“政党轮替”。
此外，新加坡总理有权在总统授权之下临时举办大选、高额的选举保证金制度、执政党政府通过资助社会组织和群体获取支持等因素也给反对派和独立候选人带来了更多的阻碍，甚至令其望而却步。大家都在同一个赛场赛跑，但带着镣铐的选手怎么也跑不过轻装上阵的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