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今年8月9日是新加坡55周年國慶。因為遭遇到了新冠疫情的衝擊，總理李顯龍在國慶致辭中呼籲全國團結起來應對困難。 事實上，由於疫情帶來的經濟困境，在新加坡執政長達數十年的人民行動黨正面對著巨大壓力；而年輕世代想打破它一直以來獨大的訴求無疑進一步削弱了它的政治版圖。因此，雖然人民行動黨在上個月的大選中仍然勝出，相對優勢已經有所下降。很可能今年就是新加坡政局的分水嶺。
【文/胡毓堃】
前言：2020年7月10日，新加坡舉行全國大選，此次選舉普遍被視為對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檢驗。最終，人民行動黨贏得93個競選議席中的83席，繼續執政，但得票率創下歷史第三低，在多個傳統堡壘選區陷入膠著、優勢縮水；最大反對黨工人黨創造歷史新高，贏得10個議席和2個集選區，被視為本次選舉的真正贏家，黨秘書長畢丹星也成為第一位正式指定的新加坡國會反對黨領袖。
2020年7月27日，新一屆新加坡內閣分別總統府和國會大廈在正式宣誓就職。李顯龍在講話中承諾，新一屆政府將順應多元化這個不可抵擋的趨勢，讓政治體制發展和演化，以回應選民訴求。
新加坡最大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編輯沃倫·費爾南德斯評論本屆大選：「最終，多數選民似乎想要二者兼得——人民行動黨掌權，但國會仍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予以制衡。」
一、「分水嶺」的前奏：疫情之下，並無新事
新加坡大選並無固定周期，每4-5年舉行新一屆國會大選，日期由政府根據當年實際情況確定。今年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新加坡也未能倖免：雖然早期憑藉「病毒探測-接觸追蹤」的預防機制，成為世界矚目的典範，但因對外籍勞工宿舍聚集性感染的處理相對滯後，導致疫情爆發，截至大選當日感染病例累計超過45000例、死亡26例，對這個人口密度世界第三高的國家形成了巨大壓力。受疫情影響，大選日期懸而不決，最終確定於2020年7月10日舉行。
疫情衝擊，新加坡也遭遇了獨立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困境：2020年第二季度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GDP）暴跌41.2%；據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預計，今年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將下降4%-7%，甚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低谷（GDP縮水2.2%)；隔離政策下企業運營艱難，新加坡財政部長也坦言全年失業人數可能超過10萬，比非典之下2003年91000人失業的情形更糟。數十年來，繁榮經濟、個人發展和民生保障是人民行動黨穩定執政的基礎，但疫情之下經濟衰退和就業問題對其延續執政的挑戰也不可避免。
2016年第2季度-2020年第2季度新加坡GDP環比和同比增幅變化 來源：FOCUSECONOMICS
新加坡570萬總人口超過210萬為移民，其中外籍勞工占據了相當比例 來源：The Guardian
事實上，早在疫情爆發之前，社會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以及公眾對於就業保障、老齡化社會和醫療服務的擔憂已在逐漸衝擊現狀。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年）後出生年輕一代選民數量逐漸增多，並於2011年大選時首次超過了獨立前出生的選民人數（比例為51：49）。他們大多沒有經歷過白手起家的艱辛和經濟騰飛的奇蹟，自幼對於高度發達社會的應有之義習以為常，甚至認為理所當然。
但是，經濟發展有其內在規律，新加坡經濟發展不可能永遠處於快車道。經濟發展隨之引發的社會變遷，尤其是社會觀念的轉變，導致低出生率和移民等新問題不可避免。即使堅持精英政治和技術官僚主義，力求匯聚各界精英，人民行動黨也無法對民眾關切的問題面面俱到；西方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潮對新加坡社會的影響持久深遠，青年一代對打破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走向多元政治的期待日益增長。
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遷隨之在政治層面凸顯，衝擊一黨優勢的政治版圖。自1981年第一位反對黨議員惹耶勒南通過補選進入國會以來，以工人黨為代表的反對黨逐漸在新加坡國會立足。2011年「分水嶺大選」，工人黨不僅創下6人當選的最高記錄，更是贏得阿裕尼集選區5個議席，打破了執政黨對集選區【1】的壟斷；而人民行動黨的全國得票率創下歷史新低（60.14%），還折損了時任外交部長楊榮文等資深政府要員。
2015年，建國總理李光耀去世和新加坡獨立50周年兩大事件為人民行動黨在當年大選中加分，得票率和勝選議席均有止跌回升之勢，但阿裕尼集選區再次被工人黨以微弱優勢贏得，可見反對黨業已贏得新加坡東部腹地的穩定多數支持。
除了選民的多元化偏好和反對黨壯大等外部挑戰，總理李顯龍的家族矛盾則對個人形象和政府公信力產生了直接衝擊。2017年，李顯龍就父親李光耀的歐思禮路故居處置問題，與胞妹李瑋玲和胞弟李顯揚爆發了激烈矛盾。2019年初，新加坡總檢察署針對李顯揚妻子林學芬為李光耀準備遺囑一事，向新加坡律師公會提出投訴，但李瑋玲再次與李顯揚站在一起，指責李顯龍。「第一家族」曠日持久的紛爭，自然波及李光耀創建的人民行動黨。
大選在即，李家三兄妹之爭非但沒有降溫，反而在新加坡社會投下更大的震撼彈：大選開始前兩周的6月24日，李顯揚宣布加入成立僅一年的新加坡前進黨。他公開宣稱，「人民行動黨已經迷失方向，現在的政府和李光耀時代截然不同」。巧合的是，」第一家族「成員加入前進黨，與該黨的創立有異曲同工之妙：前進黨正是由原人民行動黨資深議員、差點榮登總統大位的陳清木，集合原人民行動黨的一批資深幹部於2019年3月共同組建，旨在「確保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問責制，關注增加就業」。
都說堡壘往往從內部攻破，第一家族和執政黨內部出現反對力量且二者結合，無疑為執政黨選情蒙上陰影。
李顯揚（中）和陳清木（右）在前進黨的早餐會上，二人與李顯龍和執政黨有著特殊的關係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二、大選之下：一黨優勢制的變與不變
代議制下的一黨優勢
「一黨優勢制」（dominant party system）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阿蘭·阿里安和薩繆爾·巴恩斯於1974年在《政治學雜誌》發表的《一黨優勢制：一種被忽視的民主穩定模式》一文提出【2】，形容一個國家由某一政黨在民主選舉制度（多為代議制）下長期勝選、穩定執政的現象。具有這一特徵的國家，執政黨的領導地位也是通過參與多黨競爭、贏得立法機關（國會）大選得以實現，形式上無異於傳統兩黨制或多黨制國家。由於反對黨實力偏弱，執政黨可以連續勝選、壟斷執政權達數十年之久，儼然形成特殊的「一黨制」。
當今國際社會，一黨優勢制並不罕見，在俄羅斯、南非、委內瑞拉、日本、土耳其等國，執政黨都已穩定執政至少近20年，新加坡更是典型代表：1959年至今，人民行動黨已執政超過60年；歷屆國會中，人民行動黨幾乎占據了90%以上的議席；而反對黨在2020年之前能贏得的席位僅有個位數，以至於新加坡在1984年引入了非選區議員制度【3】，確保反對派始終有機會在國會發聲。
新加坡獨立以來人民行動黨歷屆國會選舉表現 來源：維基百科
競爭性政黨體系和選舉制度下出現一黨優勢的現象，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得以獨占優勢，既有共同原因，也受特定因素影響：各國執政黨可憑藉執政優勢壟斷立法、行政、經濟社會資源，通過制定或修改選舉法、重新劃分選區、推出政策吸引選民等方式保持甚至擴大選舉優勢；有的大黨與本國極具影響力的社會組織或利益集團聯繫緊密，尤其是主流宗教和大型社會運動（如戰後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有的則得到了大型媒體支持，或者對全國主流媒體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從而間接引導公共輿論（如1979年至1997年間英國保守黨）；有的執政黨得益於國家多數族群或母語群體的身份認同（如1994年至今南非的非洲國大黨）；有的執政黨因其歷史功績或執政得到全民認可，例如建立國家、民族獨立與解放、政治變革、經濟改革、國家崛起（如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以色列工黨等）；還有的大黨通過建立和維繫執政聯盟而確保其執政優勢地位（如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和印度國大黨）。
如果一個執政黨具備上述多重條件，其長期優勢將更難撼動。
在承襲英國普通法和選舉機制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時間之長、優勢之大更顯得不可思議。其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無疑是成功的精英治國實踐：獨立以來，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始終得以將頂尖人才招致麾下，憑藉專業知識與技能制定合適的政策，推動國家經濟起飛，令新加坡從獨立之初人均GDP僅500美元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為人均GDP超過64 000美元（世界第三）的高度已開發國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亞太經合組織（APEC）總部所在地，並以成熟嚴格的法治、清廉的政府、開放的社會吸引著全世界的投資者、移民和遊客。新加坡的巨大發展成就強化了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合法性和選舉優勢。
然而，執政黨優勢背後的其它因素，卻常招致反對派和國際社會抨擊：人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受到法律嚴格限制，包括憲法第14條對於言論、結社自由的限制，《內部安全法》賦予政府不經審判和控告即可直接拘禁的權力，以及《煽動法》、《廣播法》、《公共秩序法》對言論和集會權利的限制。新加坡法學家、美國律師協會教授約西·拉賈（Jothie Rajah）的《威權式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一書，揭露了新加坡法治如何制約異己、保護當政者，卻又無損於政府在國內和國際上的正當性。
無論是第一位反對黨議員惹耶勒南遭執政黨多年起訴，最終被判罪並褫奪議員資格，還是原社會主義陣線議員謝太寶因違反《內部安全法》遭到23年監禁和9年軟禁（監禁時間僅次於南非曼德拉），無數針對反對派和異見人士的訴訟和司法判決似乎印證了拉賈的觀點。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劍橋大學法學專業出身的李光耀，熟知英國普通法的精髓，行事注重程序正義，成為他多年來與反對派博弈、維護執政優勢的重要武器。
新加坡前議員謝太寶因違反《內部安全法》遭新政府監禁23年、軟禁9年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此外，新加坡承襲威斯敏斯特的簡單多數制和獨創的集選區制度相結合，這一選舉制度也有利於維持人民行動黨的選舉優勢：前者導致執政黨憑藉六成得票率便可贏得超過九成的競選議席；而後者令資源較少的小黨難以組織足夠多的候選人參選各大集選區。不同於其它大英國協國家，新加坡的選舉機構並非獨立機構：新加坡選舉局直屬新加坡總理辦公室，其選區範圍檢討委員會更是由總理直接任命組建，因此其調整選區劃分的決定無需經過國會批准。
在此機制下，人民行動黨政府完全可以」指示」選舉局根據不同地區選民結構的變化調整選區範圍，確保各選區的選民結構有利於執政黨、其候選人立於不敗之地。選舉機構缺乏事實上的獨立性，為執政黨留下足夠的格里蠑螈（Gerrymandering）【4】操作空間，也招致反對黨和國際社會對新加坡大選公正性的質疑。
除了現有的法律和制度，新加坡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進一步確保人民行動黨暫無失去政權之憂：反對黨規模偏小、力量分散，多年來目標定位只是作為「副駕駛」【5】監督制衡執政黨；新加坡本地媒體幾乎都由政府投資機構——淡馬錫控股和其它國營機構直接或間接控制，包括新加坡國家廣播電視機構——新傳媒集團和幾乎壟斷紙媒的新加坡報業控股，而獨立媒體和國際媒體則多次因異見被政府用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和懲罰，為執政黨營造了有利的輿論環境；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也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對於維護和諧、穩定的追求也使多數選民無意推翻執政黨、促成「政黨輪替」。
此外，新加坡總理有權在總統授權之下臨時舉辦大選、高額的選舉保證金制度、執政黨政府通過資助社會組織和群體獲取支持等因素也給反對派和獨立候選人帶來了更多的阻礙，甚至令其望而卻步。大家都在同一個賽場賽跑，但帶著鐐銬的選手怎麼也跑不過輕裝上陣的選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