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亦舒说过：“最有本事的人，不是拿到好牌的人，而是知道几时该离开牌桌的人。”
本届东京奥运会已在冠病疫情下开幕，当我们在为参赛选手加油打气时，不要忘了曾经在赛场上为新加坡洒下汗珠和泪水的前国手。
卸下战甲的体坛名将，分享他们如何把运动员精神用在职场与家庭，也道出当年艰辛的体训与参加国际赛事，如何塑造了今日的他们。
他们都曾代表新加坡在国际体育赛场上驰骋，长时间艰苦的训练，面对比赛的高压，塑造了他们坚毅、刻苦、有韧性、不放弃的特质，如今这些奖牌换不到的品性，已成为他们人生下半场投身家庭与职场的信念。
李佳薇（前桌球国手）：
成立“佳薇桌球学院”
作为新加坡国家桌球女队主将，李佳薇在2012年12月27日宣布退役时，不禁落泪。（档案照）
新加坡桌球前“一姐”李佳薇（40岁），曾代表新加坡参加东运会、共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她在31岁时为了儿子宣布退役。
李佳薇在2017年与本地私人俱乐部中华游泳会合作，开办“中华游泳会佳薇桌球学院”，旨在培养本地桌球新血，为新加坡桌球总会输送球员。学院成立以来，她几乎每两个月会从北京飞来新加坡，逗留两周至一个月，视察业务。现年12岁的儿子学校放假时，也会随妈妈前来，农历新年甚至逗留更长时间。冠病疫情暴发后，她无法如常飞到本地，但是，对本地的思念，未曾减少过。
人在北京的李佳薇接受《联合早报》长途电话访问时说，任何运动员都可以转型，不会只设定在某一个领域，像中国就有运动员转型往演艺、商界和餐饮业发展的例子。
据知，她退役的消息公开后，不同领域都先后有人找她合作，但都被她婉拒了。
她说：“如果想利用名气赚钱，是挺容易的。但我不想这么做。”
无可否认的，成立桌球学院无法赚大钱，但她觉得能回馈这个支持、爱护和培育她的国家，她感到很富足。
人在北京的李佳薇因疫情，已一年多无法来新视察桌球学院的业务和探望在这里的好友。（受访者提供）
她在长途电话中说：“在新加坡生活了20多年，我一直抱着感恩的心为新加坡做事。这是我必须和想要做的，是我的责任。“
2012年她为了多陪在北京生活的儿子而决定退役。她回忆说，儿子在2009年出世，但为专心备战，她在三年里与儿子见面的总次数不足一个月。
她希望疫情早日受控，可以再次来新。她说：“很怀念在新加坡跟大伙一起受训、打球的日子。”
运动员的特质就是坚持
李佳薇曾是新加坡四届奥运选手，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与队友为新加坡女子桌球队在团体赛中重夺阔别了48年的奥运银牌；2012年伦敦奥运，她也协助新加坡在桌球团体赛中获得铜牌。在她的打球生涯中，她曾在女单世界排名位居第三。从2003年至2006年，她也连续四届获颁最佳女运动员奖。
她道出运动员的特质就是“坚持”。因为“坚持”，运动员可以承受更严苛的训练和面对高压的环境，包括赛场。
她说：“运动员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就是训练、比赛，打球的日子是快乐的，我们到处比赛，压力也是大家一起面对。”
回忆在本地接受严苛训练的日子，她说初期因为要上课，所以是在上午上课前和晚上下课后训练，有时练球至凌晨。她回忆说：“黎教练（乒总技术主任黎仕汉）晚上来乒总，也常看到我在训练，还会送宵夜过来。”
新加坡桌球女队（左起）王越古、冯天薇和李佳薇，2008年在北京结束了国人48年的等待，带回新加坡史上第二枚奥运银牌。（档案照）
李佳薇当年为了儿子退役，疫情前，儿子学校放假时也会随她飞到本地。（受访者提供）
问及可有计划培养儿子成为桌球手，她马上说：“我儿子没有打桌球的细胞，很伤心。”她说儿子没有运动天赋。“我有逼他打球。但没要求他要打得多好或拿冠军，只希望他对待任何事情都有‘坚持’的心态。”
高宁（前桌球国手）：
新加坡男子桌球队主教练
同样是新加坡桌球国手的男单“一哥”高宁（39岁），在2018年底结束职业球员生涯后，成为新加坡男子桌球队主教练。
高宁在2015年东运会为新加坡摘下男单冠军。（乒总提供）
他在比赛中战绩显赫，男单世界排名曾高居第九，并代表新加坡参与三届（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奥运会，且在2008年获颁最佳男运动员奖。高宁说，从七岁开始接触兵乓球运动后，就没想过要转行。
高宁（左）在2018年共运会与于梦雨拿下混双金牌。（乒总提供）
“桌球是我最熟悉、最擅长的，毕竟打了这么多年桌球，打球还是最适合我。”
他说，当教练有压力也有责任。压力是希望本地男子桌球队能冲出东南亚，在区域和世界级的比赛中打出好成绩，做得更好；责任则是确保球员都打下扎实的基础，除了球技还有积极的心态，不负众望。
目前带领新加坡男子桌球队在东京参加奥运的高宁，2018年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举行的共运会摘下桌球男单金牌。（档案照）
目前身在东京备战奥运的高宁，较早前接受本报视讯访问时说：“每个球员的心理状态不同，有的需要给点压力才能向前冲，打出好成绩。有的则会觉得压力太大，反而削弱表现。”
所以，身为教练，他说要能“因材施教”，不能一概严厉。
“陪伴是肯定的。训练的时候，我已经是天天陪伴他们了，何况是比赛。”
2008年的北京奥运，他曾经因为少了教练的陪伴而委屈落泪，所以当教练后，他不允许球员独自面对比赛的压力。甚至试过与球员在海外比赛时，同睡一房。
他说：“教练对球员来说是精神支柱，会让球员感觉踏实。”
除了与球员沟通互动，高宁也欢迎球员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直言，对18岁以下的球员，他会很严格，因为要确保他们打下扎实的基础。过了18岁，他则是以时而严格，时而“慈父”的方式与他们相处。
对他来说，运动员的坚持不仅是一种特质，也是魅力，推动他们继续努力，发挥最佳的球技。
高宁与太太都希望儿子在6岁时能开始练桌球。（受访者提供）
高宁的长子已经两岁，他与太太沟通过，希望儿子在六岁时开始练桌球。目前他太太怀第二胎，儿子预计会在本月底或八月初出世，正值他带队参加东京奥运会。他说：“女人生孩子不是小事，幸好我妈和岳父母都在这里陪伴她。”
朱丽莲（前女钩球手）：
旅游局产业营销署长
朱丽莲在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担任钩球比赛的女技术官。（受访者提供）
本地女子钩球队前国手兼队长朱丽莲（46岁），在31岁时退役后，仍与热爱的体育项目钩球结下不解之缘，连续两届在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和本届东京奥运会上，成为亚洲唯一的女性技术官员，并已在本月20日代表新加坡飞往东京“执法”。
技术官员（Technical Official）在钩球比赛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工作范围包括赛事的整个管理，如赛场外协调和处理任何与比赛有关的纠纷，负责计时和输入比赛数据等，让赛事得以顺利进行。
朱丽莲说，这个“执法”工作不易为，除了要精通钩球项目的规则，还得在场外处理任何冲突事件，须兼具卓越的沟通和工作能力。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迅速“执法”和协调任何纠纷。其实，要成为杰出的技术官员必须经过国际曲联（International Hockey Federation，简称FIH）的专业评估和遴选。
朱丽莲现为新加坡旅游局市场营销司与产业营销署长，她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当国手最大的收获是练就坚强的性格。
她笑说：“我在19岁进入国家队，运动员经历比赛成绩的大起大落，喜怒哀乐，练就强大的心力，也非常刻苦。”
她说，运动员还有一项不为人知的“本事”：“脸皮厚”。她解释，练习时，教练会在众多球员面前大声责骂表现不好的球员，直接点出对方的弱点或质疑对方的能力。“所以，当我进入职场，被上司多讲几句，会坦然接受，不会觉得委屈哽咽或落泪。”
她透露，自己当初从校队要进入国家队时，教练就直接点出她的身高局限。
她说：“当时教练叫我转当裁判，不要当球员。我的身高（152公分）虽然不能改变，但我可以在技术上以勤补拙。”
自此，她每天做完功课就勤练钩球，控球、传球和运球的技术，皇天不负有心人，她最终成功进入国家队。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她也坚持一周练球三天，两天锻炼体能，星期六和日则参加比赛。
她回忆说：“那个时候，晚上8点至10点训练完毕后，回到家吃晚饭已经是晚上11点了，凌晨一两点才上床睡觉，隔天一早7点多就得起床，从没有喊过辛苦。”
她最为自豪的是在1999年的文莱东运会上，助新加坡女队攻进一个球，以1比0击败东道主文莱，为新加坡女子钩球队获得一枚铜牌。如今看着那面铜牌，她记忆犹新。2001年，新加坡女子钩球队也在吉隆坡的东运会上，夺得一面铜牌。
朱丽莲（前）1997年在澳大利亚珀斯训练时运球的英姿。（受访者提供）
朱丽莲在2000年升任国家女子钩球队队长，并在2006年宣布退役。她说，退役的导因是她在比赛时意外受伤，导致左膝韧带撕裂，必须入院动手术。
黄德炎（国家田径队"铁饼巨人"）：
工教院西区体育课程部门主任
黄德炎在工艺教育学院（西区）任教，疫情前他常跟学生一起踢球，打成一片。（龙国雄摄）
以东运会10面金牌（包括一面链球金牌）的辉煌成绩，本地“铁饼巨人”黄德炎（52岁）退役后，在工艺教育学院西区担任体育教师，至今已五年。
黄德炎在16岁进入国家田径队，以投掷运动铁饼闻名，拥有“铁饼巨人”美誉。他在1999年文莱东运会上缔造的59米50东运铁饼纪录，至今仍没有人打破。不过，2013年在缅甸东运会上，问鼎第10面东运铁饼金牌失利后，他以44岁之龄宣布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