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情况日趋严重
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近三年来本地家暴案件增加，今年上半年接获2603起报案，和去年同期的2638起差不多，但比前年的2560起多了。
其中，配偶在家暴案中占比最多，其次是涉及父母与孩童的家暴案，情况令人关注。
对施暴者选择原谅或忘记，期盼他们有朝一日会停止施暴，久而久之就可能产生“煮蛙效应”，以致深陷情绪、言语或肢体等家暴泥沼而浑然不知。
为了制止家暴，警方除了继续严厉对付施暴者，也同社会服务机构联手合作。
受暴者在家中一般处于弱势
冠病疫情期间，人们待在家中的时间增长，间接加剧了家庭的冲突和紧张情绪，这期间向社工咨询搬离住家的人数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意见不合时，施暴者往往不选择沟通、讨论或协商，而是以恐吓、羞辱、肢体暴力等手段，轻易达成个人目的。”
受暴者一般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这让他们在寻求社工或警方帮助时有诸多顾虑，如担心家丑外扬、家暴会否加重、日后或无法见到家人、害怕断了经济来源等。
因此，社工在处理家暴个案时，须深入了解受害者的情况，帮助他们识别家暴类型、形式和后果，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协助摆脱困境。
而家庭关系从不利转为正常，再转变为积极，须要家人的努力配合，一般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搬走逃避绝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是找出引起矛盾的深层原因。
一名40多岁的妇女遭受家暴18年，施暴者不断对她和四个孩子施以言语和精神暴力，如责怪和羞辱他们、突然拿走所有现金，隔天又装作没事。妇女要申请个人保护令，施暴者却以自杀威胁，加以阻止。
强硬执法和控告施暴者未必是解决家暴最佳办法。
弱势群体及特需人士
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成人保护服务处去年接获的询问增加，包括对虐待、家暴事件和不涉及暴力事件的咨询。
本地虐待成年人的情况似乎有恶化趋势。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旗下的成人保护服务处去年接获的询问量激增，从2020年的1196通增至去年的1948通，虐待和忽视等调查数量也反弹至疫情前水平，从166起增至205起。
成人保护服务处去年接获的询问增加，包括对虐待、家暴事件和不涉及暴力事件的咨询。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指出，询问量增加是由于在2016年推出的“打破沉默，阻止家暴”（Break the Silence）以及去年2月推出的全国防暴及性骚扰热线提高公众的意识。
成人保护服务处去年开展的调查数量高于2020年，但与2018年的212起和2019年的221起相近。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解释，2020年的调查数量之所以会下降是由于自2020年起社区机构有能力处理中等和低风险个案，服务处则专注于较急切危险或需要法定保护的个案。由于询问量增加，2021年的调查数量也增加。
调查案件中有120起的受害者是65岁及以上的年长者，另外85名受害者年龄介于18岁至64岁。数据显示大部分案例涉及身体虐待或自我忽视，其中自我忽视案例就从2020年的57起增至去年的86起，其他案例则涉及精神方面的虐待、性虐待，以及疏于照顾等。
家庭服务中心所处理的涉及虐待年长者案件有增加趋势，从2019年的232起增至2020年的283起，再增至去年的338起。
而这些人中，有很多是特需人士，包括有身体障碍的成年人或患失智症的年长者，家人在照顾他们时经常会碰到一些困难，而疫情期间要遵守防疫措施，时刻戴口罩以及减少外出也加剧这一问题，增加看护压力。一些施暴者过去可能只有晚上或周末才需要面对，但居家办公则意味着他们必须长时间面对。
不过一些特需者也可能是施暴者，在面对虐待和忽视时，家人最关键的是要懂得如何寻求协助，包括一些专门协助看护者应对压力的机构的协助。
对疫情的焦虑感和看护者的压力导致更多家庭暴力事件，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应正视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不应该把消极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尤其是家人，而是学习让自己冷静下来。
警方强势介入
本地的警员训练工作小组（Police Training Workgroup）去年6月成立后，为前线警员提供了更多训练，以便更好地接触和帮助受害者，预计全体前线警员今年内都可接受相关特训。
工作小组成员来自各领域，包括家庭服务中心、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危机避难所和家事司法法庭。
有关培训课程将模拟场景，加强警员的应对技巧，也教导他们如何从受害者的反应中识别家暴的迹象，了解他们的潜在心理状况。
今年7月起，全岛34个邻里警局的社区巡逻警员也负责社区家庭暴力的巡查工作，并管理和协调家庭暴力罪案，将高风险个案上报给社会服务机构，以早日介入处理和解决。
警方也与本地社会服务机构联手推出家暴信息指南，内容涵盖家暴的定义和特征、如何申请保护令、反暴力和性骚扰求助热线等社会求助资源。
这份指南在中央警署和宏茂桥警署试行派发，预计明年6月逐步推广至网络以及所有邻里警局和警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