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4月2日通过了执法和其他事务法案，除了通过修订警察部队法令，让警方在逮捕行动中也拥有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相关权力，也澄清精神健康（护理与治疗）法令（Mental Health (Care and Treatment) Act， 简称MHCTA）有关警员扣押精神患者的规定，确保警方能在精神患者伤害自己或他人之前就将他扣押。
关于这项法案的内容，黄伟立医生（Dr. Jared Ng) 在3月19日刊登于亚洲新闻台网站的一篇评论中，探讨这项新法案能为促进社区心理健康带来哪些契机，也强调了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执法人员之间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但是笔者认为，该评论和新法案都忽略了一个要点，那就是：发展医疗保健的任何努力都应该以病人为中心（patient-centred)，如果仅仅以扣押和强制送医的方式应对精神病患案件，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推进社区心理健康的发展。
如果我们依旧只把重心放在医疗和执法之间，那么精神病患者的个人处境注定会被忽略。这不仅与社区心理健康宗旨不符，更谈不上是什么契机。
忽略精神患者的个人处境，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一般人眼里是不可接受或不恰当的。
但是，我们却鲜少从他们立场去认识社会应对他们的方式是否过于强硬，甚至会不会对他们造成创伤。
在4月2日通过的执法和其他事务法案下，警方能在精神患者伤害自己或他人之前就将他扣押，送到心理卫生学院等医疗中心接受检查或治疗。（联合早报）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审视一名精神患者从被扣押到送医的过程。黄医生在评论中提到的多方面合作，但没有正视精神患者在执法和精神评估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屈辱和不平等对待，以及提出解决方案。
黄医生提到，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执法人员可以在风险评估和危机干预方面接受专门培训，但这些人员若对精神患者存有误解，甚至偏见，这就不是培训就可以轻易解决的了。
心理卫生学院的危机应对小组或许可以深入社区，帮助相关人员准确评估情况，妥善地解除危机，但结果在本质上并不会怎么改变。精神患者仍可能被警察扣押，再转介到心理卫生学院的急诊科。这不是真正基于社区的方案，而更倾向于执法人员和和心理卫生学院合作的封闭循环。要预防精神病患自杀，采取基于社区的预防方式，可能是更好的办法，毕竟预防自杀永远胜于在生死关头进行抢救。
当我们将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和执法人员之间合作的挑战，以及患者的经历纳入全盘考量时，新法案是否会拖慢社区心理健康的发展，就值得我们思考了。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以病人为中心，并充分考虑他们的立场。
此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执法人员是否愿意检讨自己对精神患者的想法和态度，并坦率评估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也是未知数。
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执法人员若对精神患者存有误解或偏见，就必须加以检讨。（海峡时报示意图）
我们能确定的是，精神疾病在新加坡社会里依旧是被严重污名化的。
这点与法律密不可分，因此，任何可能造成疑虑的修法应该能免则免。
亚洲新闻台2023年1月19日报道，一名男子在2017年被警员认为是危险的精神失常者而被逮捕扣押，但高庭后来裁定男子是被警方不合法地逮捕，判他获赔2万新元。这显示执法人员难免会做出误判，在没有更好地保护精神患者的情况下，扩大执法人员的权力，未必能令人信服。
通过新法案究竟是不是改善社区心理健康的契机，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