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蚂蚁之前打冠病疫苗时，曾见过一个彪形大汉像小男孩般紧闭双眼，针都还没刺到皮肤就吓得鬼吼鬼叫。
其实红蚂蚁自己也是胆小鬼，没资格笑别人。每当有蟑螂飞进家里，红蚂蚁就会放声尖叫，到处乱窜。
朋友却可以很淡定地用拖鞋拍死“小强”，徒手捡起扔掉，然后大笑：
“你那么大只，它那么小只，到底在怕什么？”
是啊，有什么好怕的，红蚂蚁也说不上来。
可能是因为蟑螂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太强，怎么打也打不死？或是因为它又脏又丑，身体油腻腻的，还有一对长长的触角？
设计对白：“你好，我是小强，交个朋友吧？”（互联网）
有趣的是，“蟑螂恐惧症”的英文学名有够长的，叫Katsaridaphobia。
（顺道一提，“蚂蚁恐惧症”叫Myrmecophobia，蚁粉应该没有吧？）
害怕和恐惧是有区别的
人类在面临危险时感到害怕是正常的。
鹰阁医疗中心精神专科医生林汶龙接受亚洲新闻台访问时说，害怕是一种防御机制，使我们在受威胁时远离伤害，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生存。
恐惧症（phobia）就不同了，它是一种焦虑症，使人们对某个事物产生非理性的极度恐惧。
患者会竭尽所能地逃避那个事物，一旦接触到就会反应过激，想要逃离，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在100种最常见的恐惧症中，近3％的全球人口患有至少一种恐惧症。
什么东西会让蚁粉心跳加速，直冒冷汗呢？
别跟红蚂蚁说是爱情……
看到别人怕 所以我也怕
当一个人在拥挤的地方经历过濒死的情况，他可能会对人多的地方产生恐惧。
当小孩看到大人害怕猫狗，他们也可能误以为猫狗是危险的，而心生恐惧。
这种恐惧症称为“特定型恐惧症”。怕血、怕黑、怕高、怕打针都属于这个类别。
害怕打针，是一种特定型恐惧症。（ALAMY）
终身患有特定型恐惧症的人当中，约六成也患有其他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强迫症或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
林汶龙指出，恐惧症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
大脑强烈的自动反应、过去的创伤造成的条件反射、思维错误、基因遗传和文化影响。
林汶龙曾遇过患有寒冷恐惧症（Frigophobia）的患者。他们极度害怕变得寒冷，不论户外气温有多高，都会用厚重的衣物和棉被把自己包裹起来。
他认为，这可能是文化背景所致。老一辈相信人有阴阳体质，会害怕因为寒冷而失去“阳气”。
心理卫生学院资深临床心理学家刘凯玲遇过最特殊的个案则是患上——华文恐惧症。
“如果小孩对华文产生恐惧，就得把治疗过程分为好几个‘小任务’，例如听我讲华语或念华文故事书，主要是让整个过程变得好玩。”
还好红蚂蚁和蚁粉都没有华文恐惧症，不然这篇文章就没人写、没人看了。
“社恐”不只是内向
在新加坡最常见的还有另一种恐惧症——社交恐惧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简称SAD）。
（嗯，得这个病真的很sad。）
这里指的不是一般的害羞或尴尬，而是害怕面对人群，对外在世界有强烈的不安和排斥感。
患者会因为担心被众人关注或批评，而避免参加小组讨论或进行演示汇报。
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ALAMY）
还有一种类型是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即害怕封闭或“看似毫无生路”的空间。
新加坡中央医院精神科高级顾问医生林英尊副教授观察到，这种恐惧症在冠病疫情期间尤其普遍。
患者因害怕受感染，而畏惧待在公共场所或在公交上近距离接触他人。要他们接受检测或治疗，也有一定的挑战性。
“疫情把人们减少社交聚会和居家工作等行为合理化。这些患者平时已经依赖‘回避策略’来应对恐惧症，身边的亲友也选择避而不谈，继续回避只会耽误治疗。”
不用吃药也能“康复”
如果不想回避，就要正视和克服！但谈何容易啊。
林汶龙说，治疗往往需要根据个人的具体需求和情况“量身定制”。
心理专家一般会建议“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即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让患者逐步接触他们害怕的事物，降低敏感度，让他们意识到情况其实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可怕。
举个例子：害怕搭电梯的人，可以先在脑海中想像进入电梯的画面，然后多看电梯的图片，接着慢慢走近电梯，再试着踏入电梯。
适应以上步骤后，就可以尝试搭一层楼的电梯，然后数层楼，“终极目标”是乘坐挤满人的电梯。
这样的电梯，谁看了都会怕。（互联网）
如果暴露疗法无效，症状还越来越严重，可能就得服用抑制剂类的药物来控制症状和消除焦虑。
红蚂蚁的蟑螂恐惧症还没严重到需要吃药，但请不要在愚人节拿玩具蟑螂来恶作剧……除非你真的真的真的不想给红蚂蚁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