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新加坡跨部门抗疫小组宣布，由于社区病例已经有所减少，政府将逐步放宽阻断措施。
新加坡将于6月19日起，正式进入解封第二阶段。
从6月19日起，大部分经济活动将恢复，堂食将会恢复，低于5人的聚会也被允许进行。
这对于阻断器在家憋坏了的大部分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意味着终于可以进行在外面吃饭，小范围会见亲友，去健身房撸铁等一系列活动了。
然而，对新加坡的孩子们来说，第二阶段的到来，却也是他们新一轮“挣扎”的开始。
第二阶段开始实行后，中小学、初院及高中学生将从6月29日起全面复课，每天回校上课，一改每隔一周上学的安排。补习班和其他增益课程也可恢复，歌唱或声乐培训班除外。
造成孩子们“挣扎”的原因不是学校的正常复课，而是补习机构的恢复营业。
新加坡市场研究公司Milieu Insight于2019年11月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323名新加坡小学生中，有85%在升上高年级以前就开始上补习班，而在参加补习的孩子里，年龄最小的只有三岁！
对这些孩子来说，补习班的开放，就意味着他们又要开始感受被补习支配的恐惧。
在新加坡这个补习大国，孩子们正被繁重的课外补习压得喘不过气。
听！他们在呼救！
01. 全民补习的亚洲第一
相较于成功背后的故事，人们总是会更多看到成功本身。因此，相对于补习，更多人看到的新加坡教育体系创下的辉煌成就。
一直以来，新加坡的公立教育被国际公认为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是“亚洲第一”。
自2000年起，经合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每3年会组织一次针对各个国家15岁学生的能力测试，也就是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即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该测试被称为“教育界的世界杯”。
测试结果显示，新加坡学生不仅在国际数学和科学评测趋势测试中几乎年年排名前三; 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其在数学能力、阅读能力和科学素养三方面也都常年位居前三甲。
数据来源：OECD
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IMSS）多次表明，新加坡中小学生的数理能力出色，优秀的教育质量也使得新加坡多次被评为全世界“最适合育儿的地方”。
数据来源：海峡时报
撕开这件光鲜亮丽的外衣，新加坡教育“亚洲第一”的背后，是成熟的教育体系，是优秀的师资力量，更是无数补习堆砌而成的课业高墙。
2012年，调查机构Blackbox针对955名新加坡成年人做了一份调查。高达91%的受访民众承认他们的孩子要么现在在上补习，要么曾经上过，要么打算以后去上。也就是说，补习在新加坡几乎已经成为了一项全民运动，人人都上补习班。
有23%的受访群众认为孩子应该在4-6岁开始课外补习，有37%的回答者认为应该在小学阶段开始课外补习。
数据来源：Blackbox
据《海峡时报》报道，在新加坡介于13岁到19岁的孩子中，高达85%每周至少在课外补习上花4小时。
就这么补，真的没问题吗？
新加坡孩子的健康问题首当其冲。
数据来源：Source
由于补习时间过长，新加坡大约有80%的青年（20岁之前）患有近视眼。根据新加坡卫生部发表的数据，新加坡7岁孩子中有10%患有近视，到小学6年级（12岁）时，该比例上升到60%。
孩子的肥胖问题也不容忽视。花更多的时间补习，就意味着要以牺牲运动锻炼的时间作为代价，肥胖在新加坡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从2004年到2010年，18-29岁的年轻人肥胖比例从2004年的6.8%上升到了2010年的10.6%。
数据来源：海峡时报
所以，当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拖着胖胖的身躯，戴着一副都快有脸大的眼镜的情况，多半是被补习“摧残”的。
过于繁重的补习行程也使得新加坡的孩子们承受着无法想像的心理压力。
一项针对3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有60%的学生坦言感觉从上学起压力就很大。有很多中小学生表示自己在学校上完课还要去补习班，感觉没有玩的时间，一点都不快乐。
OECD2018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调查问卷中新增加了几道问题，来衡量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学习思维。而新加坡本地学生对失败的恐惧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超过70%的新加坡学生在面对失败时，不仅担心他人的眼光、怀疑自己的才能，甚至会质疑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数据来源：联合早报
一位受访家长直言：
“我的小女儿才8岁，这边补、那边补，补得孩子压力太大了。”
外国一项调查显示，超额补习将导致孩子心理陷入负面情绪，一些甚至患上抑郁症，心理损伤足以影响一生。
新加坡自杀防治团体SOS提供了一组数据：最近几年求助自杀防治热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2016至2017年有1883名10至19岁的年轻人拨打SOS热线求助，2017至2018年增加到2059人。这或许也能侧面说明过多的补习给新加坡孩子带来的压力。
要承受压力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家长们往往要为孩子的补习付出昂贵的费用，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
根据新加坡2019年7月公布的家庭开支调查，新加坡家庭2018年支出的补习费用为14亿新元，这个数据比2004年的6.5亿新元增加超过两倍。
如今，补习费用已经占据了新加坡家庭总开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补习班的“超级老师”更是贵出天际，按照老师的学历和教育经验分类，最高时薪可达450新元。
家长们为了请补习老师甚至还得自掏车费，甚至因为好老师行程安排较满，有不少家长提前3年为孩子预订学位，甚至愿意预付一整年补课费。
不仅新加坡本地补习风潮盛行，就连外籍学生也纷纷报名补习班。
补习中介公司SmileTutor创办人陈先生指出，2014年，中心有不到50名国际学生寻求补习服务，占总客户群约5％。但从2017年截至10月，通过与私人补习教师进行一对一补习的外籍学生激增，目前已近1000人，占总客户群的约20％。
如此庞大的补习规模，自然催生出了强大的补习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目前在教育部登记在册的私教老师超过30,000名，私人补习中心仅目前注册的就超过950家，和2012年700家的数据相比，增加三成。
新加坡的补习，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02. 是谁“妖魔”了补习？
从上述种种数据来看，新加坡人对于补习的态度可谓是“不疯魔，不成活”。
新加坡的孩子们中，好一点的，还会谈补习色变；已经补习久了的，只会在厚厚的眼镜片背后眨眨麻木的双眼，然后继续埋头学习。
“补习”本来是件好事，所谓取长补短，补习就是要补足短处，让孩子的知识和生活都更加充实。这样一件好事如今却发展到如此地步，到底是谁“妖魔”了补习？
有人说，补习是新加坡的教育机制影响下的产物。
新加坡学校和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就是在校的学习时间。例如小学生是早上7点半开始上课，每一节30分钟，一共上5节课，一直上到10:00共两个半小时；10:00-10:30休息半小时后，再从10:30一直上到13:30放学。而中学生也是差不多这样，只上半天课。
那么下午干什么呢？下午除了留校参加课外活动之外，就是去上补习课。
近几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少教多学”。这个理念是与短的课堂时间相匹配的。老师尽量减少教学时间，减少填鸭式的教学，而期望学生能够拥有更多自我提高与探索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思，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
新加坡的双职工家长很多，对有工作的家长来说，这在时间与精力上不太现实，而且即使有心，也未必能够承担起督促、辅导及帮助孩子进一步学习的责任。这种情况下，把孩子送去补习班无疑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了。因此，补习在新加坡盛行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
还有人说，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造成的激烈竞争才是补习盛行的根本原因。
在新加坡，一个由上而下全民推行的价值观就是“任人唯贤”（meritocracy）。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行为体系包括独立（independence）、自立（self-sufficiency）、努力工作以及对于教育是实现向上流动和自我实现的最主要途径的坚定信念。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任时就提倡任人唯贤，因此学历和受教育程度成为平民跻身上流阶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新加坡社会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需要一个量化的标准，那么考试成绩作为一个硬指标来进行衡量也是大众普遍都接受的。家长们看准了新加坡公平的选拔制度，就想要用教育撬开孩子美好未来的大门。
新加坡现任财政部长兼副总理王瑞杰，就出身平民阶层，依靠少年的努力，凭借优异的成绩赢得政府奖学金去读了剑桥大学，慢慢走上从政的道路，为自己在新加坡政坛博得一席之位，成为受人敬仰的部长。王瑞杰的经历就是新加坡“任人唯贤”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