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新加坡的公立教育系统也身体力行地通过各种具体规则来激励孩子们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力求上游的决心。
新加坡式基础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是通过不同年龄段的筛选，来实现“因材施教”的目的，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最大利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教育”。
直到去年年底，新加坡的公立学校，甚至公立小学，都还实行着每年大考，并在考试结果基础上进行重新排名、分班的惯例。
在小学三年级，新加坡全国上下的家长们更是全神贯注于全国范围进行的“高才教育计划”（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简称为GEP）选拔考试。基于这项考试，成绩前1%的学生可以进入设立于几所最好名校的高才班，就此由政府资助、进行全程重点培养。而即使没有进入前1%的学生，如果在这项考试中成绩优秀，也可以凭借此次成绩转入更好的学校或者进入更好的班级。
小升初的考试（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简称为PSLE）也对孩子们的命运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PSLE考试的成绩，学生将被分成快捷（express）和普通（normal）两个源流，两者各占50%，快捷源流的学生会享有更好的教学资源和质量。而普通源流又会被进一步分为学术（academic 40%）和技术（technical 10%）两种，技术源流的学生将较少进行文化教育，而更多地进行职业性的技术培训。
基于这样的分流制度，基本上孩子在小学的成绩表现就可以决定他未来一生的走向，“一考定终身”。在这样层层分流的巨大压力下，新加坡的家长们个个草木皆兵。毕竟没有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分流到差班，所以他们早早就送孩子踏上了补习之路。
从幼儿时期开始，新加坡的孩子们就开始加入各种课外班的大军。进入小学后，还有专门的辅导班针对GEP选拔考试进行辅导和准备。小四之后和即将开始备考PSLE的孩子，更是补习的重度“受害者”。
“Kiasu”（怕输）的新加坡国民精神也是补习盛行于新加坡的原因之一。
建国初期的新加坡一个自然资源贫乏、连淡水都要马来西亚供应的弹丸之地。极端地说，几颗导弹整个国家就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生活安逸，世界和平，对于新加坡来说也是危机四伏。
在新加坡人的思维里，危机是无时不刻存在的。危机可以是一次金融海啸，危机也可以是别人家的孩子。在这个精英执政的国家，一切都要比，一切都要当第一。因为第二，就是输。
这种“Kiasu”的情绪在新加坡家长中自然也是常态。在新加坡，还有一个家长论坛，名字就是“Kiasu Parents”，新加坡的家长们有多怕输，从这个论坛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二。
14亿新元的年度补习支出和91%的补习率其实已经能对新加坡家长的“Kiasu”做出很好的说明。
Blackbox的调研结果显示，当被问及送孩子去上补习班的动机时，43%的受家长提到希望孩子在教育竞赛中胜出，46%的家长提到“怕输”，即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和别的孩子竞争中处于下风。
数据来源：Blackbox
8视界新加坡于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70%的受访家长认为即使孩子成绩不错，还是得补习，不能被落下。家长认为补习能有效提高孩子的考试成绩，而且别人家孩子都在补习，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输。
图片来源：8视界新加坡
有些家长则是更早就开始准备，孩子还没上小学，就安排他们上补习班，为好几年后的小六会考做准备。
据《亚洲新闻台》报道，本地补习中心PSLEMath为幼儿园到小六的学生提供补习，最终目标就是为小六会考的数学考试做准备。补习中心创办人Jason Hiak受访时说，幼儿园所教的简单概念，会逐渐延伸为小六会考中出现的难题。他认为，如果孩子从学前就开始补习，就会占优势。
尽管幼儿园就为小六会考做准备看起来有点极端，但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因为有需求必然就会有供应。
由于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些父母也重新回到课桌前，去参加学校和私立辅导中心组织的补习班，只为了能更理解孩子接受的教育，也给孩子更好的辅导。
图片来源：BBC
03. 别再让补习班背黑锅
2018年9月28日，新加坡教育部宣布计划废除小二年底考试，以及部分小学和中学的年中考，以此降低对学业成绩的过度偏重，减少学校计分测验与评估考试次数，好让校方得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全面地栽培学生。
然而“减负令”颁布后，很多家长却认为诸如“PSLE、O Level、A Level”这样的考试门槛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减压举措过后，反而加重了学生课外补课的压力。
2019年3月，新加坡教育部又公布了三个重磅消息：
- 延续了近40年的中学分流制度（快慢班）将被取消；
- 举办了近50年的剑桥O水准（中考）将要停考；
- 从2024年起，在中学全面推行科目编班（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数学、英语、母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文学等每门课的难度从低到高一共有三个级别，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由选课，进行走班制学习。
但改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新加坡学生还是补习，小六离校会考还是决定孩子能上哪一所中学的压力来源。
这种情况下，补习在新加坡已经不是一个褒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
补习教师林韦亦曾于2019年11月在《联合早报》发表言论，他说：
补习在新加坡是个“负面”的词汇。“补习”代表了怕输、施加压力给孩子、邪恶的诞生。补习教师也是学校教师的“下等亲戚”。
据8视界新加坡报道，有一些学校的校长认为，大部分学生其实不需要补习，但许多家长可能因为没时间陪孩子温习，所以在能力范围内帮孩子找补习老师，但这反而给这些学生多一层负担。
南洋女子中学校校长黄君颖表示：
“我们也在学校里看到一些例子就是因为上完课之后，要去这个练习、那个补习班，那回到家还要做功课，那很多孩子第二天来到学校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学生能够自我学习。”
教育部副教育总司长（课程）孙桭炜表示：
“我们觉得孩子们如果太过习惯去依赖外面的辅助来克服学习上的一些挑战，这对他们来说，长远下来来说可能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在自立、自律、自觉方面得到一些培养。”
似乎一切的恶果都是补习班造成的？
对此，新加坡教育部王乙康部长曾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过，政府无意禁止补习。
王乙康部长说没有打算听从禁止补习班的呼吁，是因为：
“家长出于对孩子的关心，才让他们参加补习，但家长仍有后退的余地，给予孩子更多空间去探索和玩乐。”
不过部长也谈到了一些负面的“补习故事”，当中就包括来自学生的反馈，称参加补习让他们倍感压力，并深感疲惫：
“最糟糕的是，学生会因此认定学习没有乐趣，生活也被各种课程所填满。”
但恰恰这一点，正是新加坡很多孩子面临的“补习困境”。
王乙康部长说，在教育部方面，尚有空间去审视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同父母互动接触的，或许有助于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
部长的发言中这里提到了“焦虑”。新加坡补习盛行也好，政府教育改革也罢，究其根本，都是因为“焦虑”给闹的。
OECD的调研结果表明：新加坡的教育焦虑度不仅比中国高，还比日本、韩国等以焦虑闻名的东亚国家都高。和新加坡学生面临的压力比，很多国家都是小巫见大巫。
除了上文提到的对孩子成绩和升学的焦虑，新加坡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往往有着更多的焦虑。科技公司惠普于2018年年底对3000多名东南亚、印度和中国的年轻家长进行了调查，包括将近500名新加坡人。结果显示，59%的本地年轻家长担心孩子可能跟不上变化的步伐，也无法维持竞争力。所以，课外补习（比如各种才艺班）其实也占新加坡补习的很大一部分。
在这样焦虑的背景下，家长的经济情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缓解焦虑的能力。尽管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也会送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但这种花费对于这些家庭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压力是更加显著和迫切的。而且，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除了参加与学业相关的课外辅导班，额外再送孩子进行乐器、艺术等方面的培训更是难以负担。
分流也使很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充分理解教育系统和调整自己的状态，就已经被划到了“慢生”的行列。尽管家长们都不愿输在起跑线上，但从一开始，经济情况的优劣就注定了有些孩子“必输无疑”。
小六会考结束的王国威一周的补习课程安排是这样的：
“星期一数学、星期二中文、星期三也是中文、星期四高尔夫球、星期五钢琴、星期六早上高尔夫球、然后就是英文补习……星期天清晨还有体能训练。”
细数自己每天的行程表，王国威好几次抓头停顿，尝试记起自己每一天下课后需出席的补习课程。
而母亲梁丽暄补充：
“已经尽量减少了，之前还有游泳、网球、心算，都已经取消了，让他专注在学校功课和高尔夫球。”
这乍听之下令人头大的满满当当的学习行程，从妈妈和12岁的国威的口中说出，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王国威，只是万千新加坡补习孩子中的最普通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