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下，新加坡的公立教育系統也身體力行地通過各種具體規則來激勵孩子們在持續不斷的壓力下力求上游的決心。
新加坡式基礎教育的一個核心理念，是通過不同年齡段的篩選，來實現「因材施教」的目的，以實現教育資源的最大利用，這也就是所謂的「精英教育」。
直到去年年底，新加坡的公立學校，甚至公立小學，都還實行著每年大考，並在考試結果基礎上進行重新排名、分班的慣例。
在小學三年級，新加坡全國上下的家長們更是全神貫注於全國範圍進行的「高才教育計劃」（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簡稱為GEP）選拔考試。基於這項考試，成績前1%的學生可以進入設立於幾所最好名校的高才班，就此由政府資助、進行全程重點培養。而即使沒有進入前1%的學生，如果在這項考試中成績優秀，也可以憑藉此次成績轉入更好的學校或者進入更好的班級。
小升初的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簡稱為PSLE）也對孩子們的命運具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基於PSLE考試的成績，學生將被分成快捷（express）和普通（normal）兩個源流，兩者各占50%，快捷源流的學生會享有更好的教學資源和質量。而普通源流又會被進一步分為學術（academic 40%）和技術（technical 10%）兩種，技術源流的學生將較少進行文化教育，而更多地進行職業性的技術培訓。
基於這樣的分流制度，基本上孩子在小學的成績表現就可以決定他未來一生的走向，「一考定終身」。在這樣層層分流的巨大壓力下，新加坡的家長們個個草木皆兵。畢竟沒有一個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分流到差班，所以他們早早就送孩子踏上了補習之路。
從幼兒時期開始，新加坡的孩子們就開始加入各種課外班的大軍。進入小學後，還有專門的輔導班針對GEP選拔考試進行輔導和準備。小四之後和即將開始備考PSLE的孩子，更是補習的重度「受害者」。
「Kiasu」（怕輸）的新加坡國民精神也是補習盛行於新加坡的原因之一。
建國初期的新加坡一個自然資源貧乏、連淡水都要馬來西亞供應的彈丸之地。極端地說，幾顆飛彈整個國家就消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生活安逸，世界和平，對於新加坡來說也是危機四伏。
在新加坡人的思維里，危機是無時不刻存在的。危機可以是一次金融海嘯，危機也可以是別人家的孩子。在這個精英執政的國家，一切都要比，一切都要當第一。因為第二，就是輸。
這種「Kiasu」的情緒在新加坡家長中自然也是常態。在新加坡，還有一個家長論壇，名字就是「Kiasu Parents」，新加坡的家長們有多怕輸，從這個論壇的名字就可以窺見一二。
14億新元的年度補習支出和91%的補習率其實已經能對新加坡家長的「Kiasu」做出很好的說明。
Blackbox的調研結果顯示，當被問及送孩子去上補習班的動機時，43%的受家長提到希望孩子在教育競賽中勝出，46%的家長提到「怕輸」，即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和別的孩子競爭中處於下風。
數據來源：Blackbox
8視界新加坡於201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超過70%的受訪家長認為即使孩子成績不錯，還是得補習，不能被落下。家長認為補習能有效提高孩子的考試成績，而且別人家孩子都在補習，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輸。
圖片來源：8視界新加坡
有些家長則是更早就開始準備，孩子還沒上小學，就安排他們上補習班，為好幾年後的小六會考做準備。
據《亞洲新聞台》報道，本地補習中心PSLEMath為幼兒園到小六的學生提供補習，最終目標就是為小六會考的數學考試做準備。補習中心創辦人Jason Hiak受訪時說，幼兒園所教的簡單概念，會逐漸延伸為小六會考中出現的難題。他認為，如果孩子從學前就開始補習，就會占優勢。
儘管幼兒園就為小六會考做準備看起來有點極端，但也有人認為，這就是市場機制運行的結果，因為有需求必然就會有供應。
由於害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一些父母也重新回到課桌前，去參加學校和私立輔導中心組織的補習班，只為了能更理解孩子接受的教育，也給孩子更好的輔導。
圖片來源：BBC
03. 別再讓補習班背黑鍋
2018年9月28日，新加坡教育部宣布計劃廢除小二年底考試，以及部分小學和中學的年中考，以此降低對學業成績的過度偏重，減少學校計分測驗與評估考試次數，好讓校方得以騰出更多時間，更全面地栽培學生。
然而「減負令」頒布後，很多家長卻認為諸如「PSLE、O Level、A Level」這樣的考試門檻依舊存在的情況下，減壓舉措過後，反而加重了學生課外補課的壓力。
2019年3月，新加坡教育部又公布了三個重磅消息：
- 延續了近40年的中學分流制度（快慢班）將被取消；
- 舉辦了近50年的劍橋O水準（中考）將要停考；
- 從2024年起，在中學全面推行科目編班（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數學、英語、母語、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文學等每門課的難度從低到高一共有三個級別，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自由選課，進行走班制學習。
但改革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新加坡學生還是補習，小六離校會考還是決定孩子能上哪一所中學的壓力來源。
這種情況下，補習在新加坡已經不是一個褒義詞，甚至不是一個中性詞。
補習教師林韋亦曾於2019年11月在《聯合早報》發表言論，他說：
補習在新加坡是個「負面」的詞彙。「補習」代表了怕輸、施加壓力給孩子、邪惡的誕生。補習教師也是學校教師的「下等親戚」。
據8視界新加坡報道，有一些學校的校長認為，大部分學生其實不需要補習，但許多家長可能因為沒時間陪孩子溫習，所以在能力範圍內幫孩子找補習老師，但這反而給這些學生多一層負擔。
南洋女子中學校校長黃君穎表示：
「我們也在學校里看到一些例子就是因為上完課之後，要去這個練習、那個補習班，那回到家還要做功課，那很多孩子第二天來到學校的時候就會覺得很累。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我們最希望的就是學生能夠自我學習。」
教育部副教育總司長（課程）孫桭煒表示：
「我們覺得孩子們如果太過習慣去依賴外面的輔助來克服學習上的一些挑戰，這對他們來說，長遠下來來說可能沒有辦法讓他們能夠在自立、自律、自覺方面得到一些培養。」
似乎一切的惡果都是補習班造成的？
對此，新加坡教育部王乙康部長曾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過，政府無意禁止補習。
王乙康部長說沒有打算聽從禁止補習班的呼籲，是因為：
「家長出於對孩子的關心，才讓他們參加補習，但家長仍有後退的餘地，給予孩子更多空間去探索和玩樂。」
不過部長也談到了一些負面的「補習故事」，當中就包括來自學生的反饋，稱參加補習讓他們倍感壓力，並深感疲憊：
「最糟糕的是，學生會因此認定學習沒有樂趣，生活也被各種課程所填滿。」
但恰恰這一點，正是新加坡很多孩子面臨的「補習困境」。
王乙康部長說，在教育部方面，尚有空間去審視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同父母互動接觸的，或許有助於緩解家長的焦慮情緒。
部長的發言中這裡提到了「焦慮」。新加坡補習盛行也好，政府教育改革也罷，究其根本，都是因為「焦慮」給鬧的。
OECD的調研結果表明：新加坡的教育焦慮度不僅比中國高，還比日本、韓國等以焦慮聞名的東亞國家都高。和新加坡學生面臨的壓力比，很多國家都是小巫見大巫。
除了上文提到的對孩子成績和升學的焦慮，新加坡家長對孩子的未來發展往往有著更多的焦慮。科技公司惠普於2018年年底對3000多名東南亞、印度和中國的年輕家長進行了調查，包括將近500名新加坡人。結果顯示，59%的本地年輕家長擔心孩子可能跟不上變化的步伐，也無法維持競爭力。所以，課外補習（比如各種才藝班）其實也占新加坡補習的很大一部分。
在這樣焦慮的背景下，家長的經濟情況極大地影響著他們緩解焦慮的能力。儘管一些收入較低的家庭也會送孩子參加課外輔導班，但這種花費對於這些家庭其他方面的影響和壓力是更加顯著和迫切的。而且，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除了參加與學業相關的課外輔導班，額外再送孩子進行樂器、藝術等方面的培訓更是難以負擔。
分流也使很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還沒來得及充分理解教育系統和調整自己的狀態，就已經被劃到了「慢生」的行列。儘管家長們都不願輸在起跑線上，但從一開始，經濟情況的優劣就註定了有些孩子「必輸無疑」。
小六會考結束的王國威一周的補習課程安排是這樣的：
「星期一數學、星期二中文、星期三也是中文、星期四高爾夫球、星期五鋼琴、星期六早上高爾夫球、然後就是英文補習……星期天清晨還有體能訓練。」
細數自己每天的行程表，王國威好幾次抓頭停頓，嘗試記起自己每一天下課後需出席的補習課程。
而母親梁麗暄補充：
「已經儘量減少了，之前還有游泳、網球、心算，都已經取消了，讓他專注在學校功課和高爾夫球。」
這乍聽之下令人頭大的滿滿當當的學習行程，從媽媽和12歲的國威的口中說出，好像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王國威，只是萬千新加坡補習孩子中的最普通的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