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一般记述都集中在他起兵抗清、渡海攻台的伟业，却较少注意以一支民间武装作战多年，所耗费的大量财力物力，背后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支持。史料证明，如此庞大军费，主要来自他父亲郑芝龙所创建的海商集团。
台湾博物馆藏清初绘制的郑成功画像（作者提供）
郑芝龙一生兼具商、盗、官三种身份，创建了东亚史上最大的民间武装海商集团，首次完成中国官方与民间海洋权力的整合，在17世纪西方以海权扩展贸易的时代，开展了符合当时世界潮流的“武力+贸易”模式。
在明末，郑芝龙的郑氏集团，已拥有从日本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垄断权，前后经历其祖孙三代，始终是雄霸东洋与南洋海域的第一“海商王国”。
据记载，清军入福建福州时，退守安海的郑芝龙“楼船尚五百余艘”（黄宗羲《赐姓始末》），后“郑彩、郑鸿逵、郑成功皆率所部入海”（清《闽纪·唐王始末》），使其海上武装力量，基本完整保存下来。
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重掌这批水军船舰，才能渡海进取台湾，更能继承其父创建的郑氏武装海商集团，重振声威，为其部队确保庞大的经费来源。
1961年雕塑家杨英风据此画为台南延平郡王祠内郑成功塑像原貌（作者提供）
2008年翻新后现状（右下图）。（作者提供）
海商收益的重要性，早年郑芝龙呈南明隆武帝的上疏中就曾说:“今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清初《明季南略》），说明他支持南明政权的资金，全来自海上收入。
郑成功举兵抗清时，只占据闽粤潮沿海一带，地狭民贫，要维持如此庞大军费，也只能和郑芝龙一样“取之海”了。
史料显示，郑芝龙降清后开始分裂的郑氏海上势力，经过郑成功重新整合，形成更组织化、制度化、更强大的郑氏海商集团，继续掌控制海权，垄断中日贸易，及扩大东南亚各地的海外贸易。
据日方史料记载，当时前往长崎的中国商船，80%左右属于郑氏集团。
除了郑氏集团的商船来往海外诸国进行贸易，郑成功又派遣义兄弟郑泰通贩日本和南洋。此外，还有许多商人向郑成功的管库人领资（即借贷）出洋贸易，他们被称为“王商”，即替延平郡王郑成功从事贸易。
据学者估计，鼎盛时期仅靠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贸易，郑成功的年均获利就超过250万两。
同时，郑成功也延续郑芝龙向其他大小商船收税（保护费）的“制度”，连荷兰、西班牙商船也必须缴纳。史载，荷兰殖民当局每年要向“国姓爷”提供白银5000两、箭坯（用于制作箭矢）10万支、硫黄（用于制造火药）1000担，方获准对台贸易。
为筹集军费抗清，郑成功也在闽南、粤东、浙南等沿海控制区征收钱粮。
据1654年清朝地方官呈报顺治帝的奏折称，郑军索饷标准是富庶大县至少10万两，中等县不少于5万两。
史载，1653年短短两个月里，郑军就在闽南收缴饷银达400万两，另征粮数十万石。
据学者研究估计，在1661年郑成功攻取台湾之前，郑氏集团的海上收入，年利润就高达2000万或3000万两白银，再加上土地收益、掠夺等其他来源，估计其收入可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至四倍（见杨彦杰《1650至1662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
而在军费开支方面，按照1654年郑军募兵告示所称，入伍者“每月给白米四斗、纹银五钱”，即每年每名士兵要耗米5石、纹银6两。
以郑成功麾下兵力最多时约20万之众为准，粗略估算，每年至少需要粮食100万石、白银120万两。
此外，打造武器装备，修建战船（每艘船平均成本要1万多两白银），购买和饲养战马，各级军政官员薪饷和赏银等消费，不会少于士兵的军饷。
以此计算，郑成功每年必须筹措到超过240万银两和200万石以上粮草，才能维持其海陆军部队。
收支大致对比显示，只凭他每年对日本和东南亚贸易的收入，已足以维持其武装部队，其他就是郑氏集团的利润或支持作战时的军费开支了。
1651年，清军趁郑成功率主力前往广东，攻破郑氏集团大本营厦门。据有关奏折报告称，仅从郑氏府库就掠走黄金90万两、珠宝玉翠数百镒（1镒重约750克至900克）、米粟数十万斛（1斛米重约36千克），再加上珠宝、粮食，粗略估算总值超过1000万两白银，相当于郑氏集团4年的海上贸易收入，或可维持20万人部队4年。
如此庞大数目，虽然包括郑芝龙所累积的财富，但也具体反映了郑氏海商集团惊人的财力与厚利了。
文：杜南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