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日，巴蒂从印尼返回新加坡找工作时，在樟宜机场被逮捕；
从此，巴蒂开启了魔幻人生，走上了“巴蒂打官司”的路。
2016年12月3日和4日，以及2017年5月29日，巴蒂录口供。她说印尼语，但现场没有提供翻译；
2017年8月，巴蒂被控四项偷窃罪，并于2018年4月23日开始面对审讯；
2017年10月，巴蒂向人力部举报，被派往廖文龙的家非法工作；
关于这件事，人力部在2018年5月完成调查，但结果却仅仅是“警告”（issued a caution）廖文良妻子，和劝诫廖文龙。人力部还宣称，依据所得理据，发出上述警告，也符合相似个案的做法。
2019年3月20日芭蒂被判罪名成立，被判坐牢26个月。法官Olivia Low表示，芭蒂在廖文良家工作多年，廖文良和司机Robin没有理由要串谋诬告芭蒂；
当时的舆论风向清一色的偏向廖家，巴蒂被舆论痛批见钱眼开、一无是处。
2019年11月，巴蒂不服判决结果，通过义务律师阿尼尔向高等法庭提出上诉。
2020年9月4日，法官陈成安推翻了之前的判决，他表示，由于存在“不正当动机”，对巴蒂的判决是“不安全的”，控方也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有理由相信，廖文良知道女佣不满后，采取先发制人第一步，即突然终止她的雇佣合约，也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收拾行李，以此希望她没有时间向人力部投诉。……当芭蒂表示要投诉后，廖文良随即报警以确保她不会再回来本地。”
法官陈成安如是说道。
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一个呼之欲出的真相：一切都是因为廖家害怕让女佣非法工作一事东窗事发，恶人先告状，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罢了。
虽然巴蒂最终获得清白，但这一案件依然引发了人们对新加坡司法公正的质疑。
那些证据和重重的疑点先不用说，对女佣的诬告几乎成功，廖家凭什么这么猖狂？
新加坡的制度一直以来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都是公平公正的。但从巴蒂的事件上看，享有特权的富人精英依然可以欺凌穷人、按自己的一套规则行事。
新加坡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法学教授Eugene Tan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
“警方的调查方式非常令人担忧，而地区法官似乎已经预先判断了这个案件，没有指出警察和检察官的不足之处。这起案件中明显的系统性失误引起了公众的不安。 很多人心里都在想: 如果我处在她的位置会怎样?我会得到公正的调查……和公正的判决吗?”
廖家的女佣案风波也使更多人直接去廖文良就职的樟宜机场社交账号下留言，声讨廖家：
迫于舆论压力，廖文良已从樟宜机场集团董事长的职位上提前退休，并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当前状况分散注意力”。此外，他还退出了其他几家公司的高级职务。
但这有什么用？
对于富豪来说，失去的可能只是名望、职务，他依然是富豪。但对女佣巴蒂来说，过去四年因打官司滞留新加坡所蒙受的收入损失约为数万新币，可能是她全家一年甚至几年的生活费。
这份损失，谁来赔偿？她因此浪费的四年时光，谁来赔偿？
遇上这样的雇主，巴蒂是不幸的。最终可以沉冤得雪，巴蒂又是幸运的。
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为外劳发声的情义之家，在她走投无路时收留了她。推翻国家法院的判决，改判她无罪的陈成安大法官和身体力行，不畏权势，只为正义的律师阿尼尔为她争取到了正义。
但如果没有碰到这些正义之士呢？难道巴蒂就要带着一身冤屈去坐牢？
新加坡评论员Donald Low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新加坡政府不能满足新加坡人对“更大的问责和系统公平”的要求，就可能导致人们产生“精英阶层将自身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看法。
女佣巴蒂案，扯下的是弄权者的遮羞布。巴蒂的胜利是值得庆幸的，但这份庆幸本身，就是悲哀的。
2020年9月8日，巴蒂被判无罪后，新加坡律政部兼内政部长尚穆根表示，政府正着手调查整起事件是哪里“出错”。
权力的另一面是责任。有权者该有更高的责任心，而不是借权欺压弱小。可惜，有的有权者却把这当做一个筹码，肆意压榨弱权者。
很多人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但大众更希望的是，哪怕是强权之下，正义也不要迟到。
女佣巴蒂案不会是强者欺凌弱者的终点，但希望可以是弱者反抗欺压的起点。
资料来源：
1. 网络公民：前女佣巴蒂有意撤诉主控官 大法官给两周考虑！
2. 8视界新加坡：【廖文良前女佣案】芭蒂从被控到无罪释放事件簿
3. 亚太日报：保姆“掀翻”富豪，新加坡这起“女佣盗窃案”为何引起轩然大波
4. 新明日报：廖文良女佣案 律师谈洗冤录：证物呈堂是关键
5. 8视界新加坡：【廖文良前女佣案】淡马锡高管：廖文良对国家有贡献 应听其说法
6. 联合早报：回应廖文良女佣案 尚穆根：相关政府部门不能过于维护自己或抱猎巫态度
7. 北雁：情义之家新报告：外籍女佣仍面对强迫劳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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