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本地年轻国人中，工艺教育学院毕业生的薪资远低于大学毕业生。（海峡时报）
作者 李国豪
一项研究指出，21岁至38岁国人当中，有大学文凭或更高学历者的薪资，足足比工艺教育学院以及中学或更低学历者多了一倍有余。
这项由国大国立大学社会服务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期间，共访问了1905名自年龄介于21岁至38岁的公民。
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数据：
大学文凭或以上者的月薪中位数为4200新元；
持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者的月薪中位数为2600新元；
工教院、中学或更低学历者为2000新元。
大学文凭或以上者的月入中位数比持有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者多了62%。
大学文凭或以上者的月入中位数更是工教院、中学或更低学历者的两倍有余。
差距可谓不小，领导这项研究的国大社工系副教授吴瑜虹因此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
“新加坡非常重视一纸文凭。”
本地三成多人口持有大学或更高学历
然而，根据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我国25岁以上居民当中，33%为持有大学文凭或更高学历者。
换言之，至少六成国人的学历是在大学以下。
2017年，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曾透露，由于我国教育体系必须与经济结构一致，因此每个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最好能控制在30至40%左右，其余者则参与各行各业的技职训练。
从经济结构健全角度来看，这无可厚非，一个发达经济体应当理论与实践并行。
正因如此，在预期本地大学毕业生占人口比例不会超过四成门槛后，较低学历者与大学学历者的收入差距如何缩小，已成为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课题。
政策层面，扶助低薪员工的渐进式薪金模式，以及当局推行的各项技能提升计划，如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SkillsFuture Credit）以及“新心相连”（SGUnited）技能提升计划等，都是试图拉近收入差距的努力。
但社会的观念，是接下来必须因应的挑战。
本地蓝领工作者和白领工作者的收入差距不小。（海峡时报）
近年来，政府和学界显然已意识到本地社会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是收入不均问题的原因之一。
王乙康2017年曾说，新加坡下来五年面对的最大教育挑战，是要改变“死死一定要上大学”的心态。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年10月也曾表示，工教院与理工学院和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差距令人担忧，且薪资差距还在他们的一生中持续扩大，是因为新加坡仍过度看重认知能力，即被视为靠脑力的工作（head work）。
他说，在本地，从事其他形式工作的人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例如需要手艺（hands-on work）的技术工作，或需要心件工作（heart work）的服务业和社区关怀职务。
“我们应该尊重那些用双手、用心劳动的人们，给予他们和其他发展道路者一样的地位。”
黄循财对大学毕业生和其他学历者的收入差距表示担忧。（通讯及新闻部）
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去年7月也曾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场讲座中触及这项课题。
他指出，和其他国家相比，本地许多技术蓝领工作的工资相对低于全国薪资中位数，是造成国人收入不均的原因。
例如在新加坡，木匠和电工的收入仅是全国收入中位数的50至55%，相较之下，澳洲、美国和英国则是100%甚至更高。
“在新加坡，这些工作的待遇并不好，也不被视为是有前景的行业。体力活在社会上被污名化，而且常依靠低薪外籍员工去从事这些行业。”
孟文能更建议我国应弃用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这组词汇，或至少将开头的P（专业人士）给去除，因为这个P暗示著技术活并不属于专业。
他也强调，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拥有不同技术的分流，以及各种通往成功的道路，因此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以成为PMET作为目标的观念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孟文能质疑大部分新加坡人都想成为PMET的观念是否适切。（联合早报）
从上述几位政府高官的发言来看，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除了采取相关政策，改变社会思维，也是拉近收入差距的必经之路，而且是“人人有责”。
其中最难的恐怕是这一道灵魂拷问：
如果要提高技术工作者的薪资，你是否愿意为此付出更多（钱）？
对蓝领职业者的重视，除了对其社会地位的尊重，还必须包含国人作为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服务及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从实际面认受技职人员的工作及贡献。
诚如黄循财针对此课题所言： “我们所有人也必须做好我们的本分，愿意为来自各行各业工友们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付出更高的价格。”
以制造水平闻名于世的德国为例，该国技术工作者的薪资水平之所以能与所谓的脑力工作者平起平坐，除了完善的技职教育体系，社会上对技术工作者的敬重亦是。
在日本，在特定领域拥有技术的熟练工匠则被称为“职人”，他们可以是石工、木工、雕刻师或是料理师傅等，社会地位极其崇高，职人也以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豪。
德国以其完善技职体系和一丝不苟的制造水平闻名于世。（德国之声）
无论德国的“匠人”或日本的“职人”精神，皆不是依靠一纸大学文凭在社会上立足。
在精神层面，技术工作让他们有成就感，在社会上享有尊严，现实面，也有不错的收入过上和“白领”工作者一样的中产阶级生活。
这在大学毕业生薪资水平依旧远远抛离其他较低学历者的新加坡，短时间内难以想像。
假以时日，新加坡社会若能逐渐摒弃文凭至上主义，社会能真正同等珍视技术工作和学术成就的价值，甚至跨过最难的那道坎，国人愿意为产品服务付出更高价格，以犒赏技术工作者的贡献，相信非大学毕业生与大学文凭及更高学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自然有望进一步拉近，甚至平起平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