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的“麦饼”
1822年出版的《华英词典》，在“Bread”词条下，出现对应词“面头”和“面包”和短语“拿面头来”。（作者提供）
回顾东南亚华人在接触和认识“面包”，以及给它命名的过程，我们去看看汉语如何认识和表达“面包”这新食物。
有据可查的书证是出现在1822年澳门出版的《华英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部词典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辑，在“Bread”词条下出现的对应词是“面头”和“面包”，这应该是参考东南亚华人的用语所致。
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的《神天圣书》，由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合译，是首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这部书中，表达面包的译词是“饼”或“麦饼”，“五饼二鱼”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
马礼逊不采用出现在《华英词典》的“面头”或“面包”，相信是沿用18世纪初来华传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t）的《新约》译本的用词。白版《新约》手稿虽然较先译出，不过因为不够完整没出版。在其后出版的各种《圣经》中文译本，也都沿袭采用“饼”来表达面包。
上海外滩的“馒头店”
1823年出版的《神天圣书》，面包的译词是“饼”或“麦饼”，“五饼二鱼”是一例。（作者提供）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逼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上海立即引来西方势力进驻。转身变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一时涌现许多西洋新事物。1858年在上海外滩就有一家“埃凡馒头店”（Evans & Co.）成立。埃凡馒头店是英国人亨利·埃凡（Henry Evans）创立，这家“馒头店”卖的不是馒头，而是如假包换的面包。
清末随郭嵩焘出使外国的张德彝，返国后在1865年写了游记《航海述奇》，觉得有必要向国人介绍他初次邂逅的面包：
面包系发面无碱团块烧熟者，其味多酸。
相隔13年后出版的《格物汇编》则用“馒头”指称面包。
清末学者兼翻译家严复，从事译介西洋新事物时，不主张音译，因为音译不负载意义；也不主张用借词，认为借词所指示的意义不能保证内容的准确表达，他主张造词要能见词知义。
在翻译《天演论》一书时，他创造“逻辑”“物竞天择”等新名词而名声大噪。严复在译介新事物时喜用古僻字，1898年翻译《原富》时，另辟蹊径把面包译为“麦＋比 麦＋禾＋勿”（pí lí）。虽然他对这个译名颇为自得，认为既能传其西音，也能见词知义，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太过古僻，不被语言社会接受。
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包被带进中国，人们时而用“馒头”，时而用“面包”来指称它，经过一段既有竞争也能共存的使用阶段，最后才定格在“面包”这个词语上。
共创共享的成果
早期南洋华人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方面缺乏文字记录，让我们在寻求书证方面造成一些困难，但是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努力，弥补这方面的欠缺。
从探索面包在南洋地区以及在中国词语化的过程中，让我们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南洋华语与汉语的交流和互动，也是一个双方共创和共享的成果。我们不应该把华语词汇的产生和发展的探索，单单局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必须扩大视野，把它一同放到东南亚整个地区的历史大语境中去考察，才能对其发展的轨迹拼出较为完整的图景。
文：林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