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澳大利亚的福利制度是1910年建立起来的，覆蓋所有国民。
澳大利亚对所有国民免费医疗，如果自己到药房买药，家庭收入低于24000澳元（1澳元约合6.6元人民币）的公民只需要支付药房2.6澳元，余款不管多少，均由政府买单。孕妇分娩时，可获得950澳元的分娩津贴，以帮助为新生儿添置用品。
如果在工作年龄内失业，每年可获取1.5万澳元的失业救济金。女性公民从60岁、男性公民从65岁开始，不管过去的工作经历如何，如果个人收入或资产低于一定标准，都可领取政府养老金。
澳大利亚实行12年免费教育，学生在18岁前还可享受学习补贴。大学生可以获得政府的无息贷款。
10.日本
医院不得盈利
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18.6%
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通过了几个社会福利法案，基本上采用欧洲模式。
日本的医疗保健系统覆蓋所有国民，日本的所有医院必须是非赢利性质的。每个公民必须享有一种医疗保险，保险费的多少根据个人或家庭收入情况而定。
按照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69岁以下的人自我负担的医疗费占所需医疗费的30%，70到74岁的人负担20%，75岁以上的人负担10%。
为了对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日本对40岁以上的公民实行完全免费的预防诊断、检查和保健治疗。
日本县市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住房，如果申请福利房的人多，为体现公平，则用抽签的方式分配。房租根据收入定，收入高，房租就高些，收入低房租就低些甚至全免。政府福利房的房租每两年调整一次，根据收入变化情况决定房租是上调还是下调。
日本的幼儿园到初中实行免费教育，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约25万元人民币）的婴儿在托儿所的费用全免，每个18岁以下的孩子可增加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免税额，地方政府向不满9岁的儿童发放育儿津贴。
然后新加坡与各国的发展却是恰恰相反
王乙康曾经指出：应对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不是推行福利政策，而是让低收入阶层具备自助能力，“留住他们的上进心”。面向全民的福利政策无法成为应对不平等问题的有效对策。政府在援助低收入国人的同时，将帮助国人保留前进的动力，继续力争上游。
与许多发达国家因经济停滞而导致不平等的情况相比，新加坡家庭收入中位数不断增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取得增长，社会流动性也有所提高。不过王乙康提醒，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晋升第一世界国家的同时，也出现新的不平等现象。
其中一个不平等现象是，中产阶级壮大，希望取得更多成就，但碍于社会相对高的基数，越来越难取得物质进步。
另一种不平等现象是，一些低收入家庭越来越无法取得突破，阶级分化定型的风险加剧。高收入阶层也可能疏远其他阶层。
王乙康在探讨应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方案时指出，支持全民福利政策者认为，推出面向所有中低收入阶层的援助，有助于维护低收入者的尊严。但他提醒，发放援助必须付出代价，这意味包括中等收入家庭在内的民众，都必须缴交更高的税额。
实行全民福利制度的国家，消费税率约在20％至25％之间，每名员工也必须缴交约30％的所得税。相比之下，新加坡有一半人口无需缴交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率也维持在个位数。
王乙康说：“降低发放补助的门槛，无条件发放补助，这不是有尊严的做法，但自食其力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