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马绍尔的访华之旅
作者：林恩和（怡和世纪编委）
来源：《怡和世纪》第44期，转自新国志网站，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更多精彩内容。
作者简介
林恩和，《怡和世纪》编委。1951年生于新加坡，笔名河洛郎。曾任出版社编辑（1976-1978），出版并主编评论杂志《拾穗》（1978-1979）。从事图书零售批发及出版凡40年。文章常见《联合早报》《怡和世纪》及其他杂志。受邀担任新加坡电视节目“新语研究所”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解题嘉宾。目前从事新加坡华语研究，为新加坡文物局的研究项目。出版的著作有《我城我语：新加坡地文志》、《我城故事：重访新加坡历史》。
新加坡自治邦首任首席部长马绍尔一生多姿多彩，他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各有各的精彩：他是新加坡历史上最著名的刑事案律师，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在最后的十五年又转身一变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和他作为杰出的律师和出色的外交官的角色比较起来，作为政治人物的他显然比前两者失色。1956年6月，他宣布辞掉首席部长的职务，面对党内同志众叛亲离，成为政治孤鸟的他显得郁郁寡欢。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电报，邀请他到中国访问。这个邀请让马绍尔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兴奋不已。对他来说，这无疑是天上掉下了馅饼，让他有机会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中央，聚焦在镁光灯底下。
马绍尔这次访华对主客两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对中国来说，1955年4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他在会议上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与会国家的共识；另一方面，他也趁出席会议之便，与印尼外长签署了有关解决印尼华人双重国籍的问题，并呼吁入籍华人应该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和效忠居住国。中国可以借着马绍尔来访向正在寻求摆脱殖民地统治、争取独立的国家表达中国人民对他们反殖斗争的支持，同时也趁这个机会向东南亚其他国家阐明中国政府怎样看待和处理当地华人华侨的问题，以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对马绍尔来说，中国不计较他失去首席部长的职位，给予他高规格的接待，让他亮相政治舞台，有机会和一个重要的大国讨论涉及新加坡政治议程的事并得到他们首肯，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刚好这时新加坡的贸易咨询委员会也收到中国邀请，计划组织工商业考察团到中日两国访问，委员会主席是马绍尔的好友叶平玉。叶平玉于是向马绍尔建议由他出任考察团顾问。由一位具有反殖政治光环的马绍尔率团访问中国，毫无疑问的将能增加考察团在中国政府眼中的分量和地位。
虽然说马绍尔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这次出访中国，分别受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华工商业联合会的邀请，纯粹是民间的交流。不过，在当年的冷战氛围下，出现不少杂音，也引起殖民地当局和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的疑虑。马绍尔深刻认识到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是首位新加坡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受邀到新中国访问，面对质疑和杂音，他力排众议，一个由61人组成的各民族工商业考察团终于在8月中旬成行。
从8月14日到10月14日，马绍尔此次到中国访问历时2个月，收获颇丰。除了必要到访的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为了让他多了解新中国的建设和民情，中国主人特地安排马绍尔游遍中国的大江南北。首先是到中国东北，去了沈阳、鞍山、长春等城市，参观了东北的中国的重工业中心；接着安排他到西部的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参访；最后到南部和长江流域一带的城市昆明、重庆、武汉、南京、杭州和上海。马绍尔访华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他参观了中小学、托儿所、大学、法院、寺庙、清真寺（回教堂）、教堂、工厂、居民区，和中国社会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中国人民团结奋发的精神，让马绍尔留下深刻印象。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加坡初到被称为竹幕后的新中国，一切是那么的新奇，对马绍尔可说是经历了一场文化震荡，犹如爱丽丝梦游了仙境。
马绍尔在上海期间被安排与四位社会名流见了面，他们当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玉阶、号称“纺织大王”的永安纺织厂的郭棣活(David Kwok)和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念义(Julius Liu)。……这几位名流都有海外留学背景，能与马绍尔用英语直接交谈。访华期间他还两次私下和林建才律师见面吃饭，林建才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时离开新加坡到中国。
不过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马绍尔在上海期间也探访了犹太人社区。事缘上海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阿伯拉罕(R D Abraham)知道他来华访问，特地写信给他，要他协助一些想到以色列的滞留在华的犹大人离境。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迫害，许多人从欧洲及苏联来华避难，人数一度多达3万多人。二战后，犹太复国主义兴起，这些犹太人纷纷响应号召回到以色列。绍尔访华时，尚有5百多人因故滞留在华。马绍尔趁与周恩来会面的时机，直接向他反映，使到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他在访华期间还会见了许多中国领导人，包括副总理陈毅元帅、乔冠华、廖承志、彭真、罗荣基等。而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国庆宴会上没有安排他与毛泽东主席和当时也到北京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同桌。不过值得大书特书的也是他这次访华的重头戏是两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会谈的重点自然是他早就准备好的问题，他想要知道中国政府怎样看待新加坡华人争取公民权，以及怎样处理所谓“双重国籍”的课题。虽然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已经清楚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看法，作为政治人物的马绍尔希望借由中国总理针对新加坡的具体情况，再次明确表达立场，不无为他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和博出位之嫌。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英国政府早已把华人公民权的课题列入新加坡宪制谈判的一篮子计划之中，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会影响新加坡的宪制谈判的进程。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应马绍尔要求，在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公报，正式说明中国对新加坡华人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其实这和中国与印尼于1955年在万隆订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精神没有两样，主要有四点：
1）中国政府乐见新加坡华人遵循自己的意愿取得新加坡公民权，并效忠于他们的居住国。中国政府认为这有助于中国的利益和新加坡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和新加坡的友好关系；
2）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在自愿取得新加坡公民权后，不再是中国公民，虽然他们仍旧保持和中国在血统和文化上的联系；
3）那些取得新加坡公民权的华人如果要入籍中国，必须根据新加坡法律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4）居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必须遵守当地政府的法律，不许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基本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不容歧视。
马绍尔和周恩来的两次会谈可以说是在坦率和友好的气氛之下交流，不过，两人有时难免有交锋，比如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两人在认知上有明显的落差，这也凸显了两人不同的鲜明性格，从附录的“谈话记录”就可看出来。
我要感谢台湾政治大学的刘晓鹏教授提供给本刊“谈话记录”的稿本，这也是引起我写作本文的动机。为了让读者更好了解“谈话记录”，笔者在必要的地方作了背景说明和注释。为保持原汁原味，以及让大家体会当年不同时空背景下的语境，我们不对行文作改动，只针对错别字纠正。
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新加坡首席部长马歇尔谈话纪录
时间：1956年8月19日
地点：中南海西华厅
陪见人：张奚若1、廖承志2、李哲人3、乔冠华4、吴茂荪5
（本文未经总理审阅，如有错误，由纪录整理人员负责）
马歇尔6（以下简称马）：非常感谢总理接见。
总理：我们等了你很久了。
马：感谢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欢迎我到中国访问。我先前还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在日本，在那里待了五个星期。
总理：在日本期间好吗？
马：很好。我非常抱歉，去年总理到新加坡7，当时我是新加坡首席部长，但总理到达时，英国当局没有通知我，直到总理离开后，他们才告诉我。当时未能欢迎阁下，非常抱歉。
总理：当时我们去也是没有计划的，是偶然的。新加坡当局还是很好地接待了我们，我们也很感谢。
马：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直到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才知道，我当时非常气愤。
总理：西方朋友与本地人的关系还是有些隔阂？
马：距离很大。西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让我当首席部长，但是不让我知道各方面的全部情况，只告诉我他们愿意告诉的事，因此对于许多事不能知道真相。在殖民地的（当）这样的首席部长，实在是一个令人难受的位置。
总理：要克服隔阂需要时间，要克服很多困难。
马：……新加坡反殖民主义应该不带种族成分，各种族应该彼此合作，否则就形成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现在新加坡人口中有76%是中国（华）人，15%是马来人，8%是印度人，2%是其他种人。
总理：你的种族协作的思想很有意义，这在马来亚也可适用吧？
马：应该也可以。我在尽自己的力量做。马来亚从英国统治下解放8（自治）后，他们着重主张政权应交马来人。长期以来马来人对在经济上占优势的中国（华）人有猜疑，这种经济上的猜疑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更加剧了。马来亚的中国（华）人做生意比较聪明，因而在经济上占优势，马来人现在主张马来亚应该是马来人的马来亚。因此现在马来亚各种族不仅不和谐，而且彼此敌视。那里的中国（华）人是愿意合作的，但马来人态度很强硬。
……（省略多段，参见阅读原文）
马：新加坡的情况是独特的，绝大部分中国（华）人，如果他们选择中国籍，这些人就都有可能变为中国人，新加坡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人……。
总理：我先回答你一个问题：我刚才说，有些华侨选择当地国籍后，又要求回到中国，我们不能拒绝他；但是在中国与印尼的双重国籍条约中说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还须先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要所在国许可之后我们才能接收，所在国不许可，我们就不能接收。所以不可能一夜之间把人家统统都变成中国人。
这是回答你的问题，现在说第四点。
第四，新加坡的华侨是有其特殊情况的，在其他地方，所谓中国人是少数，在新加坡是绝大多数。
马：在马来亚华人占居民的40%，在比例上说恐怕仅次于新加坡吧。如果新、马联合，则马来人占45%，中国（华）人在（占）44%，印度人占8%，中国（华）人与马来人数字差不多，拉赫曼对这种情况很害怕。
总理：有形成恐惧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有殖民者造成的恐惧。
马：直到今年以前，英国对马来亚是控制得很紧的。但是说句公道话，马、华之间的紧张是在英国统治撤退后才冒出来的。
总理：要知道印巴分治也是在英国人撤退时才发生的。（马大夫）（指马绍尔，可能是周总理口误）。所谓华侨的情况，在新、马与其他地方不同，在其他地方也各有所不同。因此条约不可能一样。我们愿意照顾各国的不同情况，以便使多数华侨能参加所在国国籍。以新加坡、马来亚为例，绝大部分华侨国籍不能确定，这是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因此我们不拒绝，并很愿意与每一国的政府或有代表性的当局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绝不想拖延，更不是想利用这个问题来进行扩张。
根据以上所说四点，我们必须达到谅解，所以现在说第五点。
第五，要使华侨选择所在地国籍，不是很简单的。须做极大努力，做许多说服工作，除了法律规定外，说服工作是必要的，我们也愿意做这种说服工作。但是也要照顾华侨的保守性，他们过去习惯于双重国籍。在印尼，反对《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就是中国（华人）血统的人，你昨天说印尼不满意，要知道这件事还没有完，还在开始，还需要时间，还要做许多说服工作，当然，如果能把1,200万华侨一天都变成所在国人，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人口很多，并不一定需要这1,200万人，更不会用这1,200万人进行扩张。我在万隆时找华侨代表谈话，当时万隆和雅加达两位市长都在场，一边说，一边就翻译给他们听。
我们希望华侨都选择当地国籍，但不（不是衍字）是不能拒绝他们选择中国籍，不能造成一种情况，好像新中国不要他们了，新中国不要他们，蒋介石要他们，不能造成这种情况。
……（略去一段）
总理：这也是一个因素，虽然这个因素在其他地方作用也许更大些。我们很愿意你就新加坡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特点直接提出来交换意见，这样可以找到更适合于新加坡情况的解决办法。
马：谢谢阁下。我现在不是首席部长，我以一个客人的身份谈话。华侨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保持新加坡的稳定与和平。阁下所说的四项（原话如此）原则如能公开发表，将有更大的作用。在新加坡我是主张各民族平等和谐的，但有两个困难：
（1）新加坡有23万年纪较大的华侨（人）还没有公民权，马来人，混血人等都反对给他们公民权，我认为这些人的公民权应得到解决，但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攻击，包括一部分中国（华）人。
（2）在学校里我规定设立马来文、英文、印度（淡米尔）文、中（华）文（北京话）四种语文课程，我把这四中（种）文字（语文）作为新加坡的正式文字（官方语文）。中国（华文）学校以中国（华语）教课，但在小学要学马来文，在中学在（再）学英文，这在当地都是必要的，为此我们花了几百万元来办学校，这为了使各民族平等和谐。但有些中国（华）人似乎已（以）反对政府为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