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吴作栋一开始在卫生部采取的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复制他当年在海皇率先推行的那套“管理信息系统”，以便更好地掌握这个部门相关的所需成本和财务状况。“治好一个C级病房患者需要多少费用？公务员根本不清楚。收费怎么计算？他们就只根据他们认为公众负担得起的水平来计算费用。那政府又该提供多少津贴？相对于C级病房来说，又该如何界定A级病房的价格？给予A级病房病人的津贴很可能还比C级病房病人要来得多。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得支付更多。可是对顾问医生、冷气设备等等各方面条件的投资究竟有多少？你确定政府的津贴不比C级病房多？不，他们全无概念。”
尤有甚之，医疗护理领域内的公共和私人领域在当时原是楚河汉界。离开公共医院转投私人领域执业的医生被视为背叛了卫生部。这些“出走”的医生被迫与政府切割，完全断绝联系，同样令他们心有不甘。许文远记得当时的分裂是很明显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间隔了一道厚墙，你要嘛在里头，要嘛就是被严拒在外。”
对杜进才以及更早几任的卫生部长来说，他们的责任就只局限于公共医院。但吴作栋不这么看。“卫生部的工作是要照顾全国人民的健康，不光只服务那些到公共医院看病的人。卫生部负责的工作不是只有住院和综合诊疗所，也包括医疗护理。”为了结束医疗领域的冷战，他召集了公共和私人领域两大阵营的医生开会，交流想法，进行讨论。他说：“私人领域的医生显然很高兴，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也可以试着将两边结合起来。”许文远补充说，吴作栋也鼓励卫生部广邀私人医院的顾问医生到政府医院提供服务，包括教导和培训政府医院的年轻医生。“他积极地从旁推动卫生部向私人领域学习，借助他们的专长和经验，而不是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他说道。“他也促成了国大医院成立眼科部门，由私人眼科顾问医生主导……这些都是非常创新的做法，模糊了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也进而促成了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内建立起来。”
说到向私人医院学习新点子，吴作栋以身作则、不落人后。一发现私人医院的护士身上的制服颜色鲜艳又舒适，他也要求政府医院仿效。他说：“我们的制服全是厚棉质，全白，配上帽子。还得像军人制服一样上浆，一切都得整洁、端正、笔挺。非常英国式的作风，一成不变。”吴作栋也发现政府医院的婴儿床都是用生铁制成，漆料斑驳；他立刻指示将婴儿床全改用透明塑料。然而，一如既往，改变也需要提出符合经济效益的理由。旧的婴儿床让护士很难从远处看到床上的婴儿，所以必须每隔半小时就得离开办公桌，走向婴儿床检查。如果婴儿床改用透明材料，护士一眼就能看到婴儿是否显得不自在或不舒服。“所以我问她们会不会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他们说会的。也显得较干净。所以我说，那就换吧。”
不过一切并非全然一帆风顺的。他接下这份工作时怀着满腔热忱和抱负，立志拯救生命；却很快发现在生死当前，政府能做的原来那么有限。当上部长的最初几个月，他就得眼巴巴看着许多肾衰竭的年轻人因为洗肾设备有限而无法使用洗肾机控制病情。“为什么我们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来决定谁可用洗肾机谁不可用？为什么我们会因为洗肾设备不足而拯救不了一条生命？我们的工作就应该是设法拯救每一个生命的，不是吗？”他如此说道。“我父亲很年轻就离世了，而我现在只能看着这些年轻人，问自己为什么救不了他们？”
他盘算了一下，结论是，政府确实有能力多添购几部洗肾机。可是当时卫生部的常任秘书周元管提醒他。“他说：‘部长，我们要担心的不只有肾衰竭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病症，如癌症；而如果您都这么做的话，我们不会有足够的资金。要设法救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那样的本钱。财政部长也不会答应。’”吴作栋忆述著。“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最终还是得作出决定。这很不好受，但总得有人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个经历后来变成了切身之痛——跟他最亲近的叔叔，那位曾在1960年代带着他去体验竞选群众大会的叔叔，在吴作栋当卫生部长任内，心脏病发送院不治，离世时才44岁。普辛德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次事故让他深受打击，因为他居然什么也做不了。”
问答
问：1982年，您从原来的卫生部长一职调为卫生部第二部长。这个调动很不寻常。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答：是总理要对卫生部和国防部作一番人事调动。首先，他不满意杜进才在卫生部的表现，也对当时的国防部长侯永昌不满意。所以他调我到国防部担任第二部长替补侯永昌，跟着他学习。我当时是卫生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不久后，大概有人反映说我准备好了，有能力接任国防部长了。
但李光耀还得找个地方安置侯永昌。他选择了卫生部。可是他也知道将侯永昌调任卫生部必定使他的士气大受打击，甚至可能会试图推翻我之前启动的计划。所以李光耀让我继续留任卫生部当第二部长。就是继续看守卫生部。可是我很明智。我改为第二部长后，就不再踏入卫生部。
问：为何如此？
答：当侯永昌是国防部长而我出任第二部长时，他能接纳我，没问题，因为我是跟着他学习的。可是当他调任卫生部长，且让我担任第二部长，他心里清楚李光耀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如果我以第二部长的身份出席卫生部会议，就好比在充当李光耀的线人，随时向总理打小报告。我当时是很明智的，所以一次都没去出席会议。他可以骂医生——由得他去——我不会去理会。我只负责看好保健储蓄计划，是不是如期推行或胎死腹中。不过我从不进门。可是李光耀也从不过问我是否到卫生部上班。侯永昌也从不曾问过我怎么从来不出席他召开的会议。如果他当时问了，我会去出席，不过他从来没过问。
这些全攸关人际关系。谁教会我的？我不知道。是人之常情吧。一开始一起在国防部，我是去学习、准备接班的。我毕竟是年轻部长，侯永昌愿意支持我，他愿意支持领导层更新。我在当常任秘书时就认识他了，彼此间一直合作愉快，我想他也能明白这是责任交接的必要环节。可是到了卫生部，我成了第二部长，责任变成是在监督他，确保他不会干出什么荒唐的事——那还实在是很为难。我好像还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我当年身为卫生部第二部长，却从未踏进卫生部半步。
问：您认为自己如果继续积极参与卫生部事务，跟侯永昌之间会有摩擦？
答：是的。调任卫生部第二部长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我不会再踏进这个部门。而我绝对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当时得专注于国防部的工作。
问：李光耀可曾告诉过您为何把您调到国防部？
答：他说，要领导新加坡，我就必须懂得国防事务。所以，这算是比较早期的迹象，显示我可能会是领导新加坡的其中一个人选。他的意思是，我必须很清楚我们的武装部队有多少实力。如果将来有一天必须与来犯的邻国面对面对峙，我必须知道自己什么做得到、什么做不到。如果自己只是空手道褐带，面对的却是黑带高手，那就别轻举妄动，大家都别吵，我们坐下来谈。
问：当今的领导者可还相信必得先熟知国防事务才可能当上新加坡总理？
答：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不是总理了。不过，你多少得了解军队的运作。可是也许到了现在，这个问题不再那么重要了，毕竟当今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在管理上比过去好很多，部长当中军人出身的也不少。所以问题不大。反观我的年代，同代领导班子中没有一个有武装部队背景；后来加入的显龙是唯一一人。所以我们这批人都可能变得……这么说吧，面对威胁时可能过于自信。不过你实在必须很清楚自己有多少实力和能耐。切勿蛮干逞能，却也不能当缩头乌龟。你不需要事事轻易地逢迎屈就——你得清楚自己的实力，要展现应有的骨气，知道自己的背后又有多少后盾。如果你对自己的军事实力不甚了解，那应对起来就难了。面对一个手握重兵的对手，对方一向你怒目相视，你就会完全不知所措、乱了阵脚。
问：您从贸易与工业部长调任卫生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当时是不是有人窃窃私语，说您是被贬职？
答：身边的几个同僚的确给我这样的感觉。他们并没直接说出口，但是有时候从他们的一些反应，你会知道他们认为你惨遭贬职。在好些人眼中，贸工部在那个时候是个重要部门。卫生部嘛……你给我资金，我会把医疗卫生管好，但毕竟靠的还是医生，我不过就是在国会里回答质询而已。所以有些人会视之为贬职。但你总不成只听着人们的议论过日子吧。
问：您有些什么反应？
答：跟往常一样，我是有自信的。我履行了职责。即便自己不是排在第一位，那又如何？我从没争取要排第一，不过就是在执行任务而已。李先生跟我说的是，卫生部有些事情需要你来完成；而国防部，你必须去学习去熟悉。所以我清楚自己并不是被丢在一旁。换句话说，外人可能觉得我被降职了，可是他的说法是，他有任务要我去担当。而且是个至关重要的重任。我其实喜欢卫生部的工作，因为它让我有机会走访各大医院，推行改革。身为卫生部长，让我觉得充实而有意义。
问：是李光耀委任您接管多个不同部门，他也向您扼要地交代了他希望您在各个部门里完成的任务。那之后，他对您的实际工作介入程度有多深？
答：他对很多微观问题其实都心里有数，也很注重细节。但他并不是一个事必躬亲、只懂得微观管理的领导者。事情一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他必定会质问；但他放眼的永远是全局。对于细节性事务，他想知道的时候会很快掌握。有时他会问起一些数据，然后会很快厘清条理，结果反倒比你懂得更多。他深信得用人得当的道理：一旦找到对的人做适当的工作，就放手让他独自去完成。那是他的领导作风。
问：可是一旦有什么课题是他认为异常重要的，他就会深入研究？
答：噢……就说恐怖主义吧！他会看遍有关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得更快更深。
问：可是说回保健储蓄计划。那可是他的主意，而对于您会怎么包装执行，他居然完全不介入？
答：他有个文件夹，记录了他的一些想法，其中一个就是怎么利用公积金来支付医药费。但是他对这个课题并没有很深的研究，而是把课题交由我处理。他交给了我那个文件夹，就是这样。我详细看过。当时，我也正在思考一些创新的、大胆的想法。我正在暗自计划自己可以在卫生部做些什么，就那么巧，他把这份文件夹交到我手中。我当下恍然大悟：“啊，是了，这正是我可以做到的，也是我很想去做的事。”所以这是个好主意，是他播下的种子。
还记得另一个例子。1979年我出任贸易与工业部长时，曾与严崇涛[7]和温斯敏[8]见过面。严崇涛当时是常任秘书。两人尝试说服我，早期维持工资低水平的政策对新加坡的发展是会造成伤害的。工资压得低，必会吸引大批海外投资。再加上我们的土地价格也偏低。到头来，我们吸引到的许多外资其实是在利用新加坡的低成本进行生产。结果是我们就一味在生产低成本货品，而经济又在不断膨胀。但有不少工业其实是在囤积人力和土地，因为人力和土地成本低，而商家预见到生意还会继续扩展，所以预先囤积人力与土地为将来的扩充做准备。
就这样，他们成功说服我，我们必须摆脱低技能工作，开始发展高技能工业。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年轻部长，不难被说服。你是个年轻部长，这才是你的第一次；温斯敏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经济学专家和顾问，而严崇涛之前曾是我的前辈，对我来说他就像菩萨一样；这两人都非常有说服力。于是我提交了一分内阁文件，这应该是我的第一分内阁文件。出席内阁会议时，李先生看着我，问我可知道温斯敏和严崇涛这两人尝试说服他推行高工资政策已经好几年了！我瞠目结舌。他们过去三年来都在尝试说服他，可是他不为所动！接着他问我对他们的说法是否信服，我说是。我都已经提交内阁文件了，文件中列明了种种理由，我必须说是。
当下他看着我，说，你既然信服了，就去做吧。这就是领袖该有的风范。他自己怎么想并不重要，现在负责的是这位部长，如果部长被说服了，就应该让他试试。
问：他难道不曾跟您争辩，否决您的决定？
答：他说自己是在早几年前不认同这个说法的，但我说我信服。他之前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为新加坡必须能吸引外资，才能创造就业机会。如果工资调高了，投资商就不会进来了。高工资政策需要冒风险。如果投资商不来，哪来的资金？而且工资一旦调高，就不可能再降下来了。所以千万要审慎行事，因为一上去就下不来了，而如果投资商不来，那国家会怎么样？他大可以这么质问我，但是他没有。这就是他的作风，也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可是，我认为经过了三年的游说，也许他已经渐渐接受了这个说法。
他并没有咄咄逼人。我的理由全写进内阁文件里了。只是严崇涛从来没告诉过我说总理三年来都一直反对这个想法，我还得过总理这关。他们两人从未跟我说！如果我提前知道的话，至少我会预先想好法子说服总理。无论如何，他的反应让我大松一口气。如果他跟我辩论，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应对。
问：那您是否也跟李光耀一样，放手让常任秘书执行任务？换句话说，您也不会选择当一个“超级”常任秘书？
答：我也不会愿意当一个超级部长。我的记忆里那些老一辈部长也是这么做事的。部长会提点子，问问题，由常任秘书去执行。然后常任秘书会再向部长汇报，再由部长提出更多问题，将想法逐步完善。但是这些年来，部长和常秘的关系大不相同了，如今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直接而频密地沟通交流，交流过程中，部长也难免成了超级常秘。到了今天，我想某些部长有时对自己管辖的事务甚至比常秘懂得更透彻。
问：您会刻意不采取微观管理的方式来管理您的官员吗？
答：让我告诉你一段故事。当年在海皇，我有个行政经理。他很能干，但是总喜欢凡事亲力亲为。我觉得他不懂得如何妥善有效地委派任务给下属。所以有一天我告诉他，你是个很优秀的员工，而且非常勤奋，凡事亲力亲为。可是你知道吗？你如果想升级，就不能让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这就意味着没有其他人能够接替你现在的职务！换句话说，必须学会分配和下放职务。如果想升级，就一定要懂得培训员工，分配任务。好好培训你的团队，那你才能腾出更多空间做其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