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吳作棟一開始在衛生部採取的其中一個做法，就是複製他當年在海皇率先推行的那套「管理信息系統」，以便更好地掌握這個部門相關的所需成本和財務狀況。「治好一個C級病房患者需要多少費用？公務員根本不清楚。收費怎麼計算？他們就只根據他們認為公眾負擔得起的水平來計算費用。那政府又該提供多少津貼？相對於C級病房來說，又該如何界定A級病房的價格？給予A級病房病人的津貼很可能還比C級病房病人要來得多。這些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只知道得支付更多。可是對顧問醫生、冷氣設備等等各方面條件的投資究竟有多少？你確定政府的津貼不比C級病房多？不，他們全無概念。」
尤有甚之，醫療護理領域內的公共和私人領域在當時原是楚河漢界。離開公共醫院轉投私人領域執業的醫生被視為背叛了衛生部。這些「出走」的醫生被迫與政府切割，完全斷絕聯繫，同樣令他們心有不甘。許文遠記得當時的分裂是很明顯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中間隔了一道厚牆，你要嘛在裡頭，要嘛就是被嚴拒在外。」
對杜進才以及更早幾任的衛生部長來說，他們的責任就只局限於公共醫院。但吳作棟不這麼看。「衛生部的工作是要照顧全國人民的健康，不光只服務那些到公共醫院看病的人。衛生部負責的工作不是只有住院和綜合診療所，也包括醫療護理。」為了結束醫療領域的冷戰，他召集了公共和私人領域兩大陣營的醫生開會，交流想法，進行討論。他說：「私人領域的醫生顯然很高興，他們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們也可以試著將兩邊結合起來。」許文遠補充說，吳作棟也鼓勵衛生部廣邀私人醫院的顧問醫生到政府醫院提供服務，包括教導和培訓政府醫院的年輕醫生。「他積極地從旁推動衛生部向私人領域學習，藉助他們的專長和經驗，而不是只在自己的圈子裡打轉。」他說道。「他也促成了國大醫院成立眼科部門，由私人眼科顧問醫生主導……這些都是非常創新的做法，模糊了公共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界線，也進而促成了新加坡全國眼科中心在新加坡中央醫院內建立起來。」
說到向私人醫院學習新點子，吳作棟以身作則、不落人後。一發現私人醫院的護士身上的制服顏色鮮艷又舒適，他也要求政府醫院仿效。他說：「我們的制服全是厚棉質，全白，配上帽子。還得像軍人制服一樣上漿，一切都得整潔、端正、筆挺。非常英國式的作風，一成不變。」吳作棟也發現政府醫院的嬰兒床都是用生鐵製成，漆料斑駁；他立刻指示將嬰兒床全改用透明塑料。然而，一如既往，改變也需要提出符合經濟效益的理由。舊的嬰兒床讓護士很難從遠處看到床上的嬰兒，所以必須每隔半小時就得離開辦公桌，走向嬰兒床檢查。如果嬰兒床改用透明材料，護士一眼就能看到嬰兒是否顯得不自在或不舒服。「所以我問她們會不會有助於提高生產力，他們說會的。也顯得較乾淨。所以我說，那就換吧。」
不過一切並非全然一帆風順的。他接下這份工作時懷著滿腔熱忱和抱負，立志拯救生命；卻很快發現在生死當前，政府能做的原來那麼有限。當上部長的最初幾個月，他就得眼巴巴看著許多腎衰竭的年輕人因為洗腎設備有限而無法使用洗腎機控制病情。「為什麼我們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來決定誰可用洗腎機誰不可用？為什麼我們會因為洗腎設備不足而拯救不了一條生命？我們的工作就應該是設法拯救每一個生命的，不是嗎？」他如此說道。「我父親很年輕就離世了，而我現在只能看著這些年輕人，問自己為什麼救不了他們？」
他盤算了一下，結論是，政府確實有能力多添購幾部洗腎機。可是當時衛生部的常任秘書周元管提醒他。「他說：『部長，我們要擔心的不只有腎衰竭而已。還有很多其他病症，如癌症；而如果您都這麼做的話，我們不會有足夠的資金。要設法救每一個人是不可能的。我們沒有那樣的本錢。財政部長也不會答應。』」吳作棟憶述著。「所以無論如何，我們最終還是得作出決定。這很不好受，但總得有人扮演上帝的角色。」這個經歷後來變成了切身之痛——跟他最親近的叔叔，那位曾在1960年代帶著他去體驗競選群眾大會的叔叔，在吳作棟當衛生部長任內，心臟病發送院不治，離世時才44歲。普辛德南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那次事故讓他深受打擊，因為他居然什麼也做不了。」
問答
問：1982年，您從原來的衛生部長一職調為衛生部第二部長。這個調動很不尋常。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答：是總理要對衛生部和國防部作一番人事調動。首先，他不滿意杜進才在衛生部的表現，也對當時的國防部長侯永昌不滿意。所以他調我到國防部擔任第二部長替補侯永昌，跟著他學習。我當時是衛生部長兼國防部第二部長。不久後，大概有人反映說我準備好了，有能力接任國防部長了。
但李光耀還得找個地方安置侯永昌。他選擇了衛生部。可是他也知道將侯永昌調任衛生部必定使他的士氣大受打擊，甚至可能會試圖推翻我之前啟動的計劃。所以李光耀讓我繼續留任衛生部當第二部長。就是繼續看守衛生部。可是我很明智。我改為第二部長後，就不再踏入衛生部。
問：為何如此？
答：當侯永昌是國防部長而我出任第二部長時，他能接納我，沒問題，因為我是跟著他學習的。可是當他調任衛生部長，且讓我擔任第二部長，他心裡清楚李光耀對他的表現不滿意。如果我以第二部長的身份出席衛生部會議，就好比在充當李光耀的線人，隨時向總理打小報告。我當時是很明智的，所以一次都沒去出席會議。他可以罵醫生——由得他去——我不會去理會。我只負責看好保健儲蓄計劃，是不是如期推行或胎死腹中。不過我從不進門。可是李光耀也從不過問我是否到衛生部上班。侯永昌也從不曾問過我怎麼從來不出席他召開的會議。如果他當時問了，我會去出席，不過他從來沒過問。
這些全攸關人際關係。誰教會我的？我不知道。是人之常情吧。一開始一起在國防部，我是去學習、準備接班的。我畢竟是年輕部長，侯永昌願意支持我，他願意支持領導層更新。我在當常任秘書時就認識他了，彼此間一直合作愉快，我想他也能明白這是責任交接的必要環節。可是到了衛生部，我成了第二部長，責任變成是在監督他，確保他不會幹出什麼荒唐的事——那還實在是很為難。我好像還從未告訴過任何人，我當年身為衛生部第二部長，卻從未踏進衛生部半步。
問：您認為自己如果繼續積極參與衛生部事務，跟侯永昌之間會有摩擦？
答：是的。調任衛生部第二部長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訴自己我不會再踏進這個部門。而我絕對有理由這麼做，因為當時得專注於國防部的工作。
問：李光耀可曾告訴過您為何把您調到國防部？
答：他說，要領導新加坡，我就必須懂得國防事務。所以，這算是比較早期的跡象，顯示我可能會是領導新加坡的其中一個人選。他的意思是，我必須很清楚我們的武裝部隊有多少實力。如果將來有一天必須與來犯的鄰國面對面對峙，我必須知道自己什麼做得到、什麼做不到。如果自己只是空手道褐帶，面對的卻是黑帶高手，那就別輕舉妄動，大家都別吵，我們坐下來談。
問：當今的領導者可還相信必得先熟知國防事務才可能當上新加坡總理？
答：這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經不是總理了。不過，你多少得了解軍隊的運作。可是也許到了現在，這個問題不再那麼重要了，畢竟當今的新加坡武裝部隊在管理上比過去好很多，部長當中軍人出身的也不少。所以問題不大。反觀我的年代，同代領導班子中沒有一個有武裝部隊背景；後來加入的顯龍是唯一一人。所以我們這批人都可能變得……這麼說吧，面對威脅時可能過於自信。不過你實在必須很清楚自己有多少實力和能耐。切勿蠻幹逞能，卻也不能當縮頭烏龜。你不需要事事輕易地逢迎屈就——你得清楚自己的實力，要展現應有的骨氣，知道自己的背後又有多少後盾。如果你對自己的軍事實力不甚了解，那應對起來就難了。面對一個手握重兵的對手，對方一向你怒目相視，你就會完全不知所措、亂了陣腳。
問：您從貿易與工業部長調任衛生部長兼國防部第二部長，當時是不是有人竊竊私語，說您是被貶職？
答：身邊的幾個同僚的確給我這樣的感覺。他們並沒直接說出口，但是有時候從他們的一些反應，你會知道他們認為你慘遭貶職。在好些人眼中，貿工部在那個時候是個重要部門。衛生部嘛……你給我資金，我會把醫療衛生管好，但畢竟靠的還是醫生，我不過就是在國會裡回答質詢而已。所以有些人會視之為貶職。但你總不成只聽著人們的議論過日子吧。
問：您有些什麼反應？
答：跟往常一樣，我是有自信的。我履行了職責。即便自己不是排在第一位，那又如何？我從沒爭取要排第一，不過就是在執行任務而已。李先生跟我說的是，衛生部有些事情需要你來完成；而國防部，你必須去學習去熟悉。所以我清楚自己並不是被丟在一旁。換句話說，外人可能覺得我被降職了，可是他的說法是，他有任務要我去擔當。而且是個至關重要的重任。我其實喜歡衛生部的工作，因為它讓我有機會走訪各大醫院，推行改革。身為衛生部長，讓我覺得充實而有意義。
問：是李光耀委任您接管多個不同部門，他也向您扼要地交代了他希望您在各個部門裡完成的任務。那之後，他對您的實際工作介入程度有多深？
答：他對很多微觀問題其實都心裡有數，也很注重細節。但他並不是一個事必躬親、只懂得微觀管理的領導者。事情一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他必定會質問；但他放眼的永遠是全局。對於細節性事務，他想知道的時候會很快掌握。有時他會問起一些數據，然後會很快釐清條理，結果反倒比你懂得更多。他深信得用人得當的道理：一旦找到對的人做適當的工作，就放手讓他獨自去完成。那是他的領導作風。
問：可是一旦有什麼課題是他認為異常重要的，他就會深入研究？
答：噢……就說恐怖主義吧！他會看遍有關激進主義意識形態的論述，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得更快更深。
問：可是說回保健儲蓄計劃。那可是他的主意，而對於您會怎麼包裝執行，他居然完全不介入？
答：他有個文件夾，記錄了他的一些想法，其中一個就是怎麼利用公積金來支付醫藥費。但是他對這個課題並沒有很深的研究，而是把課題交由我處理。他交給了我那個文件夾，就是這樣。我詳細看過。當時，我也正在思考一些創新的、大膽的想法。我正在暗自計劃自己可以在衛生部做些什麼，就那麼巧，他把這份文件夾交到我手中。我當下恍然大悟：「啊，是了，這正是我可以做到的，也是我很想去做的事。」所以這是個好主意，是他播下的種子。
還記得另一個例子。1979年我出任貿易與工業部長時，曾與嚴崇濤[7]和溫斯敏[8]見過面。嚴崇濤當時是常任秘書。兩人嘗試說服我，早期維持工資低水平的政策對新加坡的發展是會造成傷害的。工資壓得低，必會吸引大批海外投資。再加上我們的土地價格也偏低。到頭來，我們吸引到的許多外資其實是在利用新加坡的低成本進行生產。結果是我們就一味在生產低成本貨品，而經濟又在不斷膨脹。但有不少工業其實是在囤積人力和土地，因為人力和土地成本低，而商家預見到生意還會繼續擴展，所以預先囤積人力與土地為將來的擴充做準備。
就這樣，他們成功說服我，我們必須擺脫低技能工作，開始發展高技能工業。那個時候我還只是個年輕部長，不難被說服。你是個年輕部長，這才是你的第一次；溫斯敏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經濟學專家和顧問，而嚴崇濤之前曾是我的前輩，對我來說他就像菩薩一樣；這兩人都非常有說服力。於是我提交了一份內閣文件，這應該是我的第一份內閣文件。出席內閣會議時，李先生看著我，問我可知道溫斯敏和嚴崇濤這兩人嘗試說服他推行高工資政策已經好幾年了！我瞠目結舌。他們過去三年來都在嘗試說服他，可是他不為所動！接著他問我對他們的說法是否信服，我說是。我都已經提交內閣文件了，文件中列明了種種理由，我必須說是。
當下他看著我，說，你既然信服了，就去做吧。這就是領袖該有的風範。他自己怎麼想並不重要，現在負責的是這位部長，如果部長被說服了，就應該讓他試試。
問：他難道不曾跟您爭辯，否決您的決定？
答：他說自己是在早幾年前不認同這個說法的，但我說我信服。他之前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為新加坡必須能吸引外資，才能創造就業機會。如果工資調高了，投資商就不會進來了。高工資政策需要冒風險。如果投資商不來，哪來的資金？而且工資一旦調高，就不可能再降下來了。所以千萬要審慎行事，因為一上去就下不來了，而如果投資商不來，那國家會怎麼樣？他大可以這麼質問我，但是他沒有。這就是他的作風，也是我們學習的方式。可是，我認為經過了三年的遊說，也許他已經漸漸接受了這個說法。
他並沒有咄咄逼人。我的理由全寫進內閣文件里了。只是嚴崇濤從來沒告訴過我說總理三年來都一直反對這個想法，我還得過總理這關。他們兩人從未跟我說！如果我提前知道的話，至少我會預先想好法子說服總理。無論如何，他的反應讓我大鬆一口氣。如果他跟我辯論，我還真不知道自己能否應對。
問：那您是否也跟李光耀一樣，放手讓常任秘書執行任務？換句話說，您也不會選擇當一個「超級」常任秘書？
答：我也不會願意當一個超級部長。我的記憶里那些老一輩部長也是這麼做事的。部長會提點子，問問題，由常任秘書去執行。然後常任秘書會再向部長彙報，再由部長提出更多問題，將想法逐步完善。但是這些年來，部長和常秘的關係大不相同了，如今大家都在同一個平台上直接而頻密地溝通交流，交流過程中，部長也難免成了超級常秘。到了今天，我想某些部長有時對自己管轄的事務甚至比常秘懂得更透徹。
問：您會刻意不採取微觀管理的方式來管理您的官員嗎？
答：讓我告訴你一段故事。當年在海皇，我有個行政經理。他很能幹，但是總喜歡凡事親力親為。我覺得他不懂得如何妥善有效地委派任務給下屬。所以有一天我告訴他，你是個很優秀的員工，而且非常勤奮，凡事親力親為。可是你知道嗎？你如果想升級，就不能讓自己成為不可或缺的人物。因為這就意味著沒有其他人能夠接替你現在的職務！換句話說，必須學會分配和下放職務。如果想升級，就一定要懂得培訓員工，分配任務。好好培訓你的團隊，那你才能騰出更多空間做其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