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1946年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修改宪法、加强自治、选举领袖。1959年，新加坡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邦。1963年，新加坡同马来亚联合邦一起成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独立。
新加坡独立后，通过了许多单行法案，不仅没有废除鞭刑，还扩展了鞭刑的适用范围。
而与新加坡高度相似的香港也曾适用鞭刑。但在战后，香港也追随了英国本土的风潮，将鞭刑弃置不用，并在1990年正式废止。
除开历史遗留问题，新加坡保留鞭刑还因为“国父”李光耀的支持和推崇。
新加坡独立后，国内外曾数次推动废除鞭刑，都被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政府断然拒绝。
新加坡坚持的并不只是保留鞭刑，而是一整套对肉刑惩戒的崇尚。譬如，今天对死刑犯采用枪决和电椅，会普遍被认为不人道，而新加坡则坚持使用更残酷的绞刑。
这一切的背后也体现著国父李光耀的个人偏好。
李光耀1923年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富有的华人家庭，有马来人的血统，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立志到英国读书，成为一名律师。
李光耀在学校读书时，就领教过鞭刑：
“有一回校长麦克劳德处罚我。他为人公正，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学期迟到二次要打三鞭。……我趴在一张椅子上，隔着裤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
但是，李光耀对学校的体罚完全持正面看法：西方教育家为什么极力反对体罚，我始终不明白。体罚并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实际上对我们也许是大有好处的。
李光耀的求学历程被日本人意外打断。1942年2月，英国海峡殖民地投降，日本人在新加坡建立了新的统治。这段经历对李光耀和新加坡影响巨大。
他崇尚 “严刑峻法”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二战时的日本统治。
李光耀回忆说， 他本人在日本统治下生活三年零六个月，日本人使用残酷无情的高压统治，尽管物资匮乏，人民半饿不饱的情况下，仍然可夜不闭户，犯罪率奇低。这不是因为人们文明，而是因为大家都不敢犯罪。
李光耀写道：“所以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和战后的经验。”
因为李光耀认为最初移民到新加坡的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国民素质不高，更需要使用严刑峻法进行约束管教，才能让新加坡社会迅速规范起来。
所以，在谈及新加坡的先进治理经验时，一定不能忘记它背后凝聚的李光耀的经验和教导：人民是需要严厉管制的。
从当代的视角看，如今的新加坡法律已不仅仅只有“严刑峻法”的标签，更是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法律体系。
新加坡法律的确很严，但这更多是在社会管理的细节层面，并不等同于新加坡刑罚没有节制。对社会管理细节的严苛，是出于其务实的态度。事事从实际出发，强调“管用”。
新加坡人认为：有法不行，比没有法危害更大，为了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需要非常详细、具体，这样才能将人钻空子、营私舞弊和寻租的空间缩减到最小。
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建国至今共制定法律400多种，宪法、国会法令与附属法规、司法判例、法律惯例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法律制定范围非常广泛，从政府权力、司法责任到民族宗教，从商业往来、交通规则到旅店管理，一直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以至口香糖不得在新加坡生产和销售也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
不可否认，新加坡特色的“严刑峻法”成效显著。在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19年安全城市索引》中，新加坡位列全球安全城市第二名，其中在基础设施安全和人身安全方面，新加坡都排名全球第一。
“无事不立法”，新加坡已是一个法律关系渗透到国家、社会、家庭各个细节层面的法制国家，一切均置于法律法规的调整之中。
在这里，执法和守法观念深入人心，是即是，非即非，竭力避免出现是非不清的问题。
或许，我们要感谢新加坡的“严刑峻法”，让我们拥有了一份踏实，一份安稳，一个个不必提心吊胆的日与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