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1946年成為英國直屬殖民地。修改憲法、加強自治、選舉領袖。1959年，新加坡成為大英國協的自治邦。1963年，新加坡同馬來亞聯合邦一起成組成馬來西亞，1965年退出馬來西亞獨立。
新加坡獨立後，通過了許多單行法案，不僅沒有廢除鞭刑，還擴展了鞭刑的適用範圍。
而與新加坡高度相似的香港也曾適用鞭刑。但在戰後，香港也追隨了英國本土的風潮，將鞭刑棄置不用，並在1990年正式廢止。
除開歷史遺留問題，新加坡保留鞭刑還因為「國父」李光耀的支持和推崇。
新加坡獨立後，國內外曾數次推動廢除鞭刑，都被人民行動黨執政的政府斷然拒絕。
新加坡堅持的並不只是保留鞭刑，而是一整套對肉刑懲戒的崇尚。譬如，今天對死刑犯採用槍決和電椅，會普遍被認為不人道，而新加坡則堅持使用更殘酷的絞刑。
這一切的背後也體現著國父李光耀的個人偏好。
李光耀1923年出生於新加坡一個富有的華人家庭，有馬來人的血統，從小接受英語教育，立志到英國讀書，成為一名律師。
李光耀在學校讀書時，就領教過鞭刑：
「有一回校長麥克勞德處罰我。他為人公正，嚴格執行紀律，鐵面無私。有一條校規規定，學生一學期遲到二次要打三鞭。……我趴在一張椅子上，隔著褲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
但是，李光耀對學校的體罰完全持正面看法：西方教育家為什麼極力反對體罰，我始終不明白。體罰並沒使我和同學們受到什麼傷害，實際上對我們也許是大有好處的。
李光耀的求學歷程被日本人意外打斷。1942年2月，英國海峽殖民地投降，日本人在新加坡建立了新的統治。這段經歷對李光耀和新加坡影響巨大。
他崇尚 「嚴刑峻法」的觀念在相當程度上來自二戰時的日本統治。
李光耀回憶說， 他本人在日本統治下生活三年零六個月，日本人使用殘酷無情的高壓統治，儘管物資匱乏，人民半餓不飽的情況下，仍然可夜不閉戶，犯罪率奇低。這不是因為人們文明，而是因為大家都不敢犯罪。
李光耀寫道：「所以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為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和戰後的經驗。」
因為李光耀認為最初移民到新加坡的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國民素質不高，更需要使用嚴刑峻法進行約束管教，才能讓新加坡社會迅速規範起來。
所以，在談及新加坡的先進治理經驗時，一定不能忘記它背後凝聚的李光耀的經驗和教導：人民是需要嚴厲管制的。
從當代的視角看，如今的新加坡法律已不僅僅只有「嚴刑峻法」的標籤，更是形成了一套科學的法律體系。
新加坡法律的確很嚴，但這更多是在社會管理的細節層面，並不等同於新加坡刑罰沒有節制。對社會管理細節的嚴苛，是出於其務實的態度。事事從實際出發，強調「管用」。
新加坡人認為：有法不行，比沒有法危害更大，為了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需要非常詳細、具體，這樣才能將人鑽空子、營私舞弊和尋租的空間縮減到最小。
據不完全統計，新加坡建國至今共制定法律400多種，憲法、國會法令與附屬法規、司法判例、法律慣例等形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
法律制定範圍非常廣泛，從政府權力、司法責任到民族宗教，從商業往來、交通規則到旅店管理，一直到公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無所不包，以至口香糖不得在新加坡生產和銷售也以法律形式加以規定。
不可否認，新加坡特色的「嚴刑峻法」成效顯著。在經濟學人智庫(EIU)發布的《2019年安全城市索引》中，新加坡位列全球安全城市第二名，其中在基礎設施安全和人身安全方面，新加坡都排名全球第一。
「無事不立法」，新加坡已是一個法律關係滲透到國家、社會、家庭各個細節層面的法制國家，一切均置於法律法規的調整之中。
在這裡，執法和守法觀念深入人心，是即是，非即非，竭力避免出現是非不清的問題。
或許，我們要感謝新加坡的「嚴刑峻法」，讓我們擁有了一份踏實，一份安穩，一個個不必提心弔膽的日與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