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以街为家
新加坡组屋制度世界闻名，开创者李光耀奉行居者有屋。但新加坡是不是没有无家可归者。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新加坡也有流浪汉，街头露宿的人数最高峰曾高达千人....
每每提到新加坡，一切看似都是光鲜亮丽的，但在疫情之下，露宿街头的人数直线蹿升4倍！随着日渐增高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租金更是不断攀升，未来预计露宿街头的人将会更多。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2019年公布本地首个街头流浪者人数统计，去年进行第二次统计后发现，本地无家可归者人数达约1036人，比2019年减少7％，整体情况变化不大。
政府部门也在不断致力于改善这种情况。
冠病病毒阻断措施实施期间，政府呼吁人们在无必要情况下避免外出，加上一般公众对露宿街头者的意识提高，更多街友转移到庇护所。
另一方面，街头流浪者的分布情况发生了一些转变。不少原本在商业建筑栖息的街友，转而露宿住宅区如组屋底层、凉亭、游乐场，以及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市区一带虽仍有最多街头流浪者聚集，但人数的比率从2019年的23％，减至去年的12％。
调查指出，一个可能因素是更多街友在疫情期间选择露宿在较少人注视的场所。
最新报告也指出，街头流浪者仍以男性为大多数，约45％年龄在50岁或以上，约49％是华人。
约200名义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走访1万2000座组屋，以及公共场所与商业场地，记录有多少无家可归者在街头露宿。
研究员首次将临时庇护所的住户人数统计在内，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本地人无家可归的问题。
尽管如此，无家可归的形式却有显著改变。此次调查显示，有更多街友从露宿街头转为寄宿庇护所。
冠病疫情期间的防疫限制以及援助渠道增加，促使更多街友暂别街头。本地最新调查显示，去年有420名街友寄宿临时庇护所，人数是2019年疫情前的超过六倍；露宿街头者则有616人，比疫情前锐减41％。
临时庇护所
也有更多的人住入临时庇护所，这是帮助这个群体离开风餐露宿的第一步。
“在不同弱势群体当中，街友可说是距离主流社会最远的一群。他们一般选择把自己隐藏起来……疫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援助组织能够同街友接触和建立联系，社工也就可以向他们介绍援助服务，其中有些人最终住进了租赁组屋。”
去年有420名街友寄宿临时庇护所，人数是2019年疫前的六倍以上；露宿街头的则有616人，比疫前锐减41％。
而要对无家可归问题找到长期解决方案，政府应让这类临时寄宿的安排更固定和制度化，也须在政策上做出调整，包括住房政策。
这个调查深入访问了51名临时庇护所住户。研究员发现，他们无家可归有几个共同原因，包括与家人关系破裂而无法同住、工作与收入不稳定以及工资低；这些导致他们生活困难，包括付不起公开市场的房租等。也有不少街友之前通过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申请到租赁组屋，但因和室友合不来，而无法继续居住。也有人声称是文件不齐全等因素，导致他们申请不到租赁单位。
有人认为，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很多时候直接导致了无家可归，他因此建议取消这个计划，改而进一步放宽申请租赁组屋的收入顶限，并且将无家可归列为申请租屋的合格条件之一。
至于租赁组屋的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Joint Singles Scheme，简称JSS），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指出，这个安排是为了让国家发展部和建屋发展局尽可能帮助更多需要住房的人。建屋局不会单凭收入条件拒绝租赁组屋申请，而如果弱势者没有其他住房选项，当局也会批准他们的申请。
考虑到有些单身者面对申请租赁单位的问题或无法与室友共住租赁单位，建屋局近年对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做出一系列调整和改善。这包括推出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试点模式，让找不到室友合租的单身者，也能单独申请租赁组屋。
此外，建屋发展局也委任社会服务机构管理有关试点计划，为有需要的租户配对室友，以及解决室友之间的纠纷。政府正在评估试点计划的有效性，以及是否要进一步扩大。
报告也建议政府机构采取整体协作方针，包括更主动找出面对住房问题的居民、协助低薪员工争取更高收入，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足够的公共援助金。
过渡性庇护所
2019年7月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启动的露宿者伙伴援助网（PEERS Network），至今援助了1300名街友。在病毒阻断措施期间，由教会、回教堂等机构开放给街头露宿者的社区安宿处（简称S3P）从原本的七个，一度激增至40多个。随着疫情趋稳和社团恢复活动，安宿处减少，目前有约20个，援助约100名街友。
此外，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资助的过渡性庇护所（transitional）目前有六所。自2020年4月，过渡性庇护所和社区安宿处有超过680名住户在接受援助后，转移至更固定的住房安排。
世界越躁动，人们越需要安定的栖身之所。
为街友们安排住所，其实不光是一个安身之处，其实也在帮他们‘处理’的是人生，每个人露宿街头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和故事，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也要因人而异。
本地又过渡性庇护所（transitional shelter）与紧急庇护所（crisis shelter）。前者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资助，作用是为无家可归或有家归不得者和家庭提供短期住宿与社工。我国目前有五个过渡性庇护所，其中两个是在今年1月成立，受惠者包括在阻断措施期间接受庇护的人。
过渡点有56个单位，包括可住六人的三房单位，以及床位之间有隔板可住两个人的一房单位。
新希望社区服务组织管理的“过渡点”，就是最新成立的过渡性庇护所之一，居住期限为半年。这里有56个单位，包括可住六人的三房单位，以及床位之间有隔板可住两个人的一房单位。“过渡点”最多可容纳250人，目前寄宿者为140人，九成为男性，不少是受雇人士；65%的年龄在55岁及以上。
有一些街友原本住在外国的新加坡人。他们受边境管制影响无法回家，措施放宽后应该就可以回到国外的住所。
紧急庇护所
还有一些紧急庇护所的服务对象是家暴女性受害者与亲人，住宿期限一般为三至六个月。本地四个庇护所的年均家暴受害案例总计约180个。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简称SCWO）从1999年3月开始经营紧急庇护所Star Shelter，宗旨是不分种族、宗教或国籍，为遭受家暴的妇女与她们的孩子提供安全的短期住宿。
在Star Shelter寄宿的妇女较多属于低收入族群，家庭承受经济压力，可能导致更多摩擦；收入较高的妇女可能会偏好自己租房；近年也有较多持长期探访准证（LTVP）的外国人寻求庇护。
“她们在本地缺乏亲人与社会支援，因此比较容易被攻击。加上语言不通，遭受家暴时也不容易求助。”
帮佣和客工收容所
本地也有两个民间发起的客工援助组织“情义之家”（HOME）与“客工亦重”（TWC2）以各自的方式为备受困扰的外籍工人提供庇护。前者从2004年创办至今就设立了收容所，TWC2七年前正式推出Project Roof（“屋顶企划”），资助受工伤或被拖欠薪资后被迫自己找住宿的客工。
在HOME设立帮佣收容所之前，遇到困难的帮佣不易找到栖身之处，因为她们的“房东”就是雇主，而且所遇到的困难往往和雇主有关。
“最常见的问题是雇主拖欠薪资，禁止帮佣休息，或要她们在休息日工作却没有给与赔偿。此外是饮食分量太少，或是雇主没收手机，禁止她们联络亲人。当然也有暴力对待的问题，暴力不一定是动手，言语上的辱骂也是暴力。帮佣来到我们这里时，往往已经走投无路，忍无可忍。”
帮佣的国籍和文化背景各异，为确保人人得到尊重，大家和睦共处，HOME清楚列明条规，例如共用厨房会根据国籍安排使用时段。
收容所也提供辅导及实用课程，如英语和裁缝，助帮佣掌握更多技能。为免暴露寄宿者的身份，受访机构提供的照片大多空无一人，从图片上看不出庇护所浓郁的生活气息，还有寄宿者的努力与坚毅。
居者有其屋，希望不仅是一句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