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水温已经开始下降。Token2049 人潮涌动，新加坡互联网圈子聊的却是大裁员。
当John到达新加坡时，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创业者Paul，已经决定关掉公司。
如果看履历，Paul算是在东南亚有经验的中国创业者。他在本土头部公司当过中层，说很流利的泰语、英语、印尼语。自己做的电商项目，之前还拿了点知名机构的融资。
8月末的早上，Paul刚醒来，发现平静很久的虾皮离职员工群，忽然“噼里啪啦”进来一连串刚被裁掉的人，群里一片喧闹。那些人告诉他，有十多年历史的实验产品孵化部门没了，一个人不剩。
Paul当时正为自己项目找下一轮融资，找到头发花白。看到消息时，他知道大势已去。连头部公司都降低预期不再投入新项目时，自己没有必要继续挣扎。
Paul有很多找钱的渠道。他交游很广，认识很多有钱人，也和本土基金关系不错。
老板们很乐于在宴会上看到他。新加坡呆了很多年的老江湖曾带他去私人会所。Paul曾听说美团的前几号人物和朋友来过这里聚会。会所落在别墅和私人公寓林立的丘陵地带，门外看不到任何招牌，也不会对外营业。
刚一进门，他就看到的是横七竖八停放的豪车，最显眼的是辆黑色劳斯莱斯，方形车头上的欢乐女神像银光闪耀。车辆停放随意，见缝插针塞满并不宽敞的院落，“看着像香港电影里黑帮的聚会。”
忙的时候，Paul一个月在家吃饭的次数五个指头数得过来。但和他忙于奔命不同，大佬们似乎不太着急于追逐事业第二春。他听到营收千亿的上市公司前总裁在私人聚会上表示，我们在欧洲投了一个亿，东南亚也该布局了，现在也有牌照，就是不知道做啥，“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们也来看看。”
“看看”是很多富豪的心态。“我不投钱我也不做什么，就在那里花曾经赚的钱。”Paul这样总结。
毕竟新加坡至少在眼下能给大佬们足够舒适和安全的生活。
新加坡圣淘沙海港，游艇拥挤。采访对象供图
Paul有时会被朋友邀请，去中国互联网圈子老板们很热衷的住宅区参加聚会。几个相近的小区中，户主包括曾经某行业排名前三公司的创始人、头部基金合伙人。最近，户主还多了个社交独角兽公司创始人，她刚到新加坡不久。
小区门外就是繁华的CBD。房子大多只有十多层高，大楼配色和外观看似简单，但正好完美搭配院落里的棕榈树。院中50米长、8条水道的泳池永远蔚蓝，池边蓝色遮阳伞下，黑色躺椅空无一人。
看惯一线城市高层住宅的人，都知道如此疏落的布局，在寸金寸土的新加坡是一种真正的奢侈。
新加坡四处飘散著这种隐形的、丰裕得被人视为草芥的金钱气息。但它们解不了Paul的困局。比起给创业公司投钱，老板们宁可去投资些本土房产金融产品。投资人总是礼貌地说：“你去找领投吧，有领投，我们也跟一些。” 有投资人更直接：“你项目就算不错，也很难撑过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真正的好时候已经过去。即便在亚洲此刻最热门的城市新加坡，景气度也已经不复从前。
在中国投资人们蜂拥而至前，以美国放水为节点，软银、Tiger global、DST就在新加坡大肆扫项目。一个当地投资人总结：“之前他们都没什么存在感，这两年出手大，出手快。”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被投资人们戏称为“接盘侠”的国际大基金，在2021年经历被投公司IPO血亏后，开始“躺平”了。
这样一来，似乎突然之间，在新加坡做到B轮C轮的创业者，发现自己找不到钱了。
一个已经盈利的AI公司，做了七八年，到今年，愿意再投下一轮的投资人消失了。创始人找到一家基金的老大，对方甚至不愿意开个价格，“开不了”。
基金们看项目时热情有多高涨，转瞬之间掏钱时就有多谨慎。
John就在新加坡拒掉了一个中国高管的创业项目，他认为市场太小，对方要价又太高。而此人在圈子里还有些名气，曾经在国内经手过类似的生鲜头部项目，一路做到了高管。当他为融资四处奔走时，圈子里传开五味杂陈的流言：“你看，连他都找不到钱。”
新加坡marina海湾和商业中心的清晨。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似乎只有web3.0圈子的热情从未消退。
在市区，甚至当地房地产商也搞起 “元宇宙+web3.0”活动。售楼处的沙盘描摹出价格3000多万人民币高端公寓的样子，LED屏幕打出web 3.0的活动海报，沙盘旁摆放百来把座椅。场地有些简陋，但挤满了人。
如果到新加坡麦里芝水库附近的绿道，最常见的是web3.0圈子的徒步。夸张的徒步活动，可达浩浩荡荡一百多人。他们会冒雨在步道走几个小时。三五个人一排，队伍黑压压一片，整齐出发后如同行军，彼此还要提防雨伞的碰撞。
有些活动则走华丽路线。赛马场普通看台旁，穿拖鞋短裤的中年男人攥著马票，睁大眼睛拚命想看清远处屏幕上的小字。但在vip包厢的web3.0聚会，头顶屏幕就滚动着实况字幕和直播画面，落地窗外可以清晰看到终点线。房间内红色地毯柔软厚重，沙发是丝绒套。女人们妆容细致，短裙配高跟鞋，男人们则西装革履。安静的房间上空，币圈黑话飘来飘去。
但这场浮夸背后，注入太多水分。
或许是出于同行相轻，美国web3.0圈会嘲笑新加坡的圈子：“新加坡十个项目九个骗，还有一个在路上。”
那些拿了融资的公司，往往有着神秘的面孔。一个web3.0创业者告诉我，他们前后融了1000万美元，但前两轮都是代币。具体架构如何，他“不方便透露”。
同样神秘的，还有这群创业者的生活。他们会告诉我，自己生活很简单，不爱到处聚会，生活很健康，最多就是去徒步、打网球。但其实饭桌酒局间，少不了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抛开这些真假掺半的谈话，如果只讨论业界话题，一切都让人兴奋。饭局上，大家聊起谁又成了独角兽，谁又募了100亿（token，意思是代币），“真是独角兽都不够用了。” 一个在新加坡看web3.0项目的投资人调侃道。
可圈中一些行为让他很不喜欢。做加密货币贷款机构乍富的联合创始人，新买了辆劳斯莱斯，在新加坡街头无比抢眼，而且他的豪车不止一辆。这样以豪宅、游艇为标配的造富速度差不多要以天或者小时来计算。
他算是个老投资人，这种场景和对话似曾相识。“怎么和当年P2P骗局的时候一样？还没成功就开始高消费了？”至于交易所，他断言：大部分“就是赌场”。
找到稍微靠谱的项目真如同大海捞针。好不容易聊到下一步，没想到项目方很快又开始发币、ICO。“太容易割韭菜，A轮就发币，上市，套现，然后买个豪车就玩吧，诱惑实在太多了。” 他告诉我。
6月中旬，加密货币贷款公司贝宝告诉合作伙伴“我们已经资不抵债”。接下来，不少豪车从新加坡街道消失。
创始人亡命天涯的故事也开始流传。饭局上，朋友有些遗憾地宣布：“本来今天要介绍某人给你认识，但昨天他出事儿，来不了了。”
这个投资人一直没能见上那些年轻高调的web3.0传奇人物，说实话他也没兴趣再见。他看起了传统的互联网项目，再提起web3.0，他会摇摇头：“太早了，市场太小了。”
败兴而归
度过了几个不眠夜后，John已经考虑离开新加坡，尽管他在市中心的咖啡厅，还时常碰到熟面孔，都是些中国的美元基金投资人。
金沙江的朱啸虎有时还出现在web3.0大合照里，有时被人看到在机场等待。Paul戏称：你在新加坡飞中国的飞机上问一嗓子有没有投资人，一定会有人搭腔。他座位背后，就坐了个头部基金投资人，两个人后来的话题之一就是比惨。
美元基金们纷纷张罗著开设新加坡办公室，哪怕现在根本招不到当地负责人。因为当地的管理人才“都在本土和国际大基金”。
中国投资人们偶尔的大动作，会让其他投资人感到匪夷所思。有个投资人看到中国同行投了某大佬的创业项目，给了上千万美元天使轮，而他们看过的类似项目，估值更加便宜。这样一来，对方出手的逻辑就显得奇怪了，“就觉得挺离谱，投资不能只看报表。”
如果穿透过这场盛会的外壳，会发现那些为利忙碌的熙熙攘攘，实际上很少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更多人似乎是被环境“逼”到新加坡。
“新去的（投资人）都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这个公司看到那个公司，所有的地方如数家珍，谁都认识，谁都知道，工作就完成了，报告也能写了。”Paul说。
没人知道新加坡的喧闹能持续多长时间。一个FA就告诫自己的朋友：“你过来看可以，但是国内的业务不能丢，不然你在东南亚投不出项目，回去团队就没有你位置了。”
这位FA告诉我，他接触过一个基金高层，开会时高层直接扔来两个问题：“你说下东南亚哪些投资人比较活跃？每年案子有多少个？”FA觉得奇怪：“你怎么不查查报告？都是公开的数据，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对方很不客气地回答：“我都知道了还来问你干嘛。”
最近流入新加坡的钱还是太年轻。说到底，新加坡进到金融中心前三也就是今年刚发生的事。
新加坡最高建筑Gucco大厦三层顶层公寓由华人廖凯原买下，他也是特斯拉最大个人股东之一。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019年，John在香港跟着老板募资时，新加坡在资本圈还是个不入流的城市，资本流动性差、没什么创业生态，谁要说起去新加坡上市，圈里人第一反应是“为啥去新加坡？能有什么好处？”一位投资人2018年跳槽到新加坡基金，他记得中国来的VC“五根指头数得过来”，投一个东南亚本土项目，他们可能是唯一一家有中国背景的资方。
事实上，当时除了腾讯、字节的战投部，很少有机构看得上东南亚。
相比之下，合伙人们在香港会停留更长时间，机构可能只派个associate（助理）级别的中层在东南亚粗略扫一圈，回国在会上推荐一下，整件事通常以“推不动”告终。如果有份东南亚的创业项目书到了投资人面前，投资人会一脸质疑：你真的熟悉这个市场吗？潜台词是：“我觉得不靠谱”。
蜂拥入新加坡的很多人更多是追逐热点和宽松政策而来，比如web3.0。但到底怎么在这里做生意？大家没有答案，没有底气，也没有定力。
未来该往何处去？暂时也无清晰答案。John和同行一样，没人会把那本《大衰退》摆在桌上，但他欺骗不了自己：“有些行业就是到了末路，比如中国在线教育，比如欧洲的房地产。”
9月末，John的新加坡之行已经兴味阑珊。他离开新加坡回国，坐在隔离酒店，显得更加冷静：“目前的挫折是阶段性的。香港很快就能恢复，它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很重要。新加坡毕竟体量太小，那里不是我的重点。”
他还记得2019年参加香港万豪酒店的Super Return。走廊灯光昏黄陈旧，三十年历史的欧式雕花扶手、色泽浓郁的地毯，又增加了沉重感。人群挤在狭窄大厅，蒸发出的汗气让空气濒于凝滞。这和新加坡金沙酒店的开阔全然不同。可John还是怀念香港，起码在那个老牌金融中心，“你想像不出来，只是多了几千个人，酒店价格就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