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初，国大商学院院长杨贤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香港问题的精彩讲座。
《新加坡眼》作为支持媒体，同步直播了这场讲座。
杨贤教授出生于香港，曾于纽约大学、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现在是国大商学院的教授。他既是学者，也是香港问题的亲历者。在讲座中，他理性又富有感情地分析了香港困局的来龙去脉，并提出了破局之道。
如杨教授所说，“香港问题，是整个华人世界的问题”，身处中国或海外，这场讲座都值得我们观看。
大家好，我是杨贤，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李棕杰出教授。我同时也是亚洲金融与经济研究局主席。我在香港出生和长大，即使从1975年起我已不再定居香港，但我还是会经常回去，因为我的父母还在那里，我的其他的家族成员也在那里。
我爱香港，香港取得的成就也可圈可点。它的人力资本指数全球排名第四，经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第五。在卡拖研究所2019年的个人自由度排名中，香港位列第三。在人均GDP方面，香港已经超过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预期寿命，并且拥有令人羡慕的全民免费公共医疗保健体系。
（俯瞰香港。）
01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于2019年6月卸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一职。同期，一些的可怕事情在香港发生了。6月12日，一场抗议引渡法修正案的大规模的集会演变成了一场暴力事件，接着演变成了香港长达一年并且依然还在持续的社会动荡。有人称之为示威，有人称之为暴乱。不管你叫它什么，留下的记忆和影响都是可怕的。超过9千人被捕，其中41%的被捕者是2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据估计，这次事件破坏了近10亿港元的资产，香港的GDP下跌了5%，失业率创下6.9%的历史新高。可悲的是，青年失业率高达18.5%。
更可怕的是，香港成为了一个非常分裂的社会，一切都被政治化。其中一个阵营称为黄营，支持者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自诩为自由战士，他们反中国化、反华、反政府。另一个阵营叫蓝营，大多是老一辈的支持者。蓝营认为示威者和暴动者是被洗脑的、受了误导教育影响、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他们被当成了地缘政治的棋子，无权破坏这个不是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
令人惊讶和痛心的是，暴力和仇恨以及恐怖主义行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感到震惊，所以我决定花一些时间去研究香港的历史, 和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在母校芝加哥大学及新加坡做了一些演讲。我的朋友跟我说，也许你可以把这些写成一本书，所以我决定把讲座的内容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在2020年11月出版，书名为《香港2019-2020年社会动荡：诱因、历史与教训》。本次“师说新语”讲座内容就是基于这本书。下面，我将把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点击了解杨贤教授新书—英文版）
02历史的分水岭、前因、后果
第一部分是历史。我以1997年之前和之后的香港历史为例，对事件的真实情况和可能的解释进行剖析，之后我会提出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意见和问题，希望籍此能思考解决方案。
从历史开始说起，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殖民地。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由虎门销烟引起的，借此英国人派遣海军攻打广东，这就是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香港从此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了圆明园，导致了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九龙南部也成了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随后于1898年，九龙的北面，界限街以北的新界成为租界地，租期为99年。
自1850年以来近100年的时间里，中国饱受内战之苦，也遭受了几十年不良的经济政策的折磨，让许多人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寻求避风港。下图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移民潮，而且香港也一直面临着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
历史告诉我们，香港沦为殖民地，是中国百年国耻的开始, 但香港一直与中国的成长息息相关，从晚清到民国到新中国，它也一直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香港的问题是整个华人世界的问题。
（上图：香港1950-2020人口总数；下图：香港1960-2020人口增长率）
我要明白香港在回归之前的历史,尤其关于香港政府制度。过去，英国人从伦敦任命香港总督，很少征求当地人的意见，这是殖民地式的集权模式。总督领导行政部门，总督也担任立法局主席、委任很多议员，这样他就同时控制了行政部门和立法局。伦敦保留了法律的裁定权和终审法庭制，因此，换而言之，香港司法并不独立，司法权全在伦敦的枢密院。当时的香港对大众传媒的管制非常严格。在1972颁布了非常严格的《煽动法》，将所有反颠覆的法律整合为《刑事条例》。简而言之，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一直受到伦敦殖民政权的控治。香港的公务员只是奉命行事，他们没有处理民情的经验（然而，他们现在却领导著行政部门）。这就是香港。
不出意料之外，1956年和1967年香港出现了很严重的暴乱。1967年的暴乱持续了5个月。导致暴乱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有反对阶级剥削的倾向，反对恶劣的生活条件，某种程度上也反对港英政府。
香港生活在妥协中，它必须维持在中国执政党、英国和当地居民之间不用明文的妥协。受英国政府控制的殖民地政府会偏向英国的商业利益，但是他们也努力让香港华人过上看似正常的生活。与此同时，也会努力不让香港成为反华的颠覆基地。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允许香港维持殖民地的身份，还为香港提供水和食物，促使香港进一步工业化，同时也可以把香港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
香港人就在两个政府的妥协之下生存。人们都各自保持着远离政治的原则，也把香港当作一个安全港,非常努力地工作。在此基础上, 香港繁荣发展、持续壮大。直到1997年租约到期，香港前途变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9月访问了北京，此行的最终成果就是1984年12月19日的《中英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一
从1997年开始，香港将成为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回归中国，除了外交和国防事务外，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但不是全盘自治)。香港将沿用英国普通法体系，拥有行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权，包括终审权。中国承诺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把中国的法律制度强加给香港。(但不是不可以使用中国法例)
之后双方开始制定《基本法》。《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36名大陆人士和23名香港业内领袖组成，起草时间是1985年6月到1990年4月。这是一份非常长的文件，内容也非常巧妙，它相当于香港的小宪法。其中第一条就说得很清楚，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法》的解释权在中共的人大常委会。
第二
立法会将由地方和职能部门选举产生，并以选举为基础,不再是被行政长官委任的。它不再由行政长官指挥，它甚至可以弹劾行政长官。
第三
司法独立。现在的司法权在香港，法官将由司法委员会任命。司法独立性的提升包括了终审法院在香港，裁决权在香港，所有的行政长官、行政院部长、立法会议员、法官都要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承担着重要的承诺。首先是基本法第五条。第五条规定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是，我们要注意, 2047年之后，选择权在中国手里。 其次，香港将有条件地享有言论自由的保障。 但是这个制度也有一些条件，这个条件即第二十三条: 香港要制定《国家安全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国政府的行为，包括与敌对的外国组织合作。为了预防第二十三条无法实施的情况，中国政府还在第十八条中规定，一旦香港内部的动荡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且不在特区政府控制的范围内，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因香港特区处于紧急状态，在香港特区推动和执行国家层面的有关法律。
总而言之，《基本法》定义了著名的“一国两制”。关于一国两制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基本法》的第一条就对“一个国家”进行了定义。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不可分割。香港不可能回到殖民地制度，也没人会支持这样做。两制是由《基本法》定义的，这就意味着，《基本法》把香港从集权的殖民地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了民主制度。香港会有一个半民选的行政长官和一个以选举为基础的，通过民选赋予权力的立法会。还有就是司法独立的提升。遵循一国两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守《基本法》。
我想说明一下，香港与中国的融合，绝对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全新尝试，也将会有很多挑战。在1997年，香港的人口是中国人口的0.5%，但香港的人均GDP几乎是中国人均GDP的20%。从规模和经济效益上就可以看出不对称的结合。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港英政府于回归前在香港推行所谓改革，第一件事就是开放大众传媒。我们应该记得，从前英国在香港有言论管制，就是为了反颠覆, 维护政权。基本法也力主反颠覆中国政府的行为，言论自由、主张颠覆和分裂运动这本不应该混为一谈，社会可以有言论自由, 但不可以有不负责任的煽动言论。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英国人明白这一套，为什么临走前取消了这些法律管制, 比如在1980年代后期废除了反假新闻法和相关法令等等。
港英政府还做了另外两件事。一个是设立福利制度，另一个是委任港督彭定康的政治改革。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件事情。1993年，英国政府推出了全面的社会综合保障援助计划。在此之前，香港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社会福利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每个月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香港居民发放2000港元的补助。对于每个家庭来说，能拿到的补助是上不封顶的。要知道，这每月2000港元在当时并不是小数目，它是1997年中国人均GDP的4倍。
我们应该注意到，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地区以外出生的香港居民及其子女，以及来自内地的配偶，在1997年后都可以拥有香港居留权。这类群体只需要在港居住1年后，即可享受这项新设立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这意味着这项社会保障援助计划成为经济移民的强大吸引力。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据估计大约有9万人属于这一类。而这种经济移民的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它也改变了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移民的看法。过去大陆移民来到香港，努力工作、与香港人同舟共济。但现在有人怀疑他们来港只是为了谋取福利，有些香港人开始指责他们。这项福利计划违反了香港数百年来的政策原则，让人们不禁猜测它有分裂的目的。
改革的第三部分发生在1992年，委任港督彭定康改变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式。根据1997年生效的《基本法》，立法会议员的全部席位中，50%由地方选区选出，50%由职能部门选出。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职能部门的选民是倾向于中国大陆政府的，所以彭定康修改了选举方式，使选举向地区选区倾斜，还降低了投票年龄。(而在当年，大部分立法会议员是官守的（港督指派）) 。两位前任港督，还有一位前代理港督和驻英外交政策顾问都反对这项 "改革"，认为这项“改革”违反了《基本法》。此外，它在香港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而这样的举措也会影响到两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然而，彭定康却继续推行他的计划，并开始进行立法会选举。他的很多支持者在1997年的选举中都赢得了议席。北京对此的反应是成立一个临时立法会，以取代1997年选出的立法会。
一种新的政治行为模式出现了。反对派联盟首先违反了《基本法》；当北京和香港政府纠正违法行为时，违法方却会指责北京压制自由、违反《基本法》。这种行为模式到现在也一直在持续。
总而言之，彭定康的政治改革促进了反对派联盟的发展，推出的福利计划改变了香港人对移民的看法，放宽了对于不负责任的大众传媒的管制，三者都对1997年后的香港埋下了隐患。
我们要提醒自己，97后香港政治结构已经改变了，容许反对的决议政治取代了集权制的殖民政府，立法会成员现在是由选举产生的。他们被赋予真正的权力来否决预算和立法，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否决行政长官的政府预算来迫使她辞职。同时，司法机关也是独立的，他们也可以挑选自己的法官。《基本法》给予了香港民主，我们应该珍惜。
彭定康的改革和这些反对派对香港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支持《基本法》，反对和中国融合，甚至有的还对抗中央政府。这样就导致政府四分五裂、各派互不合作。也导致香港的经济政策前后抵触，对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也缺少相应的准备，这些都让年轻一代深受其害。
03回归后，香港公共政策的特点
我们来看看1997年后，前后不一致, 不合逻辑的公共政策。
前面提到福利制度的改革会吸引大量的经济移民。而事实上，从1997年到2019年，约有100万人移居香港，这意味着香港的人口增加了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