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初，國大商學院院長楊賢教授為我們帶來了一場關於香港問題的精彩講座。
《新加坡眼》作為支持媒體，同步直播了這場講座。
楊賢教授出生於香港，曾於紐約大學、北京大學、密西根大學等多所大學執教，現在是國大商學院的教授。他既是學者，也是香港問題的親歷者。在講座中，他理性又富有感情地分析了香港困局的來龍去脈，並提出了破局之道。
如楊教授所說，「香港問題，是整個華人世界的問題」，身處中國或海外，這場講座都值得我們觀看。
大家好，我是楊賢，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李棕傑出教授。我同時也是亞洲金融與經濟研究局主席。我在香港出生和長大，即使從1975年起我已不再定居香港，但我還是會經常回去，因為我的父母還在那裡，我的其他的家族成員也在那裡。
我愛香港，香港取得的成就也可圈可點。它的人力資本指數全球排名第四，經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第五。在卡拖研究所2019年的個人自由度排名中，香港位列第三。在人均GDP方面，香港已經超過一些歐洲已開發國家。它擁有世界上最高的預期壽命，並且擁有令人羨慕的全民免費公共醫療保健體系。
（俯瞰香港。）
01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於2019年6月卸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院長一職。同期，一些的可怕事情在香港發生了。6月12日，一場抗議引渡法修正案的大規模的集會演變成了一場暴力事件，接著演變成了香港長達一年並且依然還在持續的社會動盪。有人稱之為示威，有人稱之為暴亂。不管你叫它什麼，留下的記憶和影響都是可怕的。超過9千人被捕，其中41%的被捕者是20歲及以下的年輕人。據估計，這次事件破壞了近10億港元的資產，香港的GDP下跌了5%，失業率創下6.9%的歷史新高。可悲的是，青年失業率高達18.5%。
更可怕的是，香港成為了一個非常分裂的社會，一切都被政治化。其中一個陣營稱為黃營，支持者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自詡為自由戰士，他們反中國化、反華、反政府。另一個陣營叫藍營，大多是老一輩的支持者。藍營認為示威者和暴動者是被洗腦的、受了誤導教育影響、教育程度較低的年輕人，他們被當成了地緣政治的棋子，無權破壞這個不是他們親手建立起來的社會。
令人驚訝和痛心的是，暴力和仇恨以及恐怖主義行為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樣感到震驚，所以我決定花一些時間去研究香港的歷史, 和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在母校芝加哥大學及新加坡做了一些演講。我的朋友跟我說，也許你可以把這些寫成一本書，所以我決定把講座的內容寫成一本書。這本書在2020年11月出版，書名為《香港2019-2020年社會動盪：誘因、歷史與教訓》。本次「師說新語」講座內容就是基於這本書。下面，我將把內容分為三個部分。 （點擊了解楊賢教授新書—英文版）
02歷史的分水嶺、前因、後果
第一部分是歷史。我以1997年之前和之後的香港歷史為例，對事件的真實情況和可能的解釋進行剖析，之後我會提出一些我認為重要的意見和問題，希望籍此能思考解決方案。
從歷史開始說起，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香港淪為殖民地。第一次鴉片戰爭是由虎門銷煙引起的，藉此英國人派遣海軍攻打廣東，這就是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香港從此淪為了英國的殖民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燒毀了圓明園，導致了1860年《北京條約》的簽訂，九龍南部也成了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隨後於1898年，九龍的北面，界限街以北的新界成為租界地，租期為99年。
自1850年以來近100年的時間裡，中國飽受內戰之苦，也遭受了幾十年不良的經濟政策的折磨，讓許多人從中國大陸跑到香港尋求避風港。下圖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移民潮，而且香港也一直面臨著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
歷史告訴我們，香港淪為殖民地，是中國百年國恥的開始, 但香港一直與中國的成長息息相關，從晚清到民國到新中國，它也一直對中國的發展產生影響，香港的問題是整個華人世界的問題。
（上圖：香港1950-2020人口總數；下圖：香港1960-2020人口增長率）
我要明白香港在回歸之前的歷史,尤其關於香港政府制度。過去，英國人從倫敦任命香港總督，很少徵求當地人的意見，這是殖民地式的集權模式。總督領導行政部門，總督也擔任立法局主席、委任很多議員，這樣他就同時控制了行政部門和立法局。倫敦保留了法律的裁定權和終審法庭制，因此，換而言之，香港司法並不獨立，司法權全在倫敦的樞密院。當時的香港對大眾傳媒的管制非常嚴格。在1972頒布了非常嚴格的《煽動法》，將所有反顛覆的法律整合為《刑事條例》。簡而言之，香港在1997年回歸前，一直受到倫敦殖民政權的控治。香港的公務員只是奉命行事，他們沒有處理民情的經驗（然而，他們現在卻領導著行政部門）。這就是香港。
不出意料之外，1956年和1967年香港出現了很嚴重的暴亂。1967年的暴亂持續了5個月。導致暴亂的原因也許有很多，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有反對階級剝削的傾向，反對惡劣的生活條件，某種程度上也反對港英政府。
香港生活在妥協中，它必須維持在中國執政黨、英國和當地居民之間不用明文的妥協。受英國政府控制的殖民地政府會偏向英國的商業利益，但是他們也努力讓香港華人過上看似正常的生活。與此同時，也會努力不讓香港成為反華的顛覆基地。作為回報，中國政府允許香港維持殖民地的身份，還為香港提供水和食物，促使香港進一步工業化，同時也可以把香港作為一個面向世界的窗口。
香港人就在兩個政府的妥協之下生存。人們都各自保持著遠離政治的原則，也把香港當作一個安全港,非常努力地工作。在此基礎上, 香港繁榮發展、持續壯大。直到1997年租約到期，香港前途變成了迫在眉睫的問題。所以當時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1982年9月訪問了北京，此行的最終成果就是1984年12月19日的《中英聯合宣言》。這個宣言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第一
從1997年開始，香港將成為直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回歸中國，除了外交和國防事務外，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但不是全盤自治)。香港將沿用英國普通法體系，擁有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包括終審權。中國承諾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把中國的法律制度強加給香港。(但不是不可以使用中國法例)
之後雙方開始制定《基本法》。《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由36名大陸人士和23名香港業內領袖組成，起草時間是1985年6月到1990年4月。這是一份非常長的文件，內容也非常巧妙，它相當於香港的小憲法。其中第一條就說得很清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法》的解釋權在中共的人大常委會。
第二
立法會將由地方和職能部門選舉產生，並以選舉為基礎,不再是被行政長官委任的。它不再由行政長官指揮，它甚至可以彈劾行政長官。
第三
司法獨立。現在的司法權在香港，法官將由司法委員會任命。司法獨立性的提升包括了終審法院在香港，裁決權在香港，所有的行政長官、行政院部長、立法會議員、法官都要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承擔著重要的承諾。首先是基本法第五條。第五條規定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但是，我們要注意, 2047年之後，選擇權在中國手裡。 其次，香港將有條件地享有言論自由的保障。 但是這個制度也有一些條件，這個條件即第二十三條: 香港要制定《國家安全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國政府的行為，包括與敵對的外國組織合作。為了預防第二十三條無法實施的情況，中國政府還在第十八條中規定，一旦香港內部的動盪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且不在特區政府控制的範圍內，中央人民政府有權因香港特區處於緊急狀態，在香港特區推動和執行國家層面的有關法律。
總而言之，《基本法》定義了著名的「一國兩制」。關於一國兩制的討論已經有很多，《基本法》的第一條就對「一個國家」進行了定義。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屬於中國中央政府，不可分割。香港不可能回到殖民地制度，也沒人會支持這樣做。兩制是由《基本法》定義的，這就意味著，《基本法》把香港從集權的殖民地制度中解放出來，從而建立了民主制度。香港會有一個半民選的行政長官和一個以選舉為基礎的，通過民選賦予權力的立法會。還有就是司法獨立的提升。遵循一國兩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守《基本法》。
我想說明一下，香港與中國的融合，絕對是人類社會的一次全新嘗試，也將會有很多挑戰。在1997年，香港的人口是中國人口的0.5%，但香港的人均GDP幾乎是中國人均GDP的20%。從規模和經濟效益上就可以看出不對稱的結合。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港英政府於回歸前在香港推行所謂改革，第一件事就是開放大眾傳媒。我們應該記得，從前英國在香港有言論管制，就是為了反顛覆, 維護政權。基本法也力主反顛覆中國政府的行為，言論自由、主張顛覆和分裂運動這本不應該混為一談，社會可以有言論自由, 但不可以有不負責任的煽動言論。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英國人明白這一套，為什麼臨走前取消了這些法律管制, 比如在1980年代後期廢除了反假新聞法和相關法令等等。
港英政府還做了另外兩件事。一個是設立福利制度，另一個是委任港督彭定康的政治改革。簡單介紹一下這兩件事情。1993年，英國政府推出了全面的社會綜合保障援助計劃。在此之前，香港從來沒有實行過任何社會福利計劃。這個計劃就是每個月向符合條件的低收入香港居民發放2000港元的補助。對於每個家庭來說，能拿到的補助是上不封頂的。要知道，這每月2000港元在當時並不是小數目，它是1997年中國人均GDP的4倍。
我們應該注意到，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在香港地區以外出生的香港居民及其子女，以及來自內地的配偶，在1997年後都可以擁有香港居留權。這類群體只需要在港居住1年後，即可享受這項新設立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這意味著這項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成為經濟移民的強大吸引力。在當時的社會形態下，據估計大約有9萬人屬於這一類。而這種經濟移民的現象是前所未有的，它也改變了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移民的看法。過去大陸移民來到香港，努力工作、與香港人同舟共濟。但現在有人懷疑他們來港只是為了謀取福利，有些香港人開始指責他們。這項福利計劃違反了香港數百年來的政策原則，讓人們不禁猜測它有分裂的目的。
改革的第三部分發生在1992年，委任港督彭定康改變了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式。根據1997年生效的《基本法》，立法會議員的全部席位中，50%由地方選區選出，50%由職能部門選出。可能有些人會認為職能部門的選民是傾向於中國大陸政府的，所以彭定康修改了選舉方式，使選舉向地區選區傾斜，還降低了投票年齡。(而在當年，大部分立法會議員是官守的（港督指派）) 。兩位前任港督，還有一位前代理港督和駐英外交政策顧問都反對這項 "改革"，認為這項「改革」違反了《基本法》。此外，它在香港也並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而這樣的舉措也會影響到兩地政府之間的關係。然而，彭定康卻繼續推行他的計劃，並開始進行立法會選舉。他的很多支持者在1997年的選舉中都贏得了議席。北京對此的反應是成立一個臨時立法會，以取代1997年選出的立法會。
一種新的政治行為模式出現了。反對派聯盟首先違反了《基本法》；當北京和香港政府糾正違法行為時，違法方卻會指責北京壓制自由、違反《基本法》。這種行為模式到現在也一直在持續。
總而言之，彭定康的政治改革促進了反對派聯盟的發展，推出的福利計劃改變了香港人對移民的看法，放寬了對於不負責任的大眾傳媒的管制，三者都對1997年後的香港埋下了隱患。
我們要提醒自己，97後香港政治結構已經改變了，容許反對的決議政治取代了集權制的殖民政府，立法會成員現在是由選舉產生的。他們被賦予真正的權力來否決預算和立法，他們甚至可以通過否決行政長官的政府預算來迫使她辭職。同時，司法機關也是獨立的，他們也可以挑選自己的法官。《基本法》給予了香港民主，我們應該珍惜。
彭定康的改革和這些反對派對香港的發展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們不支持《基本法》，反對和中國融合，甚至有的還對抗中央政府。這樣就導致政府四分五裂、各派互不合作。也導致香港的經濟政策前後牴觸，對於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也缺少相應的準備，這些都讓年輕一代深受其害。
03回歸後，香港公共政策的特點
我們來看看1997年後，前後不一致, 不合邏輯的公共政策。
前面提到福利制度的改革會吸引大量的經濟移民。而事實上，從1997年到2019年，約有100萬人移居香港，這意味著香港的人口增加了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