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人口的大幅度增加预期住房压力将增大，因此行政长官希望减缓移民潮的速度，方法就是延长居住时间的要求，然后他们才能获得福利支持。但反对派却不支持这样的做法，或许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选票。
于是，行政长官提出，如果按照你们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不建造更多的公共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呢。这一次，反对派否决了预算案。他们可能是为了保障那些已在香港拥有房产的，中产或中下阶层的资产价值，因为按照这个计划建造更多的经济适用房，中低收入阶层的房屋升值空间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反对派否决了预算案。
在移民潮的压力下，医疗系统受到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反对派现在反对引进外来的医生，阻止外国医生来港执业。
大家想想看，这是都前后不一致的。反对派对移民没意见，但它反对采取措施放慢经济移民的速度，并反对建造经济适用房，也不允许外国医生来港执业，社会上的压力和痛苦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以外，再说一说，那些所谓的支持“建制派”的人士，他们声称要维护香港所谓的“经济繁荣”，大谈自由市场原则。他们在1998年取消了香港的房租管制，这是英国政府不敢做的事。(97 前港英很狡猾,它早就制定取消房租管制的方案,却多次推迟不启动，最后决訍由97之后（1998）主法会决定) 。在土地的持有权方面，他们并没有限制地产大亨的垄断行为。所以，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自由市场政策和反对派最后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带来了以下情形：
（香港公屋购买等候时间）
（香港和其他地区住房可负担性）
前后不一的政策造就了臭名昭著的“香港住房问题”。光是搬进公屋，人们就需要等待五六年。而香港的高住房成本在全球都首屈一指。目前，香港住房成本的承受能力指数已经远超其他任何国家。
不仅如此，在这种前后茅盾不一的政策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自由市场政策，中国的资金和人力资本流入香港。对香港年轻人来说，在高端职位上，他们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因为有很多外地人在竞争这些高端工作，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中国或从西方国家名校毕业的大陆人。
高昂的香港土地成本将制造业推向了内地。在低端工作方面，则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而香港的方向是要成为真正意义上中国大陆的金融中心，就是说香港之于中国，就像曼哈顿之于美国，而这些都需要靠融合才能实现。
但是反对派基于他们的信念阻碍著融合，他们不希望香港变得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所以，他们竭力阻碍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人员顺畅往来。而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其次，他们限制了香港的年轻一代为崛起的中国经济做好准备。我年轻时，为了拿到毕业证（中学文凭），必须参加英语口试。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中文口试，而现实是我们就是没有。同时他们还削弱了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在中学教育中的地位。很多中学生可能对中国真实的情况并不了解，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派别甚至倡导港人至上, 公然暗示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所以，一方面，香港需要融合，但另一方面，各方势力却极力地反对融合。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是受害者？我认为是年轻人。
所以，在1997年之后，香港的公共政策的特点是前后茅盾不一致。一边是建制派推崇
自由市场政策、自由市场原则；另一边是民主派对一切都说“不”，这都导致了香港和香港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崛起准备不足。总的来说，这20年的反对派政治，制定了许多前后茅盾的政策，从而造成了香港经济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收入不平等加剧、房价暴涨、产业空心化（香港的基尼指数从1997年的4.8飙升到2018年的5.6），同时还体现在教育质量的下降上。
香港并没有充分抓住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机会。不仅如此，在对经济不满的情况下，反对派阵营制造了一种指责的论调，把香港的经济压力归因于中国，这也为他们的反融合找到了借口，同时也分散了民众对香港前后不一致政策的注意力。这些政策掏空了香港，让许多人产生了对经济不满的态度。实际上，没有政客为年青非特权群体谋福利，为他们的将来打算，反过来，有一些有心人仕一直在利用他们。
04冲突的产生
2003年，港版《国家安全法》被提上议事日程，冲突于是就这样产生了。一群自称支持人权民主的人，把自己当作“民间人权阵线”。他们中包括宗教团体、社会工作者、教师联盟、一些工会、记者、大学学生会、一些政党等。他们组织了很多场集会运动，包括2003年反对反颠覆法案的集会；2004年，争取普选；2005年，再次争取普选；2006年，又一次争取普选，争取平等权利 "公正”的香港。争取普选，然后进行集会，就这样一直持续，导致了2014年的占中运动。2016年，香港本土党（Hong Kong First）发起了旺角暴乱运动（有人称其为“鱼蛋革命”）。有的党派被取缔了、有人坐牢了，反反复复，这样的集会和抗议活动持续了近20年，这导致了2019年和2020年的动荡。这种动荡不是引渡法案修正案的结果，它是近20年的情绪积累的结果。
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在此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是否正在剥夺香港自由的论调，是否违反了《基本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其中有很多误导的个案, 让我举几个例子：普选是大家最常讨论的，2004年的时候举行了一次集会，目的是争取在2007年实现普选。这份提案是这样的，在香港如果要改变选举程序，需要得到中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确保这个提案在立法会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以及行政长官同意，并应写一份正式报告报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004年，常委会否决了对2007年香港行政长官将由普选产生的要求，提案驳回的原因是，香港政府没有为此做好充足的准备，行政部门也不具备必需的条件。至于是否有其他原因，我们也只能依靠推测了。或许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他们有其他没有公开的理由。
2014年行政长官提交了一份立法会通过的正式报告，称从2017年开始实行普选。这次人大常委会的文字解释和回应是这样的：首先，它引用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条：“最终目标是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所以，它其实是在按照《基本法》操作。然后，它就按照《基本法》提出了一个决议："2017年开始普选，条件是要成立一个由香港各界人士平等参与的提名委员会，而候选人需要得到委员会一半的支持”。这是写在《基本法》 23号和24号文件中的。中央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这样做，但不管谁想竞选，都需要通过类似提名委员会的核准, 就如基本法的条文一样。
提名委员会是什么样的，并没有明确说明，那么唯一的可参照的就是现有的遴选委员会。现有的遴选委员会由1200名民选成员组成，这样的选举被操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典型的代议制民主。任何想参选的人，都可以进行游说、进行初选。而实际上，在前几轮行政长官的遴选中，也存在这样的先例，遴选委员会选出来的候选人不是中共首选候选人。
我觉得人大常委会的提案是很公平公正的，但是反对派否决了这个决议。由于民主派议员的反对，所以普选没有实现。但立法民主派会议员和公民人权阵线都指责中国政府，说它没有给予香港普选权，违反了《基本法》，并进行集会游行，造成占领中环这样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看引渡条例。反对派反对引渡条例修正案的理由是，引渡法会给中国政府创造机会，让中国随意地从香港带人到中国大陆。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法案，就会发现，香港没有任何引渡条例允许香港把罪犯送到中国大陆。有一个香港人在台北杀了他的女友，之后他跑回香港。这个罪犯因其他罪行被香港警方抓获，香港政府想把这个罪犯送回台北，送到台湾受审，所以行政长官就提出，我们需要对法案进行修订，以便香港政府可以考虑从任何地方的政府，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引渡犯罪嫌疑人的要求。
而这些请求，根据《引渡法》，将由行政长官按个别情况作出判决，逃税等几项商业犯罪并不包含在内，香港法院将拥有是否批准引渡请求的最终决定权。还有一个要求是，最高刑期至少为7年。如果我去中国大陆，向颠覆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最高刑期仅为5年。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人都不适用于引渡条例。
新加坡前部长杨荣文先生说得很好，"我不认为对现行法例的修订建议有任何不合理的
地方"。如今这个修例事件已经完全被歪曲，并引发了长期的动荡。人们抗议的其实是一个被捏造了事实的修正案、一个被编造出来的借口！
再看《国家安全法》，这是在2020年6月实施的。中共引用了《基本法》第十八条，理由是：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危害国家统一或安全，且不在特区政府控制范围内的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香港泛民主派2019年阻碍立法会议事长达5个月的时间。而且有人公开宣称说要占领立法会多数席位，让行政部门瘫痪，还要逼行政长官下台。这些内容都是在反对派所属平台上的文件所记载的。目的是为了逼行政长官下台，瘫痪香港，压迫中央。因此中央政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按照《基本法》规定，制定了《国家安全法》。
《国家安全法》是否降低了香港的自由度，是完全值得商榷的。
让我指出几点。首先，这部法律并不如台湾的《反渗透法》严厉。这里有一些案例，有一些台湾艺人在大陆的中央电视台演唱了一些歌曲，据说就有人要起诉他们。《国安法》也不如香港在殖民时期的《煽动法》严苛，而不知为何，香港和西方很多人都声称该法限制了香港的言论自由，违反了《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现实情况是《基本法》赋予了《国家安全法》实施的合法性，那么它怎么会违反《基本法》呢？
其次，相对于1997年前，香港人的自由和权利比以前多了。即使是在设置了《国家安全法》之后，中国并没有真正违反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也没有违反《基本法》。不知为何，《国家安全法》还没写出来，就被人谴责了, 这是政治，不是实事求是。
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我可以想到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可能香港存在问责制被轻视的问题，也存在指责说辞的问题。《基本法》给了香港民主，而立法会成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们可以制衡行政部门，且拥有司法独立权。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这样的民主需要一个有问责制的生态系统。谁制定了什么政策，导致了什么后果？要得到答案，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比如在美国，当尼克森（总统）撒谎的时候，《华盛顿邮报》的伍德沃德先生就对此进行了公开的报道。
第二，你需要非常仔细而深入的研究和调查，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来记录后果和政策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点上香港还是比较欠缺的。
第三，你需要一个愿意保护党内成员诚信的政党。举例来说，当尼克森说谎时，共和党的领导人会要求尼克森辞职，以保障该党的诚信。香港党派繁多，拉集成军，良莠不齐，各自有自我追求的目的，香港还没有诚信的政党的条件!
05胸怀全局，放眼世界
民主是好的，但民主需要一个生态系统。你需要有一个能进行深入调查的机制，你需要有一个以实证为基础的政策研究，你需要一个愿意跟人民进行紧密联系的政党，这就产生了问责制。但这个生态系统在1997年的香港并不存在，是数百年来殖民政治的遗产。
在香港，政治家们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他们自己的目标之一，可能是追求自己心目中香港的未来。这些政治家的追求，却不一定能为香港人带来好处。在一个低问责度的环境中，他们追求个人利益，却不需对所造成的损害负责。他们还恣意推卸责任来转移公众注意力，给他们的所作所为制造合理性。
推卸责任是很危险的。指责论述和问责欠缺其实就像两个魔鬼的结合，人类善于利用叙事手法，当我们遇到非常复杂的事情时，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简单的理论，最好是一个简单的阴谋。如果我尝试向香港的年轻人解释为什么他们现在的处境如此艰难，这需要好几堂课，很多堂经济学课才能做到。但是换一个很简单的论调，即“中国正在夺走属于你的东西，中国正在夺走你的未来”。就是这么简单，他们甚至用一部电影、一部虚构的电影来表达，这部电影叫《十年》。剧情很简洁明了，看上去可信性也很高，这就是人性。指责的论调，加上相应的“确认偏差”过程，与大众的接受意愿相结合，就会导致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用扭曲事实去催生偏差的民意及群众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