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这一连串事件，有人试图袭击警察，警察开枪击中了他，如果你只展示第二部分而不展示第一部分，那就是断章取义。但它仍然创造了一个因果关系，警察开枪打人。你可以称它为警察暴力执法，并通过大众媒体发布。
这个过程无处不在，首先有些东西是断章取义的。其次，当他们以社交媒体为主，被广泛传播的时候，就会让人更加相信它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残忍地枪杀了一个人，当人们采用指责论调来解读时，他们会找出自己愿意相信的证据，我们称之为“确认偏差”，所以他们会寻找他们愿意相信的证据来作为支撑。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这就是所谓的“确认偏差”和“回音室效应”。社交媒体就是这样。
那么最后我们想像一下，如果一群年轻人坐在一起，他们讨论警察暴力执法。一个警察近距离开枪打人，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警察为什么要开枪？答案可能是警察暴力执法，或者是警察先被袭击。当这个人提出后来这种可能时，其他人都会不同意，并说你是冷血的，你是被洗脑的，你是禽兽。这种来自群体的压力、同伴的压力和人性中希望被大众接受的渴望，就会让对警察暴力执法有疑虑的人有所动摇，甚至可能会接受警察暴力执法的说辞，然后他们就会出去抗议警察的暴力执法。
所以有关指责论调会：A）降低了我们进行自我反思的倾向；B）通过大众媒体，它可以成为一个更加真实化的事实；C）通过确认偏差，这个信念会变得越来越坚定；D）通过同伴的压力、社会的演化，到了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真相”。就是这么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现在香港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教育失败和认同感缺失的问题，很多香港年轻人存在大量高度负面的情绪。根源是什么？有些人指向教育失败。他们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中国身份的认同感。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他们对中国的文学和历史知之甚少,他们成了一群没有文化根本的迷茫一族。
老一辈人的成长经历上，他们的中国身份是基于对中国诗词和中国故事书的欣赏，他们的鉴赏力也是基于中国历史上的是非观，他们的中国身份是基于对文化、文学以及如何致力于帮助国家，不是关于任何政党，而是真正关于种族——华人。而他们的身份，华人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不和任何政党捆绑在一起。所以我认为，有些人说在教育中削减中国文史内容会削弱了年轻一代对中国的了解，并破坏了他们对中国身份的认同, 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有就是通识教育课程，在2009年改革的基础上推出的这个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一个核心科目，它有五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题目：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与能源、科技与环境。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极难教授。除非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否则教授这些课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香港，没经过相关知识培训的老师们被派到教室里去教这些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统一的教材。据了解，有的老师只是从一些报刊上剪下部分内容，带到课堂上就讲, 很多时候，他们只是谈论他们的见解, 很有可能是道听途说，没有事实及逻辑基础的偏见。而更多时候，考试的重点是污染、腐败、防疫、中国的城乡不平等。到最后，这个科目就变成了教育政治化的一种手段，这在香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所以想像一下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你知道你是中国人，但你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人，这就是一个身份危机。家庭的问题小孩, 都继承了姓氏，但并不喜欢他父母，不喜欢这个家庭，于是就总是捣乱惹麻烦。这些问题小孩，其实都心灵空虚，挺迷失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亟待解决的。我们真的需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一代教师偏向于将教育政治化，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为什么？
我只是陈述我的看法，也许我完全错了，但这是需要讨论的事情，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06两点看法
我们也从香港不堪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教训。
第一件事是负面的教训，”指责论调”和”失败的教育”。世界面临着许多调整，全球化，接纳快速崛起的、非常繁荣的中国，以及科技的发展，这些都导致了经济差距的迅速扩大，提高了经济焦虑，自然导致了高度的不满。机会主义的政客们利用这一点，制造出一种指责性论调来换取支持度。包括假新闻在内的社交媒体，放大了社会情绪，产生了不满情绪，让自以为是的，经过偏差确认的过程宗教化，并凌驾于逻辑和专家之上。
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真的可以这么大规模地、持续地被愚弄吗？这是对的吗？
第二个问题是反对派错了吗？也许他们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坚信不移，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就这个问题我想引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话来回答。他在诺贝尔奖演讲中说，“我们自以为自己拥有知识和权力，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社会的进程，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拥有这些知识，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就是香港的政治家，他们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们真正喜欢的吗？
我想这又让我回到了问责和制度的问题上，政治家是否有责任心，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香港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平衡的动态调整，克服市场失败，政治家要让人民知道在选择什么。他们也应该维护那些可以被接受的行为和法治的界线，以获得整体效率、稳定和公平的再分配。
社会必须持续调整，政府的成立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利益，但是要接受一个取舍，把所有的事情都跟大家解释清楚，让社会集体来做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有身份认同感，我们就是大社会、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取舍，这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本质。
了解自己正在面临的是什么，在确定的行为边界下做出明智和自由的集体选择，这就是任何制度发展最理想的结果。这不具体涉及到投票或不投票，一党制或是多党制。民主和自由的本质不是某一种体制下的独有特征，它们应该是任何制度最理想的结果。
说到这里，我们来想一个解决办法。我认为香港所有政客都应该自我反省，他们应该放下对别人的指责，他们应该选择和解，以获得建设性的能量。他们应该团结起来，就像香港在1967年之后所做一样。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共同的愿景，建立一种主人翁意识，这样的平台应该是持续的。它也不应该是一个一次性的交易。它应该是建立在长期、有共同愿景和认同感的，来自香港各行各业的人一起进行的认真讨论之上，并解决短期和长期的改革问题。也许他们可以从住房供应”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包容性增长”开始，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工作组，以改善政策制定的过程，让社会各界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合作制定更好的政策。这意味着，他们还应该成立一个工作组改善公共部门和民众的沟通。
我们应该有意识地研究香港的教育。我们是否需要教育改革？我们如何让学生符合未来的需求，从而适应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去政治化的教育将在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一致的认同感。我们应该思考解决方案，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整整一代年轻人。我们需要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这个话题其实是所有政治家、所有社会领袖都应该关心的。他们应该停止指责，他们应该反思、尝试和解，并凝聚在一起，以获得发展建设性的能量。
我是香港人。我真的希望香港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具有一致性的未来愿景。就像凤凰涅槃，在21世纪重新出发，成为一座闪亮的城市、一个展示的舞台，展示我们如何克服逆境、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并为之贡献力量。
2021年“师说新语”系列讲座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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