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一下這一連串事件，有人試圖襲擊警察，警察開槍擊中了他，如果你只展示第二部分而不展示第一部分，那就是斷章取義。但它仍然創造了一個因果關係，警察開槍打人。你可以稱它為警察暴力執法，並通過大眾媒體發布。
這個過程無處不在，首先有些東西是斷章取義的。其次，當他們以社交媒體為主，被廣泛傳播的時候，就會讓人更加相信它的真實性。在這種情況下，警察殘忍地槍殺了一個人，當人們採用指責論調來解讀時，他們會找出自己願意相信的證據，我們稱之為「確認偏差」，所以他們會尋找他們願意相信的證據來作為支撐。當大家都這麼做的時候，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堅定的信念，這就是所謂的「確認偏差」和「迴音室效應」。社交媒體就是這樣。
那麼最後我們想像一下，如果一群年輕人坐在一起，他們討論警察暴力執法。一個警察近距離開槍打人，有人提出一個問題，警察為什麼要開槍？答案可能是警察暴力執法，或者是警察先被襲擊。當這個人提出後來這種可能時，其他人都會不同意，並說你是冷血的，你是被洗腦的，你是禽獸。這種來自群體的壓力、同伴的壓力和人性中希望被大眾接受的渴望，就會讓對警察暴力執法有疑慮的人有所動搖，甚至可能會接受警察暴力執法的說辭，然後他們就會出去抗議警察的暴力執法。
所以有關指責論調會：A）降低了我們進行自我反思的傾向；B）通過大眾媒體，它可以成為一個更加真實化的事實；C）通過確認偏差，這個信念會變得越來越堅定；D）通過同伴的壓力、社會的演化，到了最後就變成了一個「真相」。就是這麼的一個過程。
還有一個因素是我們需要注意的。現在香港討論得比較多的是教育失敗和認同感缺失的問題，很多香港年輕人存在大量高度負面的情緒。根源是什麼？有些人指向教育失敗。他們認為，這些年輕人沒有中國身份的認同感。在他們所受的教育中，他們對中國的文學和歷史知之甚少,他們成了一群沒有文化根本的迷茫一族。
老一輩人的成長經歷上，他們的中國身份是基於對中國詩詞和中國故事書的欣賞，他們的鑑賞力也是基於中國歷史上的是非觀，他們的中國身份是基於對文化、文學以及如何致力於幫助國家，不是關於任何政黨，而是真正關於種族——華人。而他們的身份，華人是一個民族的概念，而不和任何政黨捆綁在一起。所以我認為，有些人說在教育中削減中國文史內容會削弱了年輕一代對中國的了解，並破壞了他們對中國身份的認同, 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有就是通識教育課程，在2009年改革的基礎上推出的這個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是一個核心科目，它有五個非常有挑戰性的題目：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與能源、科技與環境。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但極難教授。除非你真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否則教授這些課程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在香港，沒經過相關知識培訓的老師們被派到教室里去教這些非常有挑戰性的話題，更嚴重的是，他們沒有統一的教材。據了解，有的老師只是從一些報刊上剪下部分內容，帶到課堂上就講, 很多時候，他們只是談論他們的見解, 很有可能是道聽途說，沒有事實及邏輯基礎的偏見。而更多時候，考試的重點是污染、腐敗、防疫、中國的城鄉不平等。到最後，這個科目就變成了教育政治化的一種手段，這在香港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所以想像一下你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成長，你知道你是中國人，但你不知道什麼是中國人，這就是一個身份危機。家庭的問題小孩, 都繼承了姓氏，但並不喜歡他父母，不喜歡這個家庭，於是就總是搗亂惹麻煩。這些問題小孩，其實都心靈空虛，挺迷失的。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事情是我們亟待解決的。我們真的需要討論這個問題。這一代教師偏向於將教育政治化，這個說法到底對不對？為什麼？
我只是陳述我的看法，也許我完全錯了，但這是需要討論的事情，我們應該思考一下。
06兩點看法
我們也從香港不堪的經歷中學到了一些教訓。
第一件事是負面的教訓，」指責論調」和」失敗的教育」。世介面臨著許多調整，全球化，接納快速崛起的、非常繁榮的中國，以及科技的發展，這些都導致了經濟差距的迅速擴大，提高了經濟焦慮，自然導致了高度的不滿。機會主義的政客們利用這一點，製造出一種指責性論調來換取支持度。包括假新聞在內的社交媒體，放大了社會情緒，產生了不滿情緒，讓自以為是的，經過偏差確認的過程宗教化，並凌駕於邏輯和專家之上。
有一個基本的問題：人真的可以這麼大規模地、持續地被愚弄嗎？這是對的嗎？
第二個問題是反對派錯了嗎？也許他們對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堅信不移，也許他們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就這個問題我想引用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大師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的話來回答。他在諾貝爾獎演講中說，「我們自以為自己擁有知識和權力，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塑造社會的進程，而事實上我們並不擁有這些知識，那麼我們很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這就是香港的政治家，他們真正懂得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什麼是人們真正喜歡的嗎？
我想這又讓我回到了問責和制度的問題上，政治家是否有責任心，是否真正為人民服務？香港的教訓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有平衡的動態調整，克服市場失敗，政治家要讓人民知道在選擇什麼。他們也應該維護那些可以被接受的行為和法治的界線，以獲得整體效率、穩定和公平的再分配。
社會必須持續調整，政府的成立是為了保護大家的利益，但是要接受一個取捨，把所有的事情都跟大家解釋清楚，讓社會集體來做一個判斷。如果我們有身份認同感，我們就是大社會、大家庭的一員，我們願意接受這樣的取捨，這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本質。
了解自己正在面臨的是什麼，在確定的行為邊界下做出明智和自由的集體選擇，這就是任何制度發展最理想的結果。這不具體涉及到投票或不投票，一黨制或是多黨制。民主和自由的本質不是某一種體制下的獨有特徵，它們應該是任何制度最理想的結果。
說到這裡，我們來想一個解決辦法。我認為香港所有政客都應該自我反省，他們應該放下對別人的指責，他們應該選擇和解，以獲得建設性的能量。他們應該團結起來，就像香港在1967年之後所做一樣。他們應該建立一個共同的願景，建立一種主人翁意識，這樣的平台應該是持續的。它也不應該是一個一次性的交易。它應該是建立在長期、有共同願景和認同感的，來自香港各行各業的人一起進行的認真討論之上，並解決短期和長期的改革問題。也許他們可以從住房供應」負擔得起的住房」和」包容性增長」開始，在這個平台上，他們應該建立一個工作組，以改善政策制定的過程，讓社會各界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合作制定更好的政策。這意味著，他們還應該成立一個工作組改善公共部門和民眾的溝通。
我們應該有意識地研究香港的教育。我們是否需要教育改革？我們如何讓學生符合未來的需求，從而適應這個充滿變化的世界？去政治化的教育將在歷史、文學和文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一致的認同感。我們應該思考解決方案，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我們需要關注的是整整一代年輕人。我們需要讓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這個話題其實是所有政治家、所有社會領袖都應該關心的。他們應該停止指責，他們應該反思、嘗試和解，並凝聚在一起，以獲得發展建設性的能量。
我是香港人。我真的希望香港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具有一致性的未來願景。就像鳳凰涅槃，在21世紀重新出發，成為一座閃亮的城市、一個展示的舞台，展示我們如何克服逆境、攜手共進、共創美好未來，並為之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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