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新加坡不理解的地方可能有很多：新加坡这样一个弹丸小国为何能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制度的新加坡为何却存在总理职位父子相传的现象？以法制严明著称的新加坡为何却保留着鞭刑这种似乎只应当存在于中世纪的肉刑体罚？70%以上人口都是华人的新加坡为何在外交政策上并不亲近中国？其实新加坡作为东西方文化碰撞最激烈的地方有这么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很正常。
我们不理解新加坡其实是因为没站在新加坡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站在新加坡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不代表我们要为新加坡的利益服务。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元帅就曾站在德军的立场上换位思考，从而得以准确判断出古德里安的攻击行动，因此得以抢先发动坦克装甲攻击。朱可夫站在德军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当然不是为德军的利益服务，而是设身处地分析德军下一步行动对苏联的影响。
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总是用西方中心论思想观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得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错误结论。反过来如果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去观察国际世界也同样无法得出正确结论。我们自身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会变成他人的样子，但我们也不要用我们的思维观念去要求别人，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活的灵魂，也是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基本方法。分析国际问题当然要结合具体国家的基本国情来谈。现在有些网络文章视频动不动就随便给一些外国领导人安上亲华、反华的大帽子。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用中国思维看待国际问题的做法——事实上没任何一个外国领导人是需要为中国利益买单的，而我们自己也不应当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奢望。
外国领导人的行为是由他们本国的利益所决定的：当他们的利益与我国利益一致时他们就会采取与我国同步的外交策略；当他们的利益与我国利益冲突时他们就会采取与我国对立的外交策略。这点是不受我们的意志所控制左右的——无论你给人家扣上什么样的帽子也改变不了这点。这时我们所缺乏的往往就是换位思考：我们只看到了别人与我们意见相左，但我们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与我们意见相左。
2019年12月3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纪念开埠200周年的新年贺词中特意提到了新加坡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新加坡是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唯一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这种同文同种的优势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在进行交流与合作时我们要记得自己还是新加坡人”。李显龙在这里首先强调了新中关系有基于血缘文化的特殊性，但同时也指出新加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观点立场。
李显龙进一步阐述道：“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华人居多的国家有时在外交上会感到格外困难，因为其他国家很容易误解新加坡的立场。比如中美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如果新加坡支持了中国，那么美国和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因为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对中国有求必应；如果新加坡支持了美国，那么中国不一定会理解”。事实上李显龙所提到的这点可能恰恰正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对新加坡最不能理解的地方。
对此李显龙说道：“事实上过去当新加坡与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立场不一致时有些中国朋友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既然同文、同祖、同宗、同言、同语，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同意？‘”公元3世纪东吴将领康泰所著的《吴时外国传》中出现了对新加坡最早的历史记载，然而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新加坡从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当地只生活着一些原始分散的马来部落而已。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史丹福·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新加坡一开始是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管辖，从1867年新加坡升级成为英国直接管辖的海峡殖民地。到19世纪末新加坡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新加坡的贸易增长了八倍。英国为促进当地的开发建设就开始大力吸引外来移民以充实新加坡的劳动力。
新加坡的土著民族主要是马来人，然而在英国殖民时期大量华人和印度人涌入新加坡，同时也出现了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与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通婚的现象，由此形成了如今新加坡的华裔、马来裔、印度裔、欧亚混血裔四大族群。在这一过程中华人逐渐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时至今日华人已占据了新加坡总人口的74.2%左右。来到新加坡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其实在内心深处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
这些早期华人移民心里想的是总有一天自己要叶落归根：他们还是中国人，也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所以他们中很多人投身参与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有些人还在革命与战争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不乏来自新加坡等南洋地区的华人华侨身影。百多年前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就设在新加坡。
同盟会为推翻清政府举行的好几次武装起义就是如今新加坡的晚晴园里策划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期间新加坡的华人社团再次组织起来支援中国抗战：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起成立的“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为支援祖国抗战捐募了新加坡币1000万元。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不仅为祖国抗战踊跃募捐，还组织南侨机工投身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42年2月日本占领新加坡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期间在新加坡进行了大检证，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弹丸小岛上就有数万人被日军屠杀。被日军占领的三年时间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与此同时也是新加坡人自主意识抬头的岁月。1945年8月15日新加坡人终于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英国人又重回新加坡。
战后的新加坡与战前已大不相同：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英国所任命的总督所掌握的权力被分散。一个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顾问组成立。该体系于1947年7月变为两个分开的行政及立法会议。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53年底新加坡通过修改宪法获得了较大的自治权。1959年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
尽管新加坡已取得自治地位，然而当时的新加坡其实并不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由60个小岛组成的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北京的1／23，常住人口只有448万。在这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上各类资源少之又少，连淡水都要从对岸马来亚的柔佛州进口。可以说新加坡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着严峻的生存压力。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砂拉越和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马来西亚。
对此李光耀决定举行全民公投，最后71%的人投了赞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然而这场结合从一开始就潜伏下了分家的种子：新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是个多元种族社会——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几乎各占一半。新加坡人口中70以上都是华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直接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
本来新、马两地之间的种族冲突就比较尖锐，而两地之间的党派矛盾进一步刺激了双方的对立：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奋斗下实现的，于是巫统成为了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的执政党；而新加坡的执政党则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1963年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参加了新加坡州选举。然而联盟党不仅未添一席，连原有的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
一时间在马来西亚国内“马来人至上”和反种族主义两种呼声针锋相对，随后新加坡商人指责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没给他们和其他州属一样的权利；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则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成增加到6成，同时指责新加坡华人暗通中国。两边的矛盾就在这种互相指责中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改宪法并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