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啥突然火了

52天前     13,299

很长时间里,世界的运行规律都被默认为“The Big,The Better”,直到这段时间的“新加坡热”。

为什么说新加坡火了?中国人口中的“坡县”在发生什么?简单归纳,大致有三。

第一,富人投资。

富豪投资、移民不是个新鲜话题,此前《家办新智点》的文章称:随着全球富人都在寻找资产避风港,许多超级富豪蜂拥至新加坡,去成立家族办公室,具体的现象是“申请量突破过去一年的纪录”,相应的,就是时间拉长,门槛提纲,如今要在新加坡注册免税的家族办公室,得等待至少8个月,而一年前只需4个月。

新加坡金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约有400家的家族办公室,其中包括谷歌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和对冲基金富翁Ray Dalio等人。

这不难理解,新加坡是低税率的金融中心、花园城市,又是移民国家,而如今世界格局愈加不明朗,俄罗斯富豪的处境大家都看在眼里,人身和财产安全就变得尤为重要。我认识的律师程欣说,她所在的“坡县中国律师群”中,这段时间来咨询移民、留学、家族办公室的人数明显增加。

第二,产业转移。

且不提新加坡已经几近加密货币与Web3的全球大本营,Shein已经将总部设在新加坡,全球汽车芯片巨头安森美(Onsemi)半导体宣布,将关闭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并将其迁往新加坡,也不止中国,包括戴森在内的诸多国际企业,也以各种形式新加坡设立了总部。

金融业更是如此,诸位熟悉资本市场的朋友,都知道此前新交所在全球市场的权重如何,而现在呢?

新加坡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陈庆告诉我,新加坡在管资产4万亿新币(2.9万亿美元),年增长率15.7%。其中76%的在管资产来自境外,自2020年到2021年年初,已有229个家族办公室在新加坡司法管辖区内注册。

第三,中产移民。

中产阶级也对新加坡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冯佳(化名)是我的同学,2019年举家迁往新加坡后,有不少朋友都陆续向她咨询过移民新加坡的相关问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段时间甚至表示,有“几十亿人正排队进入新加坡”,没错,他说的是“several billions”。

摆在明面上的,是香港、上海与新加坡这几个城市看似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1年新加坡GDP实现对香港的反超,而且幅度不小。人们喜闻乐见的正是这种单纯的数字较量,就像虎扑热衷于为美女帅哥打分排名,喜欢谈球员的“历史地位”。

其实单一时间点上的数据证明不了太多,我真正好奇的是:作为一个人口仅500余万,面积没有香港大的“弹丸之地”,新加坡如何从边缘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

进一步讲,富豪投资、产业转移、中产移民,分别代表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资本的流动与作为自由人的选择,这三者与新加坡的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火花?那么,再加上Web3.0呢?

现在或许很难给出答案,但至少它是个有趣的问题。

优秀的CEO

从李光耀到李显龙,人们很喜欢说新加坡有一个好的“CEO”。当人们在将他们的领导者描述为CEO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在描述他们的决策行为。

过去几十年间,新加坡的CEO做了不少重大决策,始终锚定李光耀的一句话,“新加坡这个国家没有资源,我们唯一的资源就是我们的人民”。

可如果人民罢工了,怎么办?

1980年,新加坡航空发生过一次大罢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只花一小时即平息了风波,他与工人沟通的核心,简要说就一句话:要么干,要么滚,大不了再造一个新航。

要知道这时新加坡禁止罢工法律已经生效,而新航可以算是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由于与世界各大洲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先后开辟了美国、加拿大、欧洲、非洲等航线,更是以高水准服务著称,可以说是对外联系的命脉和名片。

为什么会有禁止罢工这样的法律?1968年英国陆续撤军以后带来大量失业,且由于刚刚被马来西亚逐出联邦,两国关系也非常紧张,可想而知生存是新加坡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陆续颁布的《雇佣法令》和《工业关系法令》,极大地限制了劳工权利,当然也包括罢工。

试想,一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工权力又有诸多限制,李光耀一直是CEO,而且新加坡虽说和美国关系挺好,但与苏联也一直眉来眼去,这都是被西方国家诟病的地方,所以新航罢工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有人正等著看笑话呢!

这事儿还有一个大背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以后,世界范围都掀起左翼运动,以新加坡施行的一系列政策,也一直被西方国家批评是“独裁政府”。

但一个一穷二白、资源贫乏的国家,又不可能像大航海时代那样疯狂殖民,就只能让所有人埋头把精力放在发展上,作家唐诺的话说,就是要从工人的手里,把第一笔资本从“无中生有极艰难的、极难忍受的、背反基本人性的,从并没有多少剩余的彼此生活里硬生生挤出来。”

一旦新航罢工处理不好,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就会爆发,引发全国性的冲击。所以这就是新加坡,把本就不多的人心凝聚起来是最重要的。事件平息之后,李光耀取消了所有参与罢工人员的永久居民资格,并驱逐出境,这也是新加坡最后一起有影响力的罢工。

从1968年到1980年,新加坡的GDP从14.26亿美元,增长到118.96亿美元,此后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即位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要说一句都是从新加坡人身上“榨”出来的,也不算过分。

但硬币的一面是面临的生存和经济增长问题,另一面则是必须融入西方那套政治和经济体系,最重要的是不能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庸,这听起来难度就不小,新加坡的CEO是如何解决的?

先说这么个事,前阵子我看的娱乐节目中,一位知名歌手认为“一首网络红歌可以做30秒BGM,但承载不了更大的舞台”,画外音是就算 在抖音再火,到了节目里还是得专业导师说了算。

这句话道出了这个世界的通行规则:大到国家关系小到职场,只要是舞台就总有“定义者”和“被定义者”。

话虽这样说,但这档节目为什么还需要网络热歌和网络歌手?进一步讲,所有人都想做定义者,但做不到怎么办?日本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中,有一段日本货币政策是如何被“拿捏”的描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西方国家奉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基于此制定了一套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虽然他并不认同这一模型适用于日本货币政策,但作为日本央行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如果不理解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被视为共同语言的计量模型,就很难与海外同行进行对话”,并且还“面临国内经济学者的指责。”

日元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再到白川方明的叙述,都快被整麻了,日本显然是个失败“定义者”,新加坡想要从火中取栗,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新加坡不可能有一个确定性的自我,因为她的自我总是被别人定义”,这是人类学家项飚的论断。

新加坡的做法是去观察、然后嵌入。项飚告诉我们,观察的意思由近及远,与马来西亚、印尼的关系,到作为东南亚、远东的一部分,再到英美全球地缘格局,从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角度观察,然后扮演中间人去调和关系完成嵌入,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了。

虽然新加坡是个“被定义者”, 但从结果来看,新加坡CEO这一套从观察到嵌入的战略和手段,无疑是非常高明和成功的。

高效的体制

纵览新加坡几十年间,你会很容易得到它“从边缘到中心”的观察结论,但除了“CEO”的各种决策得当之外,更重要的是体制建设对路,高效廉洁的政府,良好的营商环境,乃至清洁的街道、花园般的城市,都是富豪与中产用钱、用脚投票的理由。

这套体制又是怎么来的呢?

先是心态。

“新加坡是极其清晰的自我认识到了边缘,化边缘为动力,而不是被边缘所诅咒”,项飚如此评价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对他来说,认识到这种边缘“把原来那些大的象征性、符号性、固定性的思维,那种自大解放出来了。”

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叫象征性、符号性的思维?除了美国这类政治案例,商业上可以从Tiktok最近的一件事找到线索。

去年十月,Tiktok在英国上线电商业务,但表现上远不如国内抖音电商那般突出,字节跳动高管Joshua Ma作为Tiktok欧洲电商的负责人,对员工表示“作为一个‘资本家’,我认为没有任何公司必须提供产假。”

这句话捅了大篓子,《金融时报》称,Tiktok激进的企业精神与英国员工的办公环境背道而驰,这一文化冲突不仅引发了离职潮,还让舆论只注意到Tiktok快速崛起的背后,牺牲的作为人的东西,很快Joshua Ma就被从相关位置撤下。

按理说作为一家跨国公司高管,说这种话简直“蠢透了”,但这就是项飚所谓“位于中心的那种自大”,考虑的角度从来只有自己高管的身份、Tiktok是热门公司、抖音电商国内的成功这些“象征性、符号性”的东西,没有考虑到员工作为人的尊严、具体执行细节乃至更为深远的影响,“被自我的论述淹没”。

所以,这么看的话,新加坡的“边缘”反倒有其优点。

边缘倒并不是指地理位置,新加坡占据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被称为东亚的“海上生命线”,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逼仄的土地面积与人口等资源的匮乏,不被重视才是新加坡“边缘”的实意。

有句老话叫“平地抠饼”,新加坡就有点这个意思,怎么把“饼”给扣出来,前面讲了作为CEO的战略能力、心态,接下来就得看细节。

虽然李光耀作为“百年不遇的优秀政治家”,李显龙也是优秀的继任者,都为新加坡规划了精确的战略,但“化边缘为动力”只靠政治家动动嘴显然没法实现,需要激发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乃至公民等多方动能。

比如新冠疫情以来,民众和外界对新加坡的疫情政策多有褒贬,但至少对冯佳来说,新加坡政府的考虑、执行都非常高效、细致,她和老公在国内是小有所成的创业者,拿过一轮数百万元的天使轮融资,虽说发展谈不上迅猛但日子过的也算滋润,2008年初的一件大事,再加上一直想出去看看的好奇,让冯佳打定了移民的主意。

由于还得照顾国内生意,一开始目的地就瞄准了新加坡,夫妻俩在当地成立了一家AI招聘公司,一来可以拿个身份,二来也抱着创业的心态,但异国经营困难重重,现在基本成了一家空壳公司,不过自2020年以来,冯佳至少拿到了三次政府发放的疫情补助。

冯佳向我介绍,新加坡政府会按照行业类别,给中小企业发放现金以覆蓋工资等运营成本,对于食阁这类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线下企业,亦或是因居家办公导致的办公室空置,还有不同程度的租金补助,个人层面发放了大量的消费券,甚至技能培训、考证,“政府都给你买单”。

相比于她在国内的公司,冯佳认为新加坡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直接把钱打到公司账户,连领都不用领。”

新加坡连续第十年位列“全球廉洁国家”前十名,在世界银行《2020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第二位。如今我们对新加坡的评价是什么?高效廉洁的政府、花园般干净整洁的城市,安全的人身和营商环境,而这一切都是新加坡人“卷”出来的。

“惊输”的民间文化

总的来说,好的CEO,好的机制,也要施予好的团队上才能产生共鸣,这就应该谈到新加坡人所谓的“国民性”了。

在我看来,更广泛的新加坡人来说,他们的自驱力,更多来自那个叫做“惊输”的国民迷思,而这个文化驱动出来的状态,有点像“内卷”。

但是,新加坡的“卷”并不是封闭市场熵增的无效竞争,只是描述新加坡市场化竞争的实际和残酷,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人的状态。

程欣2010年在新加坡从事海商法,呆了近四年时间,她比较深刻的体会是,“新加坡不允许有任何北欧式的福利存在,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一方面,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深谙儒家文化,比如组屋就是“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新加坡信奉全面的市场化运作,导致政策经常会跟随市场变化。项飚说,“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新加坡政府不断搞这个、改那个,这很累”,但他进一步解释,建设是需要投入的,需要细致的计划和行动,换句话说,“卷”是新加坡必然且持续的状态。

拿资本市场来说,前一阵蔚来汽车在新交所挂牌,着实为新交所带了一波势能,陈庆给投中网的回复中,数次强调新加坡非常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和需求,调整和适应市场的变化,除了政策以外,将通过国际化和高市场化程度的运作,欢迎中概股在新加坡落地。

就连区块链与web3——我一直认为与传统交易所有竞争关系——也被陈庆看做是机遇,“新交所是亚洲多元资产交易的门户,我们的价值在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管理风险。在拥抱新科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她表示新交所与淡马锡的数码资产合资企业Marketnode就利用了相关技术。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日前刚宣布推出称为守护者计划(Project Guardian)的试点项目,在批发融资市场探索去中心化金融的潜在应用。该项目将由星展银行(DBS)、摩根大通(JP Morgan)和Marketnode牵头,创建一个由代币化债券和存款组成的许可流动资金池,通过公共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来落实担保借贷。

所以我理解新加坡的市场化实质是被动地吸纳一切,包括移民、web3乃至于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文化、商业、金融等方向上的碰撞,由此将创造出属于新加坡的、独特的新东西。

但融合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不适应症乃至阵痛,承受者只能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民众。用项飚的说法,新加坡的存在实际违反了历史自然规律,所以要不断努力走在历史前头,“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认为是自然而然的”。

冯佳告诉我,惊输(Kiasu)的意思是怕输,怕事事落后于人,据说是源自闽南语的“惊死(怕死)”,这可能就是新加坡立国以来,在由边缘向中心迈进的过程中,儒家文化与全面市场化结合的产物。

程欣也谈到,新加坡到处能看到六七十岁在食阁打工的老人,“在新加坡,法律不会给人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未必不是“惊输”的代价。

根据Sleepseeker的研究,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最疲劳的国家,疲劳评分为7.20,其次是墨西哥7.01、巴西6.28,其他进入前10名的国家还有美国5.57、日本5.32、英国4.82、新西兰4.74、澳大利亚4.72、中国4.59和加拿大4.39。

平均年工作时间上,新加坡排名第二,为2238 小时,墨西哥以2255小时位居榜首,仅比新加坡高17个小时,中国以2174 名列第三。

新加坡为啥突然火了

对于那些想要移民新加坡的人来说,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文化,恐怕也呆不长久,冯佳在新加坡呆了三年多时间,不打算留在这里,除了拿不到的PR和高额的开销,用冯佳的话说,“新加坡政府对移民的政策一直在变,标准越来越高”,更何况以她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去一个更适合“躺平”的地方,比如马耳他。

投资出海之路?

我不认为国人也有惊输的迷思,不过前几天,一位投资人在朋友圈感叹,“出海几乎是唯一的路”。

仔细想想,这句话缺了主语,鉴于这位投资人的身份,对象应该是创业者、投资人,或是某些特定的行业;

宾语也未见详实,海外这么大,去哪?是学Tiktok、Shein,反攻倒算直奔欧美,还是去东南亚寻找下一个Sea Limited,亦或是去离上帝最远的南美洲,用时光机理论覆蓋下一个Stori、Movile?

我当然理解这是朋友圈随口的一句调侃,只是背后多少透露出的一些焦虑情绪,我隐约在SaaS、芯片、消费等行业上见过,此前在采访一家双币基金的合伙人时,他观察到的是当移动互联网枯竭后,投资机构的应激反应大概是两类,一是消费品、二是SaaS。

现在呢?这种应激反应可能又变成了出海或web3,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A16Z、红杉等顶级机构很明显是定义者,掌握头部资产的定价权,比如关于Shein的1000亿美金估值,尽管有争议,但也让Patpat估值上了一个台阶。当出海资产价格水涨船高,无论创业还是投资,对认知都有更高的要求。

那位双币基金合伙人此前投到了投到了不少出海的明星案例,他曾经用一个简单的框架,向我介绍数字化出海的思路(见下图),可以看做是孙正义“时光机理论”的升级版。理论可以探讨,真正让我动容的,是他说“我们不是今天才开始”与“VC是一个不断学习跟拓展自己边界的过程”,这个简单的道理,有多少投资机构是真正放在心上?

新加坡为啥突然火了

制图:投中网

今天讨论新加坡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一家专业的财经媒体,应该讨论这些务虚的文化问题吗?这不单是是这篇文章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所在的一个专业投资社群中也在争论,投资人应不应该了解一些历史、人文、心理甚至是哲学之类的问题。

观点分成两派,一派持投资专业论,强调专注、“术业有专攻”;另一派秉承投资就是看人的观点,却能更好地辅助投资人进行判断。我其实对答案挺有兴趣,但诧异的是,即使在投资人这类“高知”圈子里,非此即彼的“一元论”也相当有市场,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专业本身,还是其他通识类学科,都只是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所处的世界。

讨论新加坡的意义也在于此,我们曾无数次憧憬中心,但项飚提出了一个问题,“不在中心就没有意义了?”

我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就像新加坡身处边缘,却能以更宏观的视野,将自己所处的位置讲清楚,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不比那些身处中心却让这个世界愈加复杂、混乱的地方,更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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