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作者周清海教授是语言学家，新加坡国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他曾是李光耀先生的华文老师，他们俩也会经常谈话交流。周教授是如何看待李光耀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策略和实践的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为了生存，我们必须以英语为行政语言
李先生是爱护华文的，他并不反对华文。他是从新加坡国家的前途看待华文和华文教学，和一般华文教育拥护者只从华文的立场看问题，大不相同。有些人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终结者”，“李光耀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也许是褒多于贬；但在华教这一块，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是非常负面的。这恐怕会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持这种观点的，都是纯华校出身的，和我同一个时代的人，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校生。但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不全面的，是不公允的，也是偏激的、夸大其词的。
新加坡的华文比我做学生的时代，更为普及。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前，有将近一半的华族学生在英校就读，他们不必修读华文，因此大部分是不懂华文的。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后，实行了双语教育政策，才规定所有在校的华族学生，就读于华校的，必须修读英文；而就读于英校的，必须修读华文。在双语教育政策下，年轻的新加坡人，都或多或少掌握了双语，也造就了今天华语的普及。至于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存留在新加坡。一个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多元种族社会里最大族群的文化，谁也终结不了。
华文教育，如果指的是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那么华文教育的终结是因为新加坡华社的领导者太短视了。他们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化，以至没看到新加坡以英文作为行政语言的重要性。当时，华文教育者普遍把英文当作殖民地政府的语言，在反殖民统治的大浪潮之下，谁也没有把学好英文当一回事。当时的华族家长又大部分受教育不多，他们更不了解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重要性，而华社领导者也没有调整教育，没有能力应变，导致了华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永远吃亏的纯华文教育者。这些人都没掌握好英文，我就是这批纯华文教育者之一。
我深切体味到在多元种族社会里，只懂华文而被边缘化的痛苦。李先生曾对我说：“如果你的英文好，成就不会是这样的。”这一批批华校生不能在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社会里竞争，家长看到了这个现实，为了儿女的前途，最终选择了英校。
在这个大趋势下，只有规定在学校里就读的所有华族子弟，华文是他们必修的科目，才有可能保存华文，挽救华文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观察，让华文在新加坡存留下来，恰恰是李先生决策的结果。
对于华文教育支持者的看法，李先生认为他们不懂教育，更没从新加坡建国的整体需要看待华文问题。李先生给我的电邮说：
“我们是处在东南亚的多元种族社会，不可能以华语为工作语言，只能是英语。英语成为了我们的工作语言之后，其他的一切便随着发生了。”
“为了我们的生存，不只是经济的，也是作为一个国家国民的需要，我们做了十分重要的决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行政语言，虽然英语不是三大种族的母语。这个决定给我们带来了利益。
……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能精通一种语言。他当然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第二或者第三种语言。在新加坡，必须精通的语言就是英语。如果你接受这个现实。那么，母语就不可能成为新加坡人应该精通的语言。要华文的程度能和中国、台湾、香港一样，是不现实的。马来西亚的华人，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在家里也用华文，华文才可能成为第一语文。
……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大部分的华族学生奠下坚实的基础，以备将来需要时，他们能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
李先生上面的这些看法，都是紧紧联系着新加坡的社会现实的。如果你选择忽视这些社会现实，当然可以得出和李先生不同的结论。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有人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而牺牲母语教育和方言，新加坡华人及其政府可谓‘灭族求荣’。更可笑的是，新加坡华人自灭族语竟然毫无歉疚感。可耻可恶可怜可笑也。”
其实，新加坡被马来西亚政府赶出来，被迫独立之后， 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国内各种族的和谐相处，不能不选英文为行政语文，华文只能是第二语文。独立后，新加坡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将这个决策说成“灭族求荣”，是何等的夸大，何等的冬烘。
即使在中国崛起之后，华文的用途越来越广之时，资政也认为： “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新加坡可能必须在学校里提高华文程度，以照顾那些将来在中国工作或者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学生的利益。即使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也不能提供我们所享有的现在生活水平，华文将始终保留第二语言的地位。中国只占有我们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新加坡的繁荣是靠世界维持的—— 不只是美国，也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澳洲等等。这些国家都以英语作为商业活动的语言，而不是华语。在将来的任何时候，考虑以华语作为工作语言，都是愚蠢的。更何况就是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积极地在学习英语。”
“……我说过，我看不出新加坡的生存必须依赖中国经济。如果我们只是说华语，我们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中国即使强大10倍有什么分别？也会让我们也强大10倍吗？不。我们的繁荣是靠和世界的联系。”
新加坡的华文教学面对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少数从事华文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标新立异，他们认为华文教学应该“去文化化”，把华文教学向外语教学的方向推进。
我认为，从母语教学的角度看，语言能力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是同等重要的。
1990年，李先生在为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举办的“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上的开幕致词里，就对语言和文化问题，说了下面的话：
“新加坡的华人，由于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这是认清自己民族特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特别是在这个由英语和美国文化通过印刷品和电子媒介所支配的世界里，这种需要特别强烈。
……我们将能培养一批精通华文第一语文的学生，并且确保这批人能扮演教师、翻译员、外交官和商人等重要角色，通过报章、电视等途径，把华文传授给下一代。这些人将协助保留华文，使华文在新加坡社会里、文化里充满活力，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李先生给我的电邮也说：“为了让新加坡人民能够生活下去，我们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我们必须尽可能维持华文，以支持我们的文化，以及和说华语的世界联系……。”
新加坡当然也需要一群华文能力较强的学者、教师和媒体工作者，但这些人是少数，李先生认为大约是3%，可能的话5%。同时，他也认为“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公共场合讲华语，以便全体新加坡华人都生活在讲华语的环境中。”他主要的观点是：只要华语普及了，华语就会留下来。这是他发起讲华语运动的主要原因。他不只一次强调：“我们必须确保华文存在，而且是新加坡社会的一部分。”
为了新加坡人的生存，我们必须以英语为行政语言，必须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华语只能是第二语言。这样做，目的不是在终结华文教育，而是协助华文教育转型。年轻的新加坡人有了一定的华文程度，在需要时，就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那些有华语语言天赋、并且准备投身于和华文有关的事业的，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们发展，鼓励他们发展，使华语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
李先生每一次到中国访问，见到在那里工作的年轻新加坡人，就要问起他们，在中国工作，华文有没有问题？当他得到的答案是，只要半年到一年，华文就能赶上来。李先生就觉得安慰。他不断向我强调：奠下适当的华文程度是非常关键的。
讲华语运动是为了给华社一些安慰，才发起的？
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华族最普及的语言是闽南话。闽南话广泛运用，留了下来，对新加坡是不利的。更何况新加坡的闽南话，是没有书面语支持的闽南话，和香港的粤语不同。讲华语运动就是有意创造、普及讲华语的大社会环境，以华语替代方言，并进一步支持学校里的华文教学。如果没有讲华语运动，新加坡社会上的华语不可能这样普及。 普及的华语，是我们珍贵的社会资产。香港的华语，如果要像我们那么普及，需要多年的努力才可能达到。我们所不足的是，华语的文化成分，显然太低了。如果和香港粤语所带有的文化成分相比，我们需要相当时间的努力，才能办到。
李先生说：“那个报告书（指1979年的《吴庆瑞报告书》）指出，广泛应用方言是有效学习华语的障碍。讲华语运动就是这个发现的其中一个结果。” 讲华语运动发起于1979年，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在1980年合并，成为国立新加坡大学。因此，有人说，讲华语运动是为了给华社一些安慰，才发起的。这样的评论，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
李先生说：“新加坡有25%人口是非华人，政府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让方言普遍使用的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新加坡不同籍贯的华人之间的共同语。大家讲一种语言当然比讲两种语言方便， 但是当时我们考量的重点不是方便不方便，而是怎样才能生存？怎样才能保存传统，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如果我们让方言普遍使用的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新加坡不同籍贯的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这才是发起讲华语运动的真正原因。另外，他进一步说：“我们的关注点是这20%社会最底层的人，要让英语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是永远做不到的事。既然他们只有掌握一种语文的能力，那么，与其让粗糙的福建话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为什么不推广华语，使华语成为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呢？”
其实，1979年到1980年之间，是新加坡教育大调整的年代。在双语教育的调整和大学教育的重组之外，语言的社会运动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是一个为了新加坡前途而进行的大调整。 李资政在晚年（89岁），还再一次谈及华语和方言的问题，他说： “有时候，当我对某些事情有强烈的意见时，我会将意见告诉总理。当政府在考虑从新将方言节目在免费频道播放，就是一个例子。有建议说：‘华语已经在人民中间非常普及了，我们可以回到方言， 让年老的可以观赏方言连续剧。’我反对。我指出，当我是总理时，禁止方言节目，鼓励人民说华语，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我和华族整代人对抗：他们喜爱的方言节目被删掉了。李大傻是很有名的说书人，他在丽的呼声的节目就停止了。我为什么要让广东话和福建话去影响下一代？如果你恢复方言节目，你将会发现一部分年老的一代开始和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说方言。方言一定会逐渐恢复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种大家都懂得的语言。将英国留给我们的四种源流的学校综合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事。……使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母语作为第二语言，我必须在不同的战线上作战。……
最后，市场价值解决了这个难题。英语跟世界接轨，吸引国际机构；母语使我们跟中国、印度和印尼联系。这是关键性的。如果人民做不同的选择， 新加坡就是死气沉沉。
……情感和实际的原因，我们需要华文第二语文。我们不需要方言。将我们用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政治代价才达到的 —— 将方言从媒体中除去—— 取消，将是愚蠢的。”
新加坡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改变了人民的社会用语习惯，从华人之间在公共场合讲闽南话，不同种族之间讲通俗的马来语，到广泛采用英语，使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并且建立了双语教育制度，都是李先生的贡献。
双语教育的推行不是一帆风顺的双语教育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李先生说“40年前，新加坡推行了一个具有前瞻性，但却不讨好的双语教育政策。”他把推行双语教育制度，当作他一生的挑战。有一次，李先生也向我提及一个部长的孩子，因为华文不及格， 必须送到外国读大学。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觉得华文难学而放弃双语政策。”“规定华文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升大学，是要付政治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