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华文的学习价值还没有显现出来，那时，李先生担心新加坡两份华文报的相互竞争，将对华文报的生存造成威胁，因此，他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拼为《联合早报》，并且和英文的《海峡时报》等组成了报业控股，让华文报工作人员的待遇和英文报一样。这样做，保证了华文报的生存。
对于华文报的语言，李先生要求语言正确，尽量向普通话靠拢，并且建议从海外聘请专门人员，专责监督《联合早报》的用语。同时，为了减轻年轻人读报的负担，吸引他们读华文报，也要求《联合早报》用词尽量浅白。
有一位知名的教育者说：“单从港人的华文阅读水平来说，他们比我国人民高，我们只须看香港中文报章的遣词用字，与本地华文报章一比，便知本地读者的水平低，如在戴安娜王妃去世后一天，《明报》的封面大标题是‘戴安娜魂断夜巴黎’，多么有诗意的句子；而《联合早报》的同日标题是‘戴安娜与男友撞车惨死’，是一个平淡而缺乏感情的句子。戴妃葬礼举行后的9月7日《明报》标题是‘宠爱留身后，伊人遗心愿’与‘哀歌悠悠，港人同伤感’等动人的字句，想比之下，《早报》则是‘戴安娜长眠故乡’一个平铺直叙的标题。”
这位知名的教育者所说的都是事实。但在华文没有实用价值而又要鼓励学生读报，要求报章用词浅近，是不得不行的。记得多年前，我作为校外考委，考核印度政府派到本地来学习华文的外交官，就发现他们读得懂《人民日报》，却读不懂我们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当时我们的报章保留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语文应用习惯，和香港报章的用词相同，阅读困难很大。就以戴安娜葬礼，《明报》的报道“伊人遗心愿”为例，什么是“伊人”？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书〉那个人（多指女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说：“（文）那个人（多指女性）。”其实，这两部词典的释义都不完整。“伊人”出自《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整部《诗经》只有《蒹葭》用了三次‘伊人’。）这首诗一般认为是情诗，“伊人”是想念的情人，因此具有“那个人”以外的其他意义。那个美丽的人、可爱的人、令人喜欢的人等等附加意义。
“伊人”这个词是一个书面词汇，不是一般人能懂得的。
这位知名的教育者接着说：“华校结束以后，我国的华文程度低落，读华文的年轻学子，离开学校后，大多只会讲华语，而不会读华文报，因此本地报章也只能以最浅白的最通俗的文字去迎合他们了。”这是事实，但不是报章主动迎合，而是李先生对华文报章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让年轻人亲近华文报，看得懂中文报。
后来，他也要求英文报 ——《海峡时报》，设立双语版，让英文教育者有机会接触华文。这个版位的第一任编辑，就是我的前博士生吴元华教授。现在《联合早报》出版的《我报》，也是一份语言比较简易，新闻内容也压缩了的双语报刊，可以免费在地铁站取得。这份报刊，也是在李先生的建议下出版的，目的是让新加坡人继续接触华文。
李先生设法保留华文，给大众提供接触华文的机会，多年来都是如此，用心良苦。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华文完全没有经济价值。华文能在新加坡留下来，是李先生决策的贡献。所以，他反复强调“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掌握不同程度的英语，以便在新加坡谋生，也必须掌握他们能力能及的母语。”“关键是双语。工作上需要英语，保留传统文化需要母语。不容易。”
我曾在1998年说：“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 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我们的母语程度稍微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李光耀内阁资政非常关心母语教育，认为只要我们能将母语保留在适当的程度上，将来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今天我们能够面对新的挑战，就是这个政策的贡献。在评价一项政策时，必须客观，不能感情用事。”
（二）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确，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几年
我和李先生一起学习华语，在上完课之后，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华文和华文教学是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每次谈论，李先生都让我充分表达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如果和他不一致，他会对自己的意见加以解释。有时，我们没办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也就只能彼此保留自己的意见。
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确，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几年。下面的一段话是李先生在2005年说的。这段话，就是他等了四五年之后才说的。
“周清海（教授）教导我华文已有30年之久，我每周与他会面一次。他下决心让他的孩子继续学习华文。我告诉他：‘你等著瞧，当他们达到A水准 时，他们就会开始阅读英文报，而不读华文报。’ 他不相信。我说，他们的功课太繁重，他们的课程都是英文，因此没有时间（兼顾华文）。如果他们得看报纸，英文报是那么简单，读起来快多了。最近我问他，孩子现在是否读华文报，他说他们很少读了。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他们每天要应付生活，但他们仍然拥有华文基础，如果你把他们送到台湾、上海、广州或北京，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就会赶上。没有了那个基础，才是真正的麻烦，真正的损失。”
2011年，李先生又再一次说： “我三个孩子……上了高中，他们完全不看华文报了。因为功课实在忙，应付不了，没有办法再兼顾华文。 我告诉我的华文老师周清海教授这个情况，他不相信，执意要孩子接受百分之百的华文教育。我说， 你看着吧，他们到了高中就不会再看华文报。果真到了高中，他的孩子一个接一个都不看华文报了。
……人生就是这样，谁不同意我的看法，显然是人生阅历还不足。这个课题的争议只存在于那一代人，而且也止于那一代人，现在的情况怎样，大家都很明白了。”
这两段话，非常集中地表现了我们讨论问题时的气氛以及李先生对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基本看法。
我的三个孩子，现在都不看华文报了，他们给我电邮或者电话简讯，多数用英文，因为比较方便，他们也知道我看得懂。只有给妈妈的，才用中文，因为妈妈阅读英文不那么方便。我们给孩子的回邮，或者字条都用中文。这和我们最初的构想差距甚远，我原以为他们两种语言应该能够自由转换，结果却不是，他们的英语远远比他们的华语强，完全应了李先生的预测。但孩子们的华文基础非常好，和其他华语区人士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两个男孩，一个是学金融的， 另外一个是学经济的。日常的工作语言是英文，但到中国、台湾、香港出差、开会，华语完全没有问题。女儿是研究生命工程的，在中国、香港或者台湾参加研讨会，只能用英文发表论文，但能直接用华语回答提问，不需要任何翻译。女儿还曾经被参加研讨会的中国大专教学人士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移民新加坡的？现在，孩子们都当了父母，他们要求我们跟孙子只讲华语。
我和李先生相处，都是非常坦诚的。就是在这个坦诚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友谊。他对我的评语是“若以古典文学的文字来形容他，他堪称一位君子。”而且说“周清海教授是华文教学的先驱”。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李先生担忧新加坡的华族家长会要求子女学习超乎他们能力的华文，因此华文教学必须经常调整。
（三）为了支持我所做的事，李先生还是愿意奔波
我一辈子从事华文研究与华文教学研究，一直关心下面的三个问题：一、新加坡的华文研究与华文的推广；二、在双语教育制度的框架下，怎样更好地做好华文教学的工作；三、培养华文人才，协助他们成长。这三方面，我都尽了绵力，也不时得到李先生充分的支持。
1989年12月26日，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主办“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我受当时担任会长的已故卢绍昌先生的委托， 邀请李先生出席主持开幕仪式。这是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要求。李先生一口就答应了，而且偕同夫人一起出席。
李先生当时是总理，工作非常繁忙。但在开幕的前一天黄昏，我们上完课之后，他亲自赴会场，看了会场的布置， 也试了扩音系统。可见他是如何重视这个开幕式。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而举办学术研讨会，我邀请李先生为主宾，主持研讨会开幕仪式。李先生马上就答应，并且说，主持开幕式过后，愿意拨出一些时间，让研讨会参加者提出问题。当天，国外来的参加者，虽然有人没礼貌地提出了一些作为客人所不应该提出的问题，诸如“南洋理工大学什么时候正名为南洋大学？”
等等 —— 属于新加坡人自己的问题，李先生还是客气地给予回答。提问者忘了，这是个学术研讨会，不是记者招待会。
由我倡议而成立的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如果没有李先生的积极支持，就没有教育部长的支持。大学校长亲自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孔子学院的牌匾，大学理事会通过拨款支持孔子学院的运作，都是在李先生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孔子学院的成立仪式，李先生也应我的邀请亲自主持。我之所以争取李先生的支持，是因为“我要让孔子学院能处在一个被重视的地位”。
我发起编撰的《全球华语词典》，定在2010年发布。中国的朋友托我请李先生当词典的荣誉顾问。我给李先生发了电邮，他也马上就答应，并且给我正式的回信，说“请在出版前让我知道还有谁接受了邀请”。后来我们更进一步邀请他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词典发布座谈会，他也答应了。李先生先到上海，主持世界博览会新加坡馆的开幕仪式后，专程赴北京，参加词典的座谈会，隔一天，再赴日本。李先生当时已经87岁高龄了，但是为了词典，为了支持我所做的事，他还是愿意奔波。
在出版座谈会上，李先生提议在《全球华语词典》的基础上，编撰《全球华语大词典》。他说：“现在的《全球华语词典》只收各地华语有差别的词汇，没有收共同的词汇。希望中国教育部和北京商务印书馆能在《全球华语词典》的基础上，编成《全球华语大词典》，将华语里共同的词汇都收进来。当这样的大词典出版时，就代表了全球华人的智慧，也表现了语言的和谐。”18他的提议，得到中国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把《全球华语大词典》列为中国国家重大的出版项目。
在华文教学、华文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我给李先生提出的建议和李先生上课，我们也不时谈及新加坡的华文教学。这些谈话，就曾经给教育部的高级官员们带来许多不便。他们就曾经当面对我说，如果有什么建议可以直接向他们提出， 不要在李先生面前提及。但当李先生问起一些关于华文和华文教学的事时，我总不能不坦白说出自己的看法，我总不能敷衍他。因为这些谈话，给有关的人员带来不便，不是我有意为之的。
李先生有时也要我在华文教学、华文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提出建议。2001年，我就曾经对吸引马来西亚华族学生的事，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建议书是以英文书写的，我简单译为中文）。建议书包括下列的内容：我对马来西亚华族学生的观察：
马来西亚华族学生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三种语文：英文、中文和马来文。和新加坡的学生比较，他们说英语的能力较弱，而说马来语的能力较强。
马来西亚的华族学生掌握中文的能力和热爱华文文化的热忱，远远超过新加坡学生。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忱远比殖民地时期更高。马来西亚的特殊环境使得他们更热爱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此掌握了更高程度的华文。
南洋理工大学里有关中华文化的活动，他们都积极参与，而且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很强。南大中文学会拥有6到7百个会员，大部分是马来西亚学生。他们参与书法、中国画、表演艺术、歌咏团、文学创作等等活动，也创办文学双月刊。
上面的观察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说明：1997年国际大专华语辩论比赛，在新加坡举行，马来西亚队获得冠军。1999 年在中国举行，马来西亚队获得亚军。由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比赛，小说的得奖者也是马来西亚的大学生。这些都不是偶然的现象。
他们和新加坡学生和谐相处，那些说流利英语的，都能和新加坡学生共同组织各种学生活动。他们也愿意成为新加坡公民。除了来自沙巴的学生之外，他们大部分都希望能留在新加坡工作。
建议：
1. 新加坡的大专机构开设中文副修，让在大专里就读的新马学生选修，以培养中文人才。马来西亚学生选修中文副修，能刺激本地学生的学习。
2. 吸收马来西亚中文大专的学生来新加坡学习：南方学院等四所马来西亚的私立大专，只提供三年课程，我们可以吸收它们的毕业生到来学习，以取得学士学位，然后留在这里工作。
3. 吸收独中和其他私立中文大专以及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新加坡当华文教师。 2004年6月3日，我对华文教学再一次提出书面的意见（这个书面意见也是以英文书写，我简单译为中文）：
一、政策的层面：在多种语言，多种民族的新加坡社会里，普及英语作为行政语言，各民族之间沟通的语言，是非常成功的。但对于母语，我们不考虑家庭背景，只限定一个程度，恐怕是不现实的。以华文为例，对那些家里说华语的学生来说，程度太低了，而对于没有华语背景的学生，程度可能太高了。如果我们考虑学生的家庭语言背景，政策上应该允许有不同程度的华文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