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華文的學習價值還沒有顯現出來，那時，李先生擔心新加坡兩份華文報的相互競爭，將對華文報的生存造成威脅，因此，他將《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合拼為《聯合早報》，並且和英文的《海峽時報》等組成了報業控股，讓華文報工作人員的待遇和英文報一樣。這樣做，保證了華文報的生存。
對於華文報的語言，李先生要求語言正確，儘量向普通話靠攏，並且建議從海外聘請專門人員，專責監督《聯合早報》的用語。同時，為了減輕年輕人讀報的負擔，吸引他們讀華文報，也要求《聯合早報》用詞儘量淺白。
有一位知名的教育者說：「單從港人的華文閱讀水平來說，他們比我國人民高，我們只須看香港中文報章的遣詞用字，與本地華文報章一比，便知本地讀者的水平低，如在黛安娜王妃去世後一天，《明報》的封面大標題是『黛安娜魂斷夜巴黎』，多麼有詩意的句子；而《聯合早報》的同日標題是『黛安娜與男友撞車慘死』，是一個平淡而缺乏感情的句子。戴妃葬禮舉行後的9月7日《明報》標題是『寵愛留身後，伊人遺心愿』與『哀歌悠悠，港人同傷感』等動人的字句，想比之下，《早報》則是『黛安娜長眠故鄉』一個平鋪直敘的標題。」
這位知名的教育者所說的都是事實。但在華文沒有實用價值而又要鼓勵學生讀報，要求報章用詞淺近，是不得不行的。記得多年前，我作為校外考委，考核印度政府派到本地來學習華文的外交官，就發現他們讀得懂《人民日報》，卻讀不懂我們的《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當時我們的報章保留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語文應用習慣，和香港報章的用詞相同，閱讀困難很大。就以黛安娜葬禮，《明報》的報道「伊人遺心愿」為例，什麼是「伊人」？
《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說：「〈書〉那個人（多指女性）」；《現代漢語規範詞典》說：「（文）那個人（多指女性）。」其實，這兩部詞典的釋義都不完整。「伊人」出自《詩經·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整部《詩經》只有《蒹葭》用了三次『伊人』。）這首詩一般認為是情詩，「伊人」是想念的情人，因此具有「那個人」以外的其他意義。那個美麗的人、可愛的人、令人喜歡的人等等附加意義。
「伊人」這個詞是一個書面詞彙，不是一般人能懂得的。
這位知名的教育者接著說：「華校結束以後，我國的華文程度低落，讀華文的年輕學子，離開學校後，大多只會講華語，而不會讀華文報，因此本地報章也只能以最淺白的最通俗的文字去迎合他們了。」這是事實，但不是報章主動迎合，而是李先生對華文報章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讓年輕人親近華文報，看得懂中文報。
後來，他也要求英文報 ——《海峽時報》，設立雙語版，讓英文教育者有機會接觸華文。這個版位的第一任編輯，就是我的前博士生吳元華教授。現在《聯合早報》出版的《我報》，也是一份語言比較簡易，新聞內容也壓縮了的雙語報刊，可以免費在地鐵站取得。這份報刊，也是在李先生的建議下出版的，目的是讓新加坡人繼續接觸華文。
李先生設法保留華文，給大眾提供接觸華文的機會，多年來都是如此，用心良苦。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華文完全沒有經濟價值。華文能在新加坡留下來，是李先生決策的貢獻。所以，他反覆強調「每一個新加坡人必須掌握不同程度的英語，以便在新加坡謀生，也必須掌握他們能力能及的母語。」「關鍵是雙語。工作上需要英語，保留傳統文化需要母語。不容易。」
我曾在1998年說：「我國的雙語教育政策，不只解決了母語的政治問題，解決了我國成長時代就業不平等的社會問題，也將不同的、兩極化華英校學生，拉近了距離，而且在建國過程中，為母語提供了一個浮台，讓母語保留了下來， 更加普及化，並對我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雖然，我們的母語程度稍微降低了，但這樣的犧牲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李光耀內閣資政非常關心母語教育，認為只要我們能將母語保留在適當的程度上，將來有機會發展時，就能夠在這個基礎上往前發展。今天我們能夠面對新的挑戰，就是這個政策的貢獻。在評價一項政策時，必須客觀，不能感情用事。」
（二）為了證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確，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幾年
我和李先生一起學習華語，在上完課之後，經常討論各種問題，華文和華文教學是經常討論的問題之一。每次談論，李先生都讓我充分表達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如果和他不一致，他會對自己的意見加以解釋。有時，我們沒辦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也就只能彼此保留自己的意見。
為了證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確，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幾年。下面的一段話是李先生在2005年說的。這段話，就是他等了四五年之後才說的。
「周清海（教授）教導我華文已有30年之久，我每周與他會面一次。他下決心讓他的孩子繼續學習華文。我告訴他：『你等著瞧，當他們達到A水準 時，他們就會開始閱讀英文報，而不讀華文報。』 他不相信。我說，他們的功課太繁重，他們的課程都是英文，因此沒有時間（兼顧華文）。如果他們得看報紙，英文報是那麼簡單，讀起來快多了。最近我問他，孩子現在是否讀華文報，他說他們很少讀了。這是我們真正的問題。他們每天要應付生活，但他們仍然擁有華文基礎，如果你把他們送到台灣、上海、廣州或北京，六個月到一年，他們就會趕上。沒有了那個基礎，才是真正的麻煩，真正的損失。」
2011年，李先生又再一次說： 「我三個孩子……上了高中，他們完全不看華文報了。因為功課實在忙，應付不了，沒有辦法再兼顧華文。 我告訴我的華文老師周清海教授這個情況，他不相信，執意要孩子接受百分之百的華文教育。我說， 你看著吧，他們到了高中就不會再看華文報。果真到了高中，他的孩子一個接一個都不看華文報了。
……人生就是這樣，誰不同意我的看法，顯然是人生閱歷還不足。這個課題的爭議只存在於那一代人，而且也止於那一代人，現在的情況怎樣，大家都很明白了。」
這兩段話，非常集中地表現了我們討論問題時的氣氛以及李先生對新加坡華文教學的基本看法。
我的三個孩子，現在都不看華文報了，他們給我電郵或者電話簡訊，多數用英文，因為比較方便，他們也知道我看得懂。只有給媽媽的，才用中文，因為媽媽閱讀英文不那麼方便。我們給孩子的回郵，或者字條都用中文。這和我們最初的構想差距甚遠，我原以為他們兩種語言應該能夠自由轉換，結果卻不是，他們的英語遠遠比他們的華語強，完全應了李先生的預測。但孩子們的華文基礎非常好，和其他華語區人士交流，完全沒有問題。兩個男孩，一個是學金融的， 另外一個是學經濟的。日常的工作語言是英文，但到中國、台灣、香港出差、開會，華語完全沒有問題。女兒是研究生命工程的，在中國、香港或者台灣參加研討會，只能用英文發表論文，但能直接用華語回答提問，不需要任何翻譯。女兒還曾經被參加研討會的中國大專教學人士問道：你是什麼時候移民新加坡的？現在，孩子們都當了父母，他們要求我們跟孫子只講華語。
我和李先生相處，都是非常坦誠的。就是在這個坦誠的基礎上，我們建立了友誼。他對我的評語是「若以古典文學的文字來形容他，他堪稱一位君子。」而且說「周清海教授是華文教學的先驅」。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李先生擔憂新加坡的華族家長會要求子女學習超乎他們能力的華文，因此華文教學必須經常調整。
（三）為了支持我所做的事，李先生還是願意奔波
我一輩子從事華文研究與華文教學研究，一直關心下面的三個問題：一、新加坡的華文研究與華文的推廣；二、在雙語教育制度的框架下，怎樣更好地做好華文教學的工作；三、培養華文人才，協助他們成長。這三方面，我都盡了綿力，也不時得到李先生充分的支持。
1989年12月26日，新加坡華文研究會主辦「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我受當時擔任會長的已故盧紹昌先生的委託， 邀請李先生出席主持開幕儀式。這是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要求。李先生一口就答應了，而且偕同夫人一起出席。
李先生當時是總理，工作非常繁忙。但在開幕的前一天黃昏，我們上完課之後，他親自赴會場，看了會場的布置， 也試了擴音系統。可見他是如何重視這個開幕式。
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為了慶祝成立10周年而舉辦學術研討會，我邀請李先生為主賓，主持研討會開幕儀式。李先生馬上就答應，並且說，主持開幕式過後，願意撥出一些時間，讓研討會參加者提出問題。當天，國外來的參加者，雖然有人沒禮貌地提出了一些作為客人所不應該提出的問題，諸如「南洋理工大學什麼時候正名為南洋大學？」
等等 —— 屬於新加坡人自己的問題，李先生還是客氣地給予回答。提問者忘了，這是個學術研討會，不是記者招待會。
由我倡議而成立的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如果沒有李先生的積極支持，就沒有教育部長的支持。大學校長親自到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孔子學院的牌匾，大學理事會通過撥款支持孔子學院的運作，都是在李先生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孔子學院的成立儀式，李先生也應我的邀請親自主持。我之所以爭取李先生的支持，是因為「我要讓孔子學院能處在一個被重視的地位」。
我發起編撰的《全球華語詞典》，定在2010年發布。中國的朋友托我請李先生當詞典的榮譽顧問。我給李先生髮了電郵，他也馬上就答應，並且給我正式的回信，說「請在出版前讓我知道還有誰接受了邀請」。後來我們更進一步邀請他出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詞典發布座談會，他也答應了。李先生先到上海，主持世界博覽會新加坡館的開幕儀式後，專程赴北京，參加詞典的座談會，隔一天，再赴日本。李先生當時已經87歲高齡了，但是為了詞典，為了支持我所做的事，他還是願意奔波。
在出版座談會上，李先生提議在《全球華語詞典》的基礎上，編撰《全球華語大詞典》。他說：「現在的《全球華語詞典》只收各地華語有差別的詞彙，沒有收共同的詞彙。希望中國教育部和北京商務印書館能在《全球華語詞典》的基礎上，編成《全球華語大詞典》，將華語裡共同的詞彙都收進來。當這樣的大詞典出版時，就代表了全球華人的智慧，也表現了語言的和諧。」18他的提議，得到中國有關單位的積極支持，把《全球華語大詞典》列為中國國家重大的出版項目。
在華文教學、華文人才的培養等方面我給李先生提出的建議和李先生上課，我們也不時談及新加坡的華文教學。這些談話，就曾經給教育部的高級官員們帶來許多不便。他們就曾經當面對我說，如果有什麼建議可以直接向他們提出， 不要在李先生面前提及。但當李先生問起一些關於華文和華文教學的事時，我總不能不坦白說出自己的看法，我總不能敷衍他。因為這些談話，給有關的人員帶來不便，不是我有意為之的。
李先生有時也要我在華文教學、華文人才的培養等方面提出建議。2001年，我就曾經對吸引馬來西亞華族學生的事，提出一些建議（這個建議書是以英文書寫的，我簡單譯為中文）。建議書包括下列的內容：我對馬來西亞華族學生的觀察：
馬來西亞華族學生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三種語文：英文、中文和馬來文。和新加坡的學生比較，他們說英語的能力較弱，而說馬來語的能力較強。
馬來西亞的華族學生掌握中文的能力和熱愛華文文化的熱忱，遠遠超過新加坡學生。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熱忱遠比殖民地時期更高。馬來西亞的特殊環境使得他們更熱愛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因此掌握了更高程度的華文。
南洋理工大學裡有關中華文化的活動，他們都積極參與，而且他們之間的凝聚力很強。南大中文學會擁有6到7百個會員，大部分是馬來西亞學生。他們參與書法、中國畫、表演藝術、歌詠團、文學創作等等活動，也創辦文學雙月刊。
上面的觀察可以從下列事實得到說明：1997年國際大專華語辯論比賽，在新加坡舉行，馬來西亞隊獲得冠軍。1999 年在中國舉行，馬來西亞隊獲得亞軍。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世界華文文學比賽，小說的得獎者也是馬來西亞的大學生。這些都不是偶然的現象。
他們和新加坡學生和諧相處，那些說流利英語的，都能和新加坡學生共同組織各種學生活動。他們也願意成為新加坡公民。除了來自沙巴的學生之外，他們大部分都希望能留在新加坡工作。
建議：
1. 新加坡的大專機構開設中文副修，讓在大專里就讀的新馬學生選修，以培養中文人才。馬來西亞學生選修中文副修，能刺激本地學生的學習。
2. 吸收馬來西亞中文大專的學生來新加坡學習：南方學院等四所馬來西亞的私立大專，只提供三年課程，我們可以吸收它們的畢業生到來學習，以取得學士學位，然後留在這裡工作。
3. 吸收獨中和其他私立中文大專以及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來新加坡當華文教師。 2004年6月3日，我對華文教學再一次提出書面的意見（這個書面意見也是以英文書寫，我簡單譯為中文）：
一、政策的層面：在多種語言，多種民族的新加坡社會裡，普及英語作為行政語言，各民族之間溝通的語言，是非常成功的。但對於母語，我們不考慮家庭背景，只限定一個程度，恐怕是不現實的。以華文為例，對那些家裡說華語的學生來說，程度太低了，而對於沒有華語背景的學生，程度可能太高了。如果我們考慮學生的家庭語言背景，政策上應該允許有不同程度的華文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