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作者周清海教授是語言學家，新加坡國會教育委員會委員。他曾是李光耀先生的華文老師，他們倆也會經常談話交流。周教授是如何看待李光耀對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策略和實踐的呢？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一）為了生存，我們必須以英語為行政語言
李先生是愛護華文的，他並不反對華文。他是從新加坡國家的前途看待華文和華文教學，和一般華文教育擁護者只從華文的立場看問題，大不相同。有些人認為「李光耀是新加坡中華文化和華文教育的終結者」，「李光耀的歷史地位，在政治上也許是褒多於貶；但在華教這一塊，至少到今天為止，還是非常負面的。這恐怕會是他此生最大的遺憾。」
持這種觀點的，都是純華校出身的，和我同一個時代的人，尤其是馬來西亞的華校生。但我認為這樣的批評，是不全面的，是不公允的，也是偏激的、誇大其詞的。
新加坡的華文比我做學生的時代，更為普及。人民行動黨執政之前，有將近一半的華族學生在英校就讀，他們不必修讀華文，因此大部分是不懂華文的。人民行動黨執政之後，實行了雙語教育政策，才規定所有在校的華族學生，就讀於華校的，必須修讀英文；而就讀於英校的，必須修讀華文。在雙語教育政策下，年輕的新加坡人，都或多或少掌握了雙語，也造就了今天華語的普及。至於中華文化，至今仍然存留在新加坡。一個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多元種族社會裡最大族群的文化，誰也終結不了。
華文教育，如果指的是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教育，那麼華文教育的終結是因為新加坡華社的領導者太短視了。他們熱愛自己的語言文化，以至沒看到新加坡以英文作為行政語言的重要性。當時，華文教育者普遍把英文當作殖民地政府的語言，在反殖民統治的大浪潮之下，誰也沒有把學好英文當一回事。當時的華族家長又大部分受教育不多，他們更不了解英語作為行政語言的重要性，而華社領導者也沒有調整教育，沒有能力應變，導致了華校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永遠吃虧的純華文教育者。這些人都沒掌握好英文，我就是這批純華文教育者之一。
我深切體味到在多元種族社會裡，只懂華文而被邊緣化的痛苦。李先生曾對我說：「如果你的英文好，成就不會是這樣的。」這一批批華校生不能在新加坡多元種族的社會裡競爭，家長看到了這個現實，為了兒女的前途，最終選擇了英校。
在這個大趨勢下，只有規定在學校里就讀的所有華族子弟，華文是他們必修的科目，才有可能保存華文，挽救華文的命運。從這個角度觀察，讓華文在新加坡存留下來，恰恰是李先生決策的結果。
對於華文教育支持者的看法，李先生認為他們不懂教育，更沒從新加坡建國的整體需要看待華文問題。李先生給我的電郵說：
「我們是處在東南亞的多元種族社會，不可能以華語為工作語言，只能是英語。英語成為了我們的工作語言之後，其他的一切便隨著發生了。」
「為了我們的生存，不只是經濟的，也是作為一個國家國民的需要，我們做了十分重要的決定，以英語為工作語言，行政語言，雖然英語不是三大種族的母語。這個決定給我們帶來了利益。
……任何時候，一個人只能精通一種語言。他當然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第二或者第三種語言。在新加坡，必須精通的語言就是英語。如果你接受這個現實。那麼，母語就不可能成為新加坡人應該精通的語言。要華文的程度能和中國、台灣、香港一樣，是不現實的。馬來西亞的華人，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在家裡也用華文，華文才可能成為第一語文。
……我們能做的就是給大部分的華族學生奠下堅實的基礎，以備將來需要時，他們能在這個基礎上往前發展。」
李先生上面的這些看法，都是緊緊聯繫著新加坡的社會現實的。如果你選擇忽視這些社會現實，當然可以得出和李先生不同的結論。馬來西亞的華人就有人認為「為了國家的繁榮而犧牲母語教育和方言，新加坡華人及其政府可謂『滅族求榮』。更可笑的是，新加坡華人自滅族語竟然毫無歉疚感。可恥可惡可憐可笑也。」
其實，新加坡被馬來西亞政府趕出來，被迫獨立之後， 為了發展經濟，為了國內各種族的和諧相處，不能不選英文為行政語文，華文只能是第二語文。獨立後，新加坡的發展，證明了這個決策是正確的。將這個決策說成「滅族求榮」，是何等的誇大，何等的冬烘。
即使在中國崛起之後，華文的用途越來越廣之時，資政也認為： 「面對中國的不斷崛起，新加坡可能必須在學校里提高華文程度，以照顧那些將來在中國工作或者在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學生的利益。即使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美國，也不能提供我們所享有的現在生活水平，華文將始終保留第二語言的地位。中國只占有我們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新加坡的繁榮是靠世界維持的—— 不只是美國，也包括英國、德國、法國、荷蘭、澳洲等等。這些國家都以英語作為商業活動的語言，而不是華語。在將來的任何時候，考慮以華語作為工作語言，都是愚蠢的。更何況就是中國，從幼兒園到大學都積極地在學習英語。」
「……我說過，我看不出新加坡的生存必須依賴中國經濟。如果我們只是說華語，我們不會有今天的新加坡。中國即使強大10倍有什麼分別？也會讓我們也強大10倍嗎？不。我們的繁榮是靠和世界的聯繫。」
新加坡的華文教學面對的另外一個難題，是少數從事華文教學和研究的人員，標新立異，他們認為華文教學應該「去文化化」，把華文教學向外語教學的方向推進。
我認為，從母語教學的角度看，語言能力的問題和文化的問題，是同等重要的。
1990年，李先生在為新加坡華文研究會舉辦的「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上的開幕致詞里，就對語言和文化問題，說了下面的話：
「新加坡的華人，由於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將會而且必須繼續使用自己的語言來交談、閱讀和書寫。這是認清自己民族特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特別是在這個由英語和美國文化通過印刷品和電子媒介所支配的世界裡，這種需要特彆強烈。
……我們將能培養一批精通華文第一語文的學生，並且確保這批人能扮演教師、翻譯員、外交官和商人等重要角色，通過報章、電視等途徑，把華文傳授給下一代。這些人將協助保留華文，使華文在新加坡社會裡、文化里充滿活力，成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李先生給我的電郵也說：「為了讓新加坡人民能夠生活下去，我們以英語為工作語言。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但我們必須儘可能維持華文，以支持我們的文化，以及和說華語的世界聯繫……。」
新加坡當然也需要一群華文能力較強的學者、教師和媒體工作者，但這些人是少數，李先生認為大約是3%，可能的話5%。同時，他也認為「我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公共場合講華語，以便全體新加坡華人都生活在講華語的環境中。」他主要的觀點是：只要華語普及了，華語就會留下來。這是他發起講華語運動的主要原因。他不只一次強調：「我們必須確保華文存在，而且是新加坡社會的一部分。」
為了新加坡人的生存，我們必須以英語為行政語言，必須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華語只能是第二語言。這樣做，目的不是在終結華文教育，而是協助華文教育轉型。年輕的新加坡人有了一定的華文程度，在需要時，就能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那些有華語語言天賦、並且準備投身於和華文有關的事業的，我們的教育制度也提供足夠的條件，讓他們發展，鼓勵他們發展，使華語成為他們的第一語言。
李先生每一次到中國訪問，見到在那裡工作的年輕新加坡人，就要問起他們，在中國工作，華文有沒有問題？當他得到的答案是，只要半年到一年，華文就能趕上來。李先生就覺得安慰。他不斷向我強調：奠下適當的華文程度是非常關鍵的。
講華語運動是為了給華社一些安慰，才發起的？
講華語運動之前，新加坡華族最普及的語言是閩南話。閩南話廣泛運用，留了下來，對新加坡是不利的。更何況新加坡的閩南話，是沒有書面語支持的閩南話，和香港的粵語不同。講華語運動就是有意創造、普及講華語的大社會環境，以華語替代方言，並進一步支持學校里的華文教學。如果沒有講華語運動，新加坡社會上的華語不可能這樣普及。 普及的華語，是我們珍貴的社會資產。香港的華語，如果要像我們那麼普及，需要多年的努力才可能達到。我們所不足的是，華語的文化成分，顯然太低了。如果和香港粵語所帶有的文化成分相比，我們需要相當時間的努力，才能辦到。
李先生說：「那個報告書（指1979年的《吳慶瑞報告書》）指出，廣泛應用方言是有效學習華語的障礙。講華語運動就是這個發現的其中一個結果。」 講華語運動發起於1979年，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在1980年合併，成為國立新加坡大學。因此，有人說，講華語運動是為了給華社一些安慰，才發起的。這樣的評論，就是沒有看清楚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
李先生說：「新加坡有25%人口是非華人，政府不得不採用英語作為各族之間的共同語言。如果我們讓方言普遍使用的情況繼續存在，那麼英語勢必成為新加坡不同籍貫的華人之間的共同語。大家講一種語言當然比講兩種語言方便， 但是當時我們考量的重點不是方便不方便，而是怎樣才能生存？怎樣才能保存傳統，讓人民活得有尊嚴？」
「如果我們讓方言普遍使用的情況繼續存在，那麼英語勢必成為新加坡不同籍貫的華人之間的共同語。」這才是發起講華語運動的真正原因。另外，他進一步說：「我們的關注點是這20%社會最底層的人，要讓英語成為他們的日常用語……是永遠做不到的事。既然他們只有掌握一種語文的能力，那麼，與其讓粗糙的福建話成為他們的日常用語，為什麼不推廣華語，使華語成為包括他們在內的全體新加坡華人的通用語呢？」
其實，1979年到1980年之間，是新加坡教育大調整的年代。在雙語教育的調整和大學教育的重組之外，語言的社會運動也在這個時候提出來。這是一個為了新加坡前途而進行的大調整。 李資政在晚年（89歲），還再一次談及華語和方言的問題，他說： 「有時候，當我對某些事情有強烈的意見時，我會將意見告訴總理。當政府在考慮從新將方言節目在免費頻道播放，就是一個例子。有建議說：『華語已經在人民中間非常普及了，我們可以回到方言， 讓年老的可以觀賞方言連續劇。』我反對。我指出，當我是總理時，禁止方言節目，鼓勵人民說華語，是付出沉重的代價的。為什麼要走回頭路呢？我和華族整代人對抗：他們喜愛的方言節目被刪掉了。李大傻是很有名的說書人，他在麗的呼聲的節目就停止了。我為什麼要讓廣東話和福建話去影響下一代？如果你恢復方言節目，你將會發現一部分年老的一代開始和他們的孩子或者孫子說方言。方言一定會逐漸恢復的。
每個國家都需要一種大家都懂得的語言。將英國留給我們的四種源流的學校綜合起來，就是非常艱難的事。……使英語成為所有學校的教學語言，母語作為第二語言，我必須在不同的戰線上作戰。……
最後，市場價值解決了這個難題。英語跟世界接軌，吸引國際機構；母語使我們跟中國、印度和印尼聯繫。這是關鍵性的。如果人民做不同的選擇， 新加坡就是死氣沉沉。
……情感和實際的原因，我們需要華文第二語文。我們不需要方言。將我們用了那麼多時間、精力和政治代價才達到的 —— 將方言從媒體中除去—— 取消，將是愚蠢的。」
新加坡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內改變了人民的社會用語習慣，從華人之間在公共場合講閩南話，不同種族之間講通俗的馬來語，到廣泛採用英語，使華語成為新加坡華人的共同語，並且建立了雙語教育制度，都是李先生的貢獻。
雙語教育的推行不是一帆風順的雙語教育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李先生說「40年前，新加坡推行了一個具有前瞻性，但卻不討好的雙語教育政策。」他把推行雙語教育制度，當作他一生的挑戰。有一次，李先生也向我提及一個部長的孩子，因為華文不及格， 必須送到外國讀大學。他說「我們不能因為一小部分人覺得華文難學而放棄雙語政策。」「規定華文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升大學，是要付政治代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