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华博士（Dr. N. W. Goh），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副总编辑，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客座教授。研究兴趣：新加坡政府语文政策、语言计划，社会语言，跨文化研究，新闻学，新加坡政治，区域政治。出版《新加坡良治之道》等专著20余部。
摘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自1959年在全民选举中获胜起，就在接下来每四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中蝉联执政至今。全国20多个反对党，每次竞选期间，在公开活动、秘密投票的民主选举中跟行动党争夺政权，但都无法取得显著的成果。其主要原因是行动党执政这么多年来依然信守创党时的诺言，勤政爱民，廉洁自律，建设国家的辉煌政绩，推动新加坡持续发展与繁荣的良治之道。本文以新闻体综合学者对良治与民主的关系的不同观点，新加坡政府领导对良治与自由民主的独特见解。
关键词：民主 公共政策 良治
“建国以来政府的治理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善治’。”
——新加坡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2013年5月
一 新加坡居良治榜首
美国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2013年3月3日发表在《治理期刊》（Governance Journal）的论文《什么是治理？》中，将新加坡名列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榜首。这是新加坡继多项成就名列世界前茅的荣誉后的另一顶桂冠。英国华威（Warwick）大学校长在2013年4月的一篇演讲中，也高度肯定新加坡的成就说：“新加坡充分利用它在地球上所处的优越位置，把自己发展成几乎无与伦比的国际商贸枢纽。”
2007年4月22日，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维拓（Richard Vietor）在亚洲新闻台的访谈节目中说“新加坡是有效政府的最佳例子”；2008年，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公司也认为“新加坡是本区域政治与社会最稳定的国家”。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监察与研究处处长班吉教授在《2008/2009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推介会上说，新加坡完全找不到贫民窟，单是这点已是许多大城市至今都无法达到的一项成就。和其他城市相比，无论是绿化环境、公共运输或住屋，新加坡可说是成就非凡。尽管各国城市面对的问题都不相同，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具备很好的借鉴价值。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新加坡的成就尤其赞赏。他说：“有很多原因让我很喜欢来新加坡，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治国观点：务实、万事难不倒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它每天都在各个方面适应世界的变化。有个新加坡人这样说：‘新加坡人是日夜都感忧虑的人，我们不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不断改变以适应世界。’正是这种不敢懈怠的精神让新加坡与众不同。其实，这也应该是联合国的座右铭。在联合国，各种各样的忧虑每天接踵而来。有时候，我真不晓得如何着手处理。新加坡应对问题的方法，可为必须应付气候变化、维和任务、水资源和食物短缺等不同挑战的联合国提供借鉴。新加坡处于创新与改变的最前沿。你们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方面，你们是创新的楷模。”
在现代新兴国家里，新加坡共和国是一朵奇葩。它从一个多种（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移民圈地而居的英国殖民地，在短短40多年里由第三世界（Third World）跃升第一世界（First World）之林，成为全球跨国企业云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国际大都会，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头。它小国寡民，资源匮缺，但其政府作为良治的品牌蜚声国际，成为许多国家借鉴发展经验的“取经”对象。
新加坡最大反对党——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也承认，“建国以来政府的治理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善治’。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即便在个别领域对政府有不满，也会通过合理的渠道向政府寻求帮助，而不会寻求推翻政府，这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发展优势”。
二 政治学者对良治与民主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
上述弗朗西斯·福山于2013年3月发表在《治理期刊》上《什么是治理？》的文章里，对民主和良治间做了微妙的区分。他指出，“目前发达社会的正统观念”，也就是相信“民主和良治是缺一不可的”，“更多是理论而不是实际经验所显示的事实”。他认为，“政府的素质是能力和自主性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取决于是否存在民主政体”。新加坡资深外交家、政治学学者马凯硕教授赞同福山的这个观点说：自由民主固然是人人向往的制度，但不是实现良治不可或缺的条件。
他说：“直截了当地说，民主不是良治的必要或足够条件……是的，没有民主也可能有良治。任何怀疑这种说法的人，应该看看中国政府过去30年的纪录。它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成功地让更多人脱贫、受教育、延长他们的寿命，并创造了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社会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比中国政府做得更好。因此，否认中国人享有良治，那简直是精神错乱（Insane）。”
他觉得西方人着重的更多是良治的方式而不是成绩，“很明显的，有最好的程序但成绩却乏善可陈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人们只想知道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换言之，能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或许这就是向来崇尚西方式民主的福山改变了对民主含义的看法的原因，毕竟事实胜于理想。
2011年12月5日，《环球时报》社评《用民主造福人民，而非讨好西方》认为：“西方的真正兴趣大概不是要把民主推向世界，而是要借这个过程，把西方的利益向全球扩张……民主制度进入非西方国家，必然与各国政治现实发生复杂的磨合。这种磨合未必不会导致比西方现行体制更有活力的成果，但西方要求民主必须是‘纯的’，这样一来，就不会有碰撞与磨合带来的跨越，一切变成学习资本主义道路的‘从头开始’。西方永远高高在上就成为客观的结果……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必须有强大的意志。不能顺着西方舆论来，也不能成心逆着西方的经验走。怎么对中国好，我们就怎么做，这个道理永远都不会错。”这观点无疑代表目前中国执政党对民主政治的立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里提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采用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的选择。
美国投资家罗杰斯（Jim Rogers）数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施行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政绩：“中国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资本家。”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也感叹：“研究中国为将来所作的投资的能力，我不觉得我们的制度是错误的，我倒是觉得我们糟蹋了自己正确的制度。我们的民主居然无法像专政的中国那样发动人民专心致志……团结和坚忍不拔地干些大事情，这根本就不合理。”
另一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人驾驭资本主义远比美国人高明：“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所展现的最大讽刺之一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在管理资本主义的危机方面可能远比民主选举的美国政府高明。”
总之，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短短30年在各方面的快速发展，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形容为“人类史无前例的”奇迹。
马凯硕认为，“福山的文章可以作的最大贡献，是让西方思维看到新的可能性。西方人开启其视角时，将发现许多良治的宝贵例子。当西方的美国和欧洲政府等在为人民提供基本水平的良治都面对困难之际，这些例子更具意义”。新加坡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也说，“从政治的发展来看，民主是一个不坏的制度，但是民主也并非就是完美的”。
可是，美国的精英阶层大多相信美国式的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各国都应该效仿。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海大卫（David Adelman）上任前就曾公开表示，要以公共外交强化新加坡的民主，几乎是要干涉新加坡的内政。2009年11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提名听证会上问他，是否有意或打算如何针对民主与新闻自由的课题与新加坡交涉。他当时答说：“我们要搞清楚，目前新加坡的政治绝对不是多党民主体制，我一旦成为大使，将透过公共外交来促进新加坡的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并最终促使新加坡的反对党有更多的政治空间，从而强化新加坡的民主，使它成为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海大卫没料到他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这番话，会在新加坡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他就任后在新加坡的记者见面会上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竟然否认他当时在听证会上所发表的这番言论是针对新加坡的，“我在听证会上所说的并不是非比寻常的话，而是美国大使过去200年出使世界各国时都说的话”。他表示，不会对新加坡的国内政治参与意见，因为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应由新加坡人来决定。“我不打算，也没兴趣成为新加坡国内政治的一分子。”他在记者会上重申：“干预新加坡内政对美国一点利益都没有，美国要做的只是继续把本身树立为民主国家的成功典范。美国人都对我们的民主深感自豪，这是众所周知的。”新加坡政界和新闻工作者都觉得，他终于明白新加坡政府在这个课题上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以及外国人不得干预新加坡内政的坚定立场。
三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自由民主观
西方自由主义者推崇“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发展模式，并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产生良治。李光耀对此持不同的看法。2009年他在接受美国彭博新闻社访问时指出，如今人们已经提出异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经济增长靠什么？（社会）秩序、（政策的）确定性、连贯性、（人民）勤劳、（政府的）亲市场政策、储蓄和投资、贸易、教育和培训（Order，certainty，consistency，hard work，market-friendly policies，savings and investments，trade，education and training）。这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开放经济，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和民主政治的优越性（Stresses on open economies and minimal state intervention，and is based on the superiorit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一）民主选举如儿戏的坏影响
李光耀虽然接受西方教育，对西方政治制度也了如指掌，但他不赞成全盘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他说他不信服民主的优越性的看法：“民主若果真是较佳的制度，那它本该像市场经济那样，早已征服世界了。”不过，他觉得民主有一个优点，即让政府在非暴力情况下替换。
许多国家的民主选举犹如儿戏，形形色色的候选人在选前或玩种族牌，或玩宗教牌，或公开偷录的性爱/偷情视频打击对方，或明目张胆地贿赂、恐吓选民，几乎都花言巧语地对选民夸下海口，许诺明知无法兑现的种种诺言等伎俩骗取选票。进入国会后，他们以公权牟私利，哪还记得对选民的那些承诺。这样的例子举目皆是。
2013年5月5日马来西亚全国大选的结果显示出严重的种族政治倾向。许多无缘享受进步果实的马来族选举反对党马来族候选人，在政治上不享受公平待遇的许多华族则选举反对党华族候选人。首相纳吉承认选举结果凸显社会分化现象严重，但也归咎于“华人海啸”（Chinese Tsunami），呼吁进行“全国和解”运动；前首相马哈迪干脆公开指责华族选民“忘恩负义”和许多马来族选民的“贪婪”，使执政联盟的表现很不光彩。政界与学术界则发出警讯：纵使是民主选举，但政客公然大玩种族牌和宗教牌，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越陷越深，不利于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更甭说发扬自由民主的政治精神了。
2013年5月14日，马来西亚主要的英文报《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发表一篇选后评论《马来西亚的民主危机》（Malaysia’s crisis of democracy）指出，很多马来西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是选民之中“沉默”的大多数（A“silent”majority of the electorate）——那些放弃投票权的合格选民。执政联盟和反对党联盟各获得约500万张选票，但另外约500万合格选民弃权。表面上看来，那些弃权的选民似乎无关紧要，顶多说他们是骑墙者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往深层思考，这绝非小事。研究经济学是研究理性的人类如何做决定。在大选中投下一票是一个决定，不投票也是一个决定。“那么，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那么多合格选民决定不投票则是民主的危机。”
民主政治也无法阻止不合格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让社会上的坏分子乘机“漂白”自己，然后以合法身份继续干坏事。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在“世界最大民主国”印度，很多国会议员曾是贪污犯、杀人犯、强奸犯、流氓恶霸等，他们以各种手段混入国会，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的人民代议士！还有些则是长得漂亮的或扮演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角色的影视明星，被痴迷的观众送入国会充当花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