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元華博士（Dr. N. W. Goh），新加坡《聯合早報》前副總編輯，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客座教授。研究興趣：新加坡政府語文政策、語言計劃，社會語言，跨文化研究，新聞學，新加坡政治，區域政治。出版《新加坡良治之道》等專著20餘部。
摘要：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自1959年在全民選舉中獲勝起，就在接下來每四五年一次的國會選舉中蟬聯執政至今。全國20多個反對黨，每次競選期間，在公開活動、秘密投票的民主選舉中跟行動黨爭奪政權，但都無法取得顯著的成果。其主要原因是行動黨執政這麼多年來依然信守創黨時的諾言，勤政愛民，廉潔自律，建設國家的輝煌政績，推動新加坡持續發展與繁榮的良治之道。本文以新聞體綜合學者對良治與民主的關係的不同觀點，新加坡政府領導對良治與自由民主的獨特見解。
關鍵詞：民主 公共政策 良治
「建國以來政府的治理成績有目共睹，可以說基本上實現了『善治』。」
——新加坡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2013年5月
一 新加坡居良治榜首
美國政治學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2013年3月3日發表在《治理期刊》（Governance Journal）的論文《什麼是治理？》中，將新加坡名列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榜首。這是新加坡繼多項成就名列世界前茅的榮譽後的另一頂桂冠。英國華威（Warwick）大學校長在2013年4月的一篇演講中，也高度肯定新加坡的成就說：「新加坡充分利用它在地球上所處的優越位置，把自己發展成幾乎無與倫比的國際商貿樞紐。」
2007年4月22日，哈佛大學商學院高級副院長維拓（Richard Vietor）在亞洲新聞台的訪談節目中說「新加坡是有效政府的最佳例子」；2008年，政治與經濟風險諮詢公司也認為「新加坡是本區域政治與社會最穩定的國家」。
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監察與研究處處長班吉教授在《2008/2009世界城市狀況報告》推介會上說，新加坡完全找不到貧民窟，單是這點已是許多大城市至今都無法達到的一項成就。和其他城市相比，無論是綠化環境、公共運輸或住屋，新加坡可說是成就非凡。儘管各國城市面對的問題都不相同，但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具備很好的借鑑價值。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新加坡的成就尤其讚賞。他說：「有很多原因讓我很喜歡來新加坡，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治國觀點：務實、萬事難不倒和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它每天都在各個方面適應世界的變化。有個新加坡人這樣說：『新加坡人是日夜都感憂慮的人，我們不把任何事情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必須不斷改變以適應世界。』正是這種不敢懈怠的精神讓新加坡與眾不同。其實，這也應該是聯合國的座右銘。在聯合國，各種各樣的憂慮每天接踵而來。有時候，我真不曉得如何著手處理。新加坡應對問題的方法，可為必須應付氣候變化、維和任務、水資源和食物短缺等不同挑戰的聯合國提供借鑑。新加坡處於創新與改變的最前沿。你們不斷尋求新的解決方案。在很多方面，你們是創新的楷模。」
在現代新興國家裡，新加坡共和國是一朵奇葩。它從一個多種（民）族、多宗教、多語言的移民圈地而居的英國殖民地，在短短40多年裡由第三世界（Third World）躍升第一世界（First World）之林，成為全球跨國企業雲集、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國際大都會，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頭。它小國寡民，資源匱缺，但其政府作為良治的品牌蜚聲國際，成為許多國家借鑑發展經驗的「取經」對象。
新加坡最大反對黨——工人黨領袖劉程強也承認，「建國以來政府的治理成績有目共睹，可以說基本上實現了『善治』。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即便在個別領域對政府有不滿，也會通過合理的渠道向政府尋求幫助，而不會尋求推翻政府，這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發展優勢」。
二 政治學者對良治與民主的關係提出新的看法
上述弗朗西斯·福山於2013年3月發表在《治理期刊》上《什麼是治理？》的文章里，對民主和良治間做了微妙的區分。他指出，「目前發達社會的正統觀念」，也就是相信「民主和良治是缺一不可的」，「更多是理論而不是實際經驗所顯示的事實」。他認為，「政府的素質是能力和自主性相互影響的結果，不取決於是否存在民主政體」。新加坡資深外交家、政治學學者馬凱碩教授贊同福山的這個觀點說：自由民主固然是人人嚮往的制度，但不是實現良治不可或缺的條件。
他說：「直截了當地說，民主不是良治的必要或足夠條件……是的，沒有民主也可能有良治。任何懷疑這種說法的人，應該看看中國政府過去30年的紀錄。它並不是十全十美，但成功地讓更多人脫貧、受教育、延長他們的壽命，並創造了全球最大的中產階級。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其他社會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比中國政府做得更好。因此，否認中國人享有良治，那簡直是精神錯亂（Insane）。」
他覺得西方人著重的更多是良治的方式而不是成績，「很明顯的，有最好的程序但成績卻乏善可陳是沒有意義的。歸根結底，人們只想知道他們的生活有沒有變得更好」。換言之，能為絕大多數人民謀福利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不論是什麼樣的政體。或許這就是向來崇尚西方式民主的福山改變了對民主含義的看法的原因，畢竟事實勝於理想。
2011年12月5日，《環球時報》社評《用民主造福人民，而非討好西方》認為：「西方的真正興趣大概不是要把民主推向世界，而是要借這個過程，把西方的利益向全球擴張……民主制度進入非西方國家，必然與各國政治現實發生複雜的磨合。這種磨合未必不會導致比西方現行體制更有活力的成果，但西方要求民主必須是『純的』，這樣一來，就不會有碰撞與磨合帶來的跨越，一切變成學習資本主義道路的『從頭開始』。西方永遠高高在上就成為客觀的結果……追求民族復興的中國，必須有強大的意志。不能順著西方輿論來，也不能成心逆著西方的經驗走。怎麼對中國好，我們就怎麼做，這個道理永遠都不會錯。」這觀點無疑代表目前中國執政黨對民主政治的立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里提道，「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很形象地說明了中國採用適合國情的政治制度的選擇。
美國投資家羅傑斯（Jim Rogers）數度讚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施行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所取得的輝煌政績：「中國共產黨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資本家。」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也感嘆：「研究中國為將來所作的投資的能力，我不覺得我們的制度是錯誤的，我倒是覺得我們糟蹋了自己正確的制度。我們的民主居然無法像專政的中國那樣發動人民專心致志……團結和堅忍不拔地幹些大事情，這根本就不合理。」
另一美國學者也認為，中國人駕馭資本主義遠比美國人高明：「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衰退所展現的最大諷刺之一是，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在管理資本主義的危機方面可能遠比民主選舉的美國政府高明。」
總之，不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國，短短30年在各方面的快速發展，被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形容為「人類史無前例的」奇蹟。
馬凱碩認為，「福山的文章可以作的最大貢獻，是讓西方思維看到新的可能性。西方人開啟其視角時，將發現許多良治的寶貴例子。當西方的美國和歐洲政府等在為人民提供基本水平的良治都面對困難之際，這些例子更具意義」。新加坡工人黨領袖劉程強也說，「從政治的發展來看，民主是一個不壞的制度，但是民主也並非就是完美的」。
可是，美國的精英階層大多相信美國式的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各國都應該效仿。美國駐新加坡大使海大衛（David Adelman）上任前就曾公開表示，要以公共外交強化新加坡的民主，幾乎是要干涉新加坡的內政。2009年11月，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在提名聽證會上問他，是否有意或打算如何針對民主與新聞自由的課題與新加坡交涉。他當時答說：「我們要搞清楚，目前新加坡的政治絕對不是多黨民主體制，我一旦成為大使，將透過公共外交來促進新加坡的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並最終促使新加坡的反對黨有更多的政治空間，從而強化新加坡的民主，使它成為一個多黨制的民主國家。」海大衛沒料到他在國會聽證會上的這番話，會在新加坡引起那麼大的爭議。
他就任後在新加坡的記者見面會上回答《聯合早報》記者提問時，竟然否認他當時在聽證會上所發表的這番言論是針對新加坡的，「我在聽證會上所說的並不是非比尋常的話，而是美國大使過去200年出使世界各國時都說的話」。他表示，不會對新加坡的國內政治參與意見，因為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應由新加坡人來決定。「我不打算，也沒興趣成為新加坡國內政治的一分子。」他在記者會上重申：「干預新加坡內政對美國一點利益都沒有，美國要做的只是繼續把本身樹立為民主國家的成功典範。美國人都對我們的民主深感自豪，這是眾所周知的。」新加坡政界和新聞工作者都覺得，他終於明白新加坡政府在這個課題上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以及外國人不得干預新加坡內政的堅定立場。
三 人民行動黨政府的自由民主觀
西方自由主義者推崇「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發展模式，並相信沒有民主就不會產生良治。李光耀對此持不同的看法。2009年他在接受美國彭博新聞社訪問時指出，如今人們已經提出異於「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經濟增長靠什麼？（社會）秩序、（政策的）確定性、連貫性、（人民）勤勞、（政府的）親市場政策、儲蓄和投資、貿易、教育和培訓（Order，certainty，consistency，hard work，market-friendly policies，savings and investments，trade，education and training）。這不同於『華盛頓共識』強調的開放經濟，最低限度的國家干預和民主政治的優越性（Stresses on open economies and minimal state intervention，and is based on the superiorit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一）民主選舉如兒戲的壞影響
李光耀雖然接受西方教育，對西方政治制度也了如指掌，但他不贊成全盤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他說他不信服民主的優越性的看法：「民主若果真是較佳的制度，那它本該像市場經濟那樣，早已征服世界了。」不過，他覺得民主有一個優點，即讓政府在非暴力情況下替換。
許多國家的民主選舉猶如兒戲，形形色色的候選人在選前或玩種族牌，或玩宗教牌，或公開偷錄的性愛/偷情視頻打擊對方，或明目張膽地賄賂、恐嚇選民，幾乎都花言巧語地對選民誇下海口，許諾明知無法兌現的種種諾言等伎倆騙取選票。進入國會後，他們以公權牟私利，哪還記得對選民的那些承諾。這樣的例子舉目皆是。
2013年5月5日馬來西亞全國大選的結果顯示出嚴重的種族政治傾向。許多無緣享受進步果實的馬來族選舉反對黨馬來族候選人，在政治上不享受公平待遇的許多華族則選舉反對黨華族候選人。首相納吉承認選舉結果凸顯社會分化現象嚴重，但也歸咎於「華人海嘯」（Chinese Tsunami），呼籲進行「全國和解」運動；前首相馬哈迪乾脆公開指責華族選民「忘恩負義」和許多馬來族選民的「貪婪」，使執政聯盟的表現很不光彩。政界與學術界則發出警訊：縱使是民主選舉，但政客公然大玩種族牌和宗教牌，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越陷越深，不利於社會和諧與國家穩定，更甭說發揚自由民主的政治精神了。
2013年5月14日，馬來西亞主要的英文報《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發表一篇選後評論《馬來西亞的民主危機》（Malaysia’s crisis of democracy）指出，很多馬來西亞人忽略的一個問題是選民之中「沉默」的大多數（A「silent」majority of the electorate）——那些放棄投票權的合格選民。執政聯盟和反對黨聯盟各獲得約500萬張選票，但另外約500萬合格選民棄權。表面上看來，那些棄權的選民似乎無關緊要，頂多說他們是騎牆者或者對政治漠不關心。但往深層思考，這絕非小事。研究經濟學是研究理性的人類如何做決定。在大選中投下一票是一個決定，不投票也是一個決定。「那麼，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那麼多合格選民決定不投票則是民主的危機。」
民主政治也無法阻止不合格的候選人參加競選，讓社會上的壞分子乘機「漂白」自己，然後以合法身份繼續幹壞事。根據印度媒體報道，在「世界最大民主國」印度，很多國會議員曾是貪污犯、殺人犯、強姦犯、流氓惡霸等，他們以各種手段混入國會，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政治的人民代議士！還有些則是長得漂亮的或扮演仗義執言、為民請命角色的影視明星，被痴迷的觀眾送入國會充當花瓶。
